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狀病毒疫情把我們家門外的世界變成了一片荒野。如今，除了必要的工作人員外，民眾已經很少涉足公共空間。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世界已經縮小到只有家那麼大。
21世紀已經出現了“非典”、中東呼吸綜合徵、埃博拉、禽流感和豬流感，現在又出現了新型冠狀病毒。如果我們真的進入了病毒大流行時代，我們該如何設計未來的城市，使戶外活動不再是禁區反而保持安全和宜居呢？
的確，在疾病預防方面，城市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科學記者沙阿（Sonia Shah）稱，過去在城市生活會減少人們的預期壽命。現在情況有所改善，但繁忙的城市中心仍是傳染病流行的重要問題之一。
如果沒有快速有效的公共衛生措施來應對病毒傳播，一個城市越大、聯繫越緊密，傳染病的傳播速度就會越快。據估計，到2050年，全球68%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因此，為應對傳染病而設計更好的城市顯得更加緊迫。
城市的不同情況
並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容易受到疾病侵襲。像哥本哈根這樣富有的城市，擁有大量的綠色空間和自行車運動設施。但對於那些生活在肯尼亞內羅畢或孟加拉國達卡這樣經濟欠發達城市中非正式住居的人來說，情況完全不同。
公共衛生專家、哈佛大學講師加西亞（Elvis Garcia）表示，如果沒有適當的衛生設施，也沒有潔淨水清洗，“這就是傳染病最有可能開始和傳播的地方”。
“據估計，10年後有20%的人口居住的城市環境中，無法獲得可靠的水和衛生基礎設施，”他說。
解決基本衛生問題是建設衛生城市的第一步。“這意味著適當的水、衛生系統和優質的房屋，”加西亞說。
病毒喜歡集群
人口密度是影響傳染病傳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因為人口密度會導致人群聚集，增加傳播概率。
新冠病毒疫情最初爆發的中國武漢是華中地區人口最密集的城市，有1100萬人口。同樣在美國，疫情嚴重的紐約是人口最密集的城市。
從如何改造城市空間，我們可以看到未來能夠抵禦傳染病的城市是什麼樣子。
全球各地城市都在封鎖街道，給人們更多空間。例如，美國加州的奧克蘭甚至關閉了74英里長的城市街道，禁止車輛行駛，給步行和騎車的人更多空間。
“綠色時間”
疫情期間，能夠接觸大量綠地對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也很重要。
荷蘭建築事務所UNStudio建築師塔塔裡（Marianthi Tatari）說，“每天20分鐘‘綠色時間’有助於我們用健康和仁愛的態度對待目前的情況。”
室內設計變化
工程公司奧雅納（ ARUP）全球可持續發展總監席爾瓦（Jo da Silva）建議，我們或許也需要改變室內的設計。
她說，在共享建築中，需要考慮建造超過一臺電梯和多個公用樓梯。
我們的家也需要改變。為了讓它們更節能，許多工作場所、公寓和公寓樓都沒有可以打開的窗戶。柯柏聯盟學院建築學副教授卡里波麗提（Lydia Kallipoliti）說，如果我們有更多時間呆在室內，房子需要更好的通風和光線。
她說，需要避免“病態建築綜合徵”，這常常在建築物完全封閉，並通過自身系統循環病原體時出現。
適應能力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建築與城市學院教授沃特傑（Johan Woltjer）認為，如果傳染病將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城市應當更具適應能力。
他說：“在我們目前所處危機中，這將意味著建造臨時住房，建造更靈活的醫療中心，在城市中提供這些空間。”
其中一個例子是倫敦臨時的南丁格爾醫院，它由一個會議中心改造而成，僅僅用了9天時間，能容納4000名患者。而武漢在10天內建設了一家擁有1000個床位的醫院。
對為抵禦傳染病大流行設計的城市來說，具有空間和能力來建設這些臨時機構是基本要求。但也許不止這些，沃特傑認為，城市還需要能夠快速改變，能運送基本物資，提供從購物到商品，到疏散路線等服務。
抵禦流行病
充分利用我們現在的空間，實施進一步的衛生措施，為行人提供更多空間，這都將是未來能夠抵禦流行病城市的關鍵特徵。
但建築學家、設計專家傑克森（Davina Jackson）說，城市的一些重大改變不會像一座華麗的新建築或一個嶄新的大公園那樣顯而易見。她認為，未來的城市設計必須能夠應對如全球病毒一樣完全看不見的流動。
她舉例說，麻省理工學院感知城市實驗室研究人員在下水道放置了傳感器，檢測特定區域的非法毒品和有害細菌。為應對流行病所建設的城市可能會佈滿隱秘的傳感器，幫助繪製疾病傳播地圖。
自給自足
建設一個能抵禦流行病城市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獲取食物的渠道。
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全球各個角落的資源可能在幾小時或幾天內到達城市中心地帶，而病毒也會搭上便車。
新冠病毒疫情首先在武漢爆發，武漢有一個大型火車站連接著這座城市和中國其他地方，還有一個繁忙的國際機場。在中國當局封鎖武漢之前，500萬人離開了這座城市。
沙阿建議，為了降低風險，未來城市可能需要變得更加本土化，自給自足。
已經有一些例子證明，城市農業可以養活數百萬人，但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城市仍是一項挑戰。
加西亞也認為，未來的城市需要更加本土化，不僅在食物方面，還包括日常生活設施。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澳大利亞墨爾本。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前，墨爾本正在進行試點“20分鐘生活圈”，從購物到醫療保健到運動，幾乎所有市民需要的設施都在步行或騎自行車20分鐘內。
本地化和全球化
本土化還可以幫助解決另一個抗疫關鍵點——公共交通。儘管公共交通較環保，但在疫情中公共交通並不是理想交通方式。
沃特傑說，所以城市需要為騎單車出行提供更多措施，城市可能需要提供更多小路，這樣人們有其他方式出行，不在同一條路上或搭乘同一班交通工具。
但在全球對抗嚴峻疫情時，我們不能簡單靠建設來解決問題。
建築師帕隆巴（Poberto Palomba）認為，在考慮建設新城市之前，首先應該把重點放在預防新疾病的出現上。
如果我們做好傳染病的防備工作，我們的城市可能看上去跟今天差不多，只是少一些擁擠，多一點開放空間，多一些本土資源以自給自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