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思潮派代表作家芥川龍之介，被譽為短篇小說之神。芥川龍之介與中國的關係，從其初期對古典文學的取材到踏上中國土地，“中國情結”的影響可謂伴其一生。
芥川龍之介短篇小說高產的作家，共計有一百四十八篇，其中多角度、重筆墨的塑造女性形象或以女性為主人公的作品約佔四分之一。從他的三篇短篇小說《杜子春》《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為研究對象，以芥川龍之介的中國情結變遷為主題，旨在通過分析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來透視芥川腦中中國像的變化，並從某一層面詮釋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受容，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國的認知。進而深入挖掘近代日本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認知史。
《杜子春》與芥川龍之介“中國情結”的緣起
從奈良朝、平安朝時代起，漢學就在日本佔據重要的地位，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日本開始拜西方為師為止。之所以能肯定的說古代日本知識分子口中的“學問”就是指漢學，正是因為他們的必修課程之一是學習中國文化。也許有人會說在明治維新的風向口，日本學習的風向標開始指向了西方。兩千餘年，中日兩國長期處於互相借鑑與學習的關係中，中國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早已根深蒂固，絕非短時間就煙消雲散。正如竹內實所說：“明治以來，日本人對智慧的關心，智慧的審美的價值基準,從以前的傾向於中國，發生了急劇的轉換，但是，所謂“漢學”卻是牢固地存在於近代文學草創者的教養根基之中的。”日本文人的漢學底蘊主要是受到傳入日本古典類文學所薰陶的，其中主要包括《史記》《文選》《古文真寶》《十八史略》《四書》等書。
中國古典文化在日本近代的投影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漢文學教育在二十世紀以前對日本作家的影響極大，受到漢文化的薰陶，因此在漢詩文寫作方面培養起了濃厚的興趣。從他們的文章中所融入的大量中國歷史典故、傳說故事中可以管中窺豹，同時在他們的文學創作過程中，在主題、語言、題材等方面都顯示出中國文化的影子，他們受到社會轉型的影響，內心充滿迷茫與惶恐，急需一個能撫慰心靈的淨土，正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美好給予他們極大的心靈慰藉。正是在這片淨土中明治作家將中國古典文學與日本古文學雅緻、隱逸、閒適的傳統相融合，將漢詩的寫作與母語融會貫通進行創作。
第二，夏目漱石汲取儒學中“為人為國”的思想理念，一直貫穿其文學作品的始終。幸田露伴以道家、佛家為基礎的理想主義也能找到東方哲學的影子，除此之外，森鷗外所追求的封建武士精神，也與儒學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熱衷中國古典的唯美派作家谷崎潤一郎在隨筆《芥川君和我》中談到：“當時西洋文學正熱，至少在青年作家中很少有人關心日本或者中國的古典文學，要是有誰對此感興趣,就會被認為是思想老朽的憑證。而芥川君和我則很早就反其道而行，兩個人在愛好中國古典方面稱得上趣味相投。 ”另一位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佐藤春夫也說過：“自明治末年至大正初期,在文壇中對支那的文物多少持有些興趣的，似乎就只有亡友芥川龍之介和自己了”。從谷崎潤一郎和佐藤春夫的評價中清晰的看出，中國古典文化的投影從以芥川為代表的大正文壇的作家身上我們可以洞察出一切。
另一面，在中國魯迅是芥川作品翻譯的開啟人。自 1917 年起，他開始閱讀和翻譯日文文藝書籍，隨之近現代日本文壇的優秀作家也陸續地被中國讀者熟知，芥川的作品也由魯迅帶入中國文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鼻子》、《羅生門》等作品被翻譯，在中國文壇上，由新文化的主將們掀起了一個譯介芥川龍之介作品的高潮，他們的翻譯成果一方面體現了對芥川作品文學價值的認可，另一方面也將中國文化融入其中，搭建起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和發展的橋樑。而縱觀其中，這些學者無一例外身受日本文化的薰陶，因而成為連接中日文化的紐帶。而芥川文學之所以能被中國文壇所接受，其主要是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第一，“人道主義”風潮的興起。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對民族性格、文學品格方面造成重創，譯者們一邊汲取海外積極成分，一邊培育國內人道主義，在《阿富的貞操》、《南京的基督》等譯作中既描繪出了中國傳統女性的人道主義特性，又充滿著對底層人民的同情色彩。
第二，“人性的揭秘”在當時各民族之間矛盾的不斷激化，促使各民族之間相互融合、借鑑、以及各種衝突的頻發，普通民眾首當其衝成為戰爭中最大的受害者，在生存面前其餘一切都顯得那麼的渺小，人性的醜惡面在這種情況下被無限地放大。而當時啟蒙思潮雖尚不能達於民心，但自然人性觀已被人們廣泛接受，芥川文學在此時的問世，就不乏張揚了。後人重走此路，譯《河童》《羅生門》《蜘蛛之絲》《地獄變》等書，以挖掘人的內心深處，發展當代文學。
第三，“對個性的張揚”在亞洲各國，個性的張揚最大的特點便體現在愛情的自由上，而這樣勢必會引起感情、利益等多方面衝突，而中國文壇對外來文化吸取，借鑑之中取長補短，以藉此解放對民眾個性的束縛，《小說月報》作為啟蒙之地，發表了芥川的多篇譯文。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是《開化的丈夫》，這部短篇小說描述了人們對愛情的憧憬和對個性解放的嚮往。
第四，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是反對封建主義對個性的摧殘，但是實際上中國革命的任務和方向都是組織和呼籲底層階級對權勢階層的反抗上，以階級的面目出現，要讓天下的勞苦大眾都解放的。芥川的作品在中國的傳播也應運而生。
芥川龍之介是日本大正時期 “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芥川於明治 25 年 3月生於東京一個經營牛奶店鋪的家庭，出生七個月後生母便患上精神疾病，無奈芥川被母親的兄長芥川道章收為養子，遂改姓芥川。在江戶時期整個社會朱子學、漢學的大環境下浸潤的芥川一家，都具有濃厚的江戶文人氣質，全家都喜歡戲劇和文學，這為培養芥川的文學情趣以及日後的文學創作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3 年芥川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英國文學，期間開始寫作。1916 年短篇小說《鼻子》在《新思潮》雜誌發表後，受到了夏目漱石的高度讚賞，夏目漱石可以說是芥川走進文學世界的啟蒙導師。
另外，芥川的啟蒙教育中家庭影響的成分不可忽視。江戶時期漢學和朱子學方興未艾，芥川家人都鍾愛漢學和漢詩文，家中曲亭馬琴等江戶時代作家的作品隨處可見，中學後，在日本古典小說基礎上，開始接觸漢詩，他始終致力於漢文學的學習和研究，並將自己所發掘和領悟到的中國文化的精髓和魅力與日本近代文化相融合，創作出多種取材古典又勝於古典的作品。因此可以說芥川龍之介受中國古典文學影響之深，都淋漓盡致的表現在了他古典中題材作品多樣性上。據考察芥川從小就喜歡閱讀中國的古典作品，根據日本近代文學館中收藏的“芥川龍之介文庫”所知,芥川一共藏有 188 種 1177 冊中國古典書籍，《聊齋志異》《西遊記》《水滸傳》等都是芥川細細品讀的作品。例如 1915 年，1916 年他分別從《聊齋志異·鼠戲》、《聊齋志異·酒蟲》中取材撰寫了短篇小說《仙人》、《酒蟲》等。芥川從這些中國的歷史傳說和古典小說中吸取營養，融合自身所積澱的日本文化，使之成為來源於原著卻區別於原著的文學經典。
1920 年，芥川在《漢文漢詩的意趣》的文章中有如下一段紀錄：記者問道“讀漢詩漢文有無益處？”，芥川肯定地回答“有益處”，他認為漢詩漢文並非一般被認為的那樣，“都是一些籠而統之的枯燥文字……有許多作品的神經極其纖細的。”想要證明表達自己對漢詩的鐘情，芥川立即加以解釋和分析了杜牧、高青邱等詩人的作品，娓娓道來詩中所描寫的田園意境、以及傳達的思鄉之情。對漢詩的喜歡，已經不只限於喜歡朗讀，更欲深入地研究了漢詩的寫作。1913 年，與淺野三千三通信中，芥川用如下的詩歌表達心情和對漢詩的喜歡：“寒更無客一燈明，石鼎火紅茶靄輕。月到紙窗梅影上，陶詩讀罷道心清。”芥川欣賞漢詩和漢文，並大力推崇，他對中國文人隱居後生活的歆羨即可印證這一點。
當然，根本原因在於他對漢文學的熱愛，以及漸漸形成的深厚的漢學底蘊深深地影響了他。芥川對漢學的熱愛程度，不僅僅體現在自我創作上，還表現在他對漢詩與日本俳句的比較研究上。當時鮮少有人關注松尾芭蕉受漢學之影響。在《芭蕉雜記》中，芥川匠心獨運地比較了芭蕉日本的俳句和漢詩的區別與聯繫，據此，得出芭蕉與中國的文學關聯甚密，“
他簡直是非常熱心地將大海彼岸文學的表現手法收入自家囊中”。《杜子春》中母愛的“傳統美”形象
藉助於幼小對中國古典的喜愛加上自身漢學的修養深厚，芥川從古典作品中取材，進行芥川式的再加工創造。《杜子春傳》是收集於《唐人傳奇》中的《玄怪錄》中，鄭還古創作的唐代傳奇小說，芥川將原典改編成《杜子春》，發表在大正 9 年的兒童文學雜誌《紅鳥》上，故事描寫洛陽城下落魄之時杜子春受仙人指點，二次成為富翁，但卻在第三次時拒絕，只因看清了人情冷漠，富貴之時，周圍人都是阿諛奉承，貧窮之時卻避而遠之。後隨仙人鐵冠子一道去峨眉山走上尋仙之路，經受老虎、白蛇、風雨雷電等直到被神將刺死到地獄，後百般受折磨依然咬緊牙關，絕不開口說話。卻在被蹂躪的母親口中傳來微弱又熟悉的聲音時，杜子春回想曾經種種，淚珠涔涔喊出“娘”。杜子春的成仙之路失敗了。但卻重新生活重新做人。
探究其中母愛的“傳統美”永遠不能忽視的是芥川龍之介的《杜子春》與原典《杜子春傳》的取捨和改動。
（一）原典中不存在的“母親形象”
原典《杜子春傳》細緻入微地描寫了杜子春為成仙得道所經受的磨難。老人告誡杜子春：“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為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老人所言一一應驗，各種考驗隨即而來。首先是大將軍的恐嚇，猛虎毒龍、獅子蝮蛇和毒蠍等對生命的威脅，雷電洪水對心理的震懾。緊接著是對他妻子的折磨，也就是對杜子春夫妻之情的考驗。在經受住了上述考驗之後，閻王將杜子春變為了女人，這是對他身體及心理的另一種折磨，而最終的考驗則是來自母子之情。看著自己的親生骨肉失去生命，杜子春最終沒有跨過進入仙界的最後一道障礙。老人最後對杜子春說：“
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 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芥川的《杜子春》中所設定的磨難與原典大相徑庭之處在於杜子春並沒有變為女人進而結婚生子，而是以母親遭受非人的折磨作為對他的終極考驗。
芥川在改編中摒棄了杜子春變為女人並生下孩子這一設定，而是增加了母親遭受折磨的情節。與原典相比，不具有語言能力和成熟心智的孩子不能通過主動行為給杜子春帶來情感上的衝擊，而母親這一角色則不然，“不用擔心我們，只要你幸福，不必擔心我們變成什麼樣，只要你好就是最好的。只要你不願意開口，大王無論如何逼迫你，你儘管沉默著”母親雖然並不知道兒子為何看著自己身處水深火熱之中卻一言不發，但無私而偉大的母愛讓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身的處境，而是兒子的幸福。正是這種人世間最為純淨的愛讓杜子春做出了人最本能的反應，正如小說中所述：“母親在這種水深火熱的痛苦中，仍眷顧著兒子的心，對於被鞭打的事，完全沒有一絲怨懟之情。這和那些當你是大富翁時，便來阿諛你，當你是一文不名的窮光蛋時，便不理睬你的世人比起來，是多麼難得的溫情，又是多麼堅韌的決心呵！ ”
（二）大相徑庭的結局
《杜子春》原典的結局：“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劾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嘆恨而歸。”不難看出，原典中杜子春對自己沒有經受住考驗而重歸人間耿耿於懷，而老人最終對杜子春的期待也僅僅停留在“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最後一句“嘆恨而歸”揭示出整個故事的主題在於重修煉成仙而輕人性的迴歸。
芥川對故事的結尾做了如下改動：
“如果你還保持沉默的話，我打算當下就斷絕你的生命……你大概已經不想再當神仙了吧。至於大富翁，你也早就厭膩了。那麼，你以後想當什麼呢？”
“不管當什麼，我都打算做個真實的人，過著真正的生活。”
杜子春的聲音，充滿一種至今為止從未出現過的爽朗口吻。
由此可以看出，改編後的故事中老人對杜子春真正的期待並不是成仙得道幫助自己煉成丹藥，而是要通過對他的試煉令其真正迴歸人的本性。同樣，杜子春對於求仙失敗並沒有表現出悔恨之情，而是在老人的幫助下找到了人生的真諦。
（三）主題的深化
從對《杜子春》原型的再創造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芥川中國之行前，芥川對中國的古典故事以及故事背後的人、社會現狀等等都滿懷憧憬，他在給朋友的信裡這樣寫道：
“有什麼 Mysterious 故事的話，請講給我聽一下”。“以《金瓶梅》為代表以及《痴婆子傳》《紅杏傳》《牡丹奇緣》《燈芯奇僧傳》《歡喜奇觀》等，看著這樣的‘淫書’，不知為什麼，我被ZN人的開化而野蠻的性質所吸引了”。此時，在芥川腦中的中國像,還是特別的、另類的、超出想象的、是他文學創作的源泉。然而從他想看的是這些所謂的‘淫書’，被吸引的是ZN人的野蠻而開化的性質，不難推測，芥川在能自己選擇專業，卻並沒有選擇修學漢文學，而是追隨當時社會的大潮流，學習英國文學。在外部壞境影響下，芥川自己也許都沒有察覺出他在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和文化薰陶後，在博大的中國文化中也在找尋西方羅曼蒂克的影子。芥川自幼受到漢文化的影響，這是時代的使然。他們家中的漢文化藏書，理應是父輩流傳下來的，給芥川提供了精神食糧。但是明治維新後，中國的文化影響漸趨式微，乃至從小博覽四書五經的芥川都去報考了東京帝國大學的英文專業，足見世風之走向。芥川進入自己喜歡的大學學習英國文學，雖然沒有走出國門，但對他日後的創作和人生觀還是影響甚大的。
身為養子的芥川，母親在他出生不久即罹患精神疾病，他被送至舅父家做養子，舅父家膝下無子，但是大姨終身未婚寄居在養父家，幫忙照料身在隔壁的瘋母親和芥川，芥川稍有一絲不妥和之處，大姨和養母便哭泣不已。家庭生活時常拮据。導致芥川的性格陰鬱、內斂和膽小怕事。上述的生存環境還摧毀了芥川的自由初戀對象——一個學習英語的開朗少女，後來芥川的一場朦朧的出軌，還被人欺騙了。他人生中打過交道的幾個女性，無一給他留下深深的好感。所以他的作品中出現的日本女性，除了《桔子》中的進城謀生的鄉間小姑娘以外，幾無亮色。
現在已有的資料都強調芥川作品是對中國文學的受納，但絕不是簡單的故事結尾的更改，而是整個故事主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杜子春》原作宣揚的是得道昇仙的個人主義的享樂思想。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受千般苦也值得。芥川的《杜子春》中心思想已經變了，從作品結尾來看，主人公為了不讓母親受罪，放棄了自己成仙得道的前景，毫不遺憾地選擇普通的人間生活。在這裡主人公的追求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的幸福是和母親的幸福連帶一起的，他要為了他人去博愛，去施捨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這就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芥川為主人公提供的一個新生活的舞臺。較之中國的求仙得道，不切實際的虛幻追求來說，《杜子春》的形象立刻被賦予了新時代的崇高含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