"诏求直言"是指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诏书，要求臣民就某事项，有时也没有具体事项进行言事的行为。
目的是为了处理一些特殊情况，解决现实中的某些问题。言谏制度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但当时尚不完备。发展到了宋代，已经成为中央监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诏求直言是皇帝的一种特殊求谏方式，皇帝广开言路来塑造一种明君的形象，从求言诏书的内容来看并没有对谏议人员及其内容有所限制，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却有所不一，许多官员因为上书劝谏因言获罪。诏求直言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监察模式是对宋代监察体制的补充，它不仅仅使得中央和地方官员有了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更开放了一个平民百姓与皇帝对话的政治平台。虽然在上书的过程中存在许多乱象，但无疑有利于统治者掌握民情。今天我们便来分析一下宋朝皇帝"诏求直言"的原因。
天谴论的影响
宋代皇帝诏求直言次数较多，当发生灾异和危机时，统治者意图群策群力来缓解自然灾害或危机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其求言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不仅受到自然灾害的直接影响，还和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相关。宋代皇帝诏求直言有其一定的灾异天谴理论基础，每逢重大灾异，皇帝往往会下诏求言来救政弭灾。
天谴论是影响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对于自然灾害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人们往往将灾异视为上天的谴告。《春秋》中就有大量关于灾异遣告的记载。西汉董仲舒为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把天谴论进一步系统化建立了"天人感应论"。此后这种儒家传统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灾 异遣告说也不断被史学家应用和书写。天人感应论认为，天子的权利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当君主失德违背天意从事时，上天会降灾异以示警告。
由于天谴论的影响，发生灾异时君主往往视为上天对自身失德的警告，进而检讨自身下诏求言。宋代灾异求言有很多，如旱灾求言、雨灾求言、火灾求言、地震求言、彗星求言和日食求言等。
在天谴论的影响下，灾异求言成为宋代皇帝诏求直言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发生重大危机时，为满足时局的需要是皇帝求言的又一推动力。从宋初立国开始，一直受到邻国的侵扰，边疆战争不断，加之宋庭推行"右文"和"守内虚外"的政策，在对外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宋代皇帝危机求言高达 35 次，主要集中在宋钦宗和宋高宗两朝。此外，为数不多的改元求言、收复失地和诏前宰执言事等求言类型也是迫于局势的需要，战争危机求言成为宋代皇帝求言的一个主要原因。
时局的需要
在面对一些突发情况，皇帝也无能为力时，就会群策群力，因此宋代皇帝诏求直言很多情况下往往是迫于局势的需要，特别是危难时期的求言。在北宋初期和后期，以至于整个南宋一朝，宋朝疆域都受到邻国的侵扰。在面对战况不利又无计可施时，君主会下发求言诏书，问计于朝臣和民众。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去世，年幼的辽圣宗即位，由萧太后摄政。雍熙三年，宋太宗命曹彬率主力北上，直取燕京，后战败，辽圣宗和萧太后趁机南侵，刘廷让部全军覆没。贺令图、杨重进被俘。端拱元年十月，辽军攻占涿州。十一月，辽军攻下长城口，又占满城，进至唐河北，大战多次，双方伤亡惨重。宋太宗在端拱二年正月十一日下发求言诏书：
"顷者以燕蓟之民，国家旧俗，此因晋室，遂陷北戎。耆老没于遐荒，子孙坠于涂炭。间岁以来，乘秋为患。凡中外臣僚、文武百辟，比肩食禄，峨冠在庭，必有智路宏深、才识并茂，可以坐清祅祲，克静烽烟，各宜悉陈所见，密具封章。所责尽心，无効钳口。"
宋太宗的攻辽大计失败，面对辽军的步步紧逼，无计可施而问政于文武众臣。
士大夫给予皇帝的压力
诏求直言并非都是宋代皇帝主动进行的政治行为。在发生灾害和危机时，宋代士大夫往往积极上书皇帝下诏求言，尤其是宰执群体，更与时政阙失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灾异天谴转移论的影响。在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士大夫积极参政，寻求更多的话语权，这一方面与皇帝主动求言的行为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也对君主施予了舆论压力，促使皇帝被迫下发求言诏书。
灾异天谴论意在谴责君主的言行，看似君主对灾异负全部责任，但也常有上天降责，皇帝令大臣替罪的事例。《吕氏春秋·制乐》中记载了宋景公时期发生星变，景公问计于子韦，子韦建议可将祸移罪于宰相。除了可移罪于宰相，他还提出了移于民众、移于收成的建议，但均未被采纳。西汉王莽时期，这种大臣替罪行为颇为流行。大司马逯并和大司马陈茂都曾因日食而免官，每逢重大灾异，策免三公也成为了一种惯例。
宋代灾异发生时，执政大臣往往上书请罪，主动承担责任，但大多情况下君主并不会降责于大臣。绍兴七年七月，因旱求言，宰臣张浚、枢密院使秦桧已下，皆引咎乞罢黜。绍兴三十一年夏四月，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以"久雨"，上疏请求高宗求直言，宰臣陈康伯、朱倬也上书待罪，高宗曰："罪在朕躬，岂可移过大臣？"
尽管高宗没有移罪于大臣，在灾异天谴转移论的影响下，辅政大臣作为主要政治参与人员，对灾异的发生承担相应责任，他们积极施行救灾弥灾之策，成为促使皇帝下诏求言的压力之一。
诏求直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一种弥灾救助手段。总结
宋朝皇帝的"诏求直言"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宋代皇帝求言的次数与时政危机和自然灾害有密切联系，且受皇帝本人明智与昏庸的影响。宋代皇帝诏求直言和党争密切相关，无论是从求言原因来看，还是从求言效果来说，都受到北宋党争的影响；朝臣利用皇帝求言机会进行舆论造势，发表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言论，如宋仁宗明道元年的火灾求言，大臣们不断请求皇太后还政，成为时政热点的突破，进而对当政者进行限制；宋代皇帝下发求言诏书之后，会对臣民进言进行一定的控制，一些投机分子也揣测皇帝心意以求升进。对于不利言论，宋代皇帝往往给予上书者严重惩罚。宋高宗绍兴八年的危机求言，高宗倾向和议，当时士大夫皆以为和议不可。主战派人员大多遭到贬斥。议和派官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升迁。此外，皇帝也会采取罢求直言的形式来维护政权。
宋代皇帝诏求直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但这种限制是有限的 。考察诏求直言的宋代皇权的关系，宋初诏求直言的确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但随着皇帝求言的行之日久，这种进言渠道逐渐被帝王所掌握，使之为皇权服务，成为皇帝建立纳谏明君形象的一种手段。
宋代皇帝诏求直言成为了宋代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对宋代的时政民生颇有改善，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文化，但对臣民所上封事的施行与否，往往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愿。有时诏求直言在皇帝和上书者看来，也知道不一定取到具体效果，但是这种形式一直存在，一直被提倡。皇帝的登基求言甚至成为宋代祖宗故事的一部分。这体现了君臣在灾害和危机面前积极求变的一种表态，在某种层面可以消解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对现实政治的冲击。宋代皇帝诏求直言类似于一种礼仪性的存在，有很强的象征作用，所以得到长期保留和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