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鱷”喬治 ·索羅斯的投資之路

"我生來一貧如洗,但決不能死時仍舊貧困潦倒!"

“人對事物的認識並不完整,並由此影響事物本身的完整,得出與流行觀點相反的看法。流行的偏見和主導的潮流互相強化,直至兩者之間距離大到非引起一場大災難不可,這才是你要特別留意的,也正是這時才極可能發生暴漲暴跌現象。”------喬治.索羅斯

“金融大鱷”喬治 ·索羅斯的投資之路

索羅斯

一、童年坎坷

1929年10月24日紐約股票市場價格在一天之內下跌12.8%,資本主義經濟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嚴重的週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大危機從美國迅速蔓延到整個歐洲和除蘇聯以外的全世界,與此同時,大量銀行倒閉、生產下降、工廠破產、工人失業。1930年,經濟危機持續蔓延,整個歐洲籠罩在納粹德國的恐怖陰影之下,這一年,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家庭,誕生了一位男嬰,父親為其取名喬治.索羅斯,他的父親是一名律師,性格堅毅、處世精明,這樣的性格對於幼小的索羅斯影響深刻,從小學會了自尊自愛、堅定剛毅。

1947年,二戰結束的第二年,索羅斯17歲,整個歐洲沉浸在戰後重建的過程中,躲過了納粹的屠刀,恐怖的陰影依舊瀰漫在猶太人的心中。此時的索羅斯開始思考人生,在父親的支持下,踏上了開往瑞士伯爾尼的火車,在伯爾尼短暫停留後,又去了倫敦。

在外遊行的這些日子裡,索羅斯過得窮困潦倒,讓他意識到金錢的重要性,他決定改變自己的命運。1949年索羅斯考入倫敦經濟學院,在這裡,他選修了社會主義理論學家哈洛德·拉斯基的一些課程,也選修了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米德的課程。不過,這兩個人的理論並沒有得到索羅斯的認同,直到遇到了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奇·伍恩 ·海克、哲學家卡爾 ·波普,這兩個人使得索羅斯走上了理性之路。卡爾 ·波普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對索羅斯影響深遠,書中說:“人類社會只有兩種可能的命運。其一是成為“封閉”社會,所有人只能有一個信仰;其二是成為“開放”社會,在這裡沒有討厭的國家主義和民族戰爭,各種相互衝突的信仰可以互融。開放社會是不確定和不安定的,它比封閉社會要先進。”

在哲學家卡爾 ·波普看來,哲學理論不應該是在現實世界中尋找發財之路的工具,但在索羅斯看來,哲學的功能恰恰在於此,他不斷的創造出金融市場運作的理論,並由抽象轉向了實踐。

二、與投資結緣

“金融大鱷”喬治 ·索羅斯的投資之路

此時的索羅斯不斷地豐富著自己的理論,想著能成為一名教授。窮困潦倒的生活只能讓他向“猶太人救濟委員會”求助,這期間,索羅斯還去做過鐵路搬運工、室內游泳池侍者、銷售手提袋的工作,終究現實讓他明白,所得的學位對他毫無幫助,因為他必須去謀生。

經過自己一番毛遂自薦,索羅斯得到了一家投行的培訓生工作,開始接觸金融市場。哲學家的天性讓他對這份工作非常著迷,並且很快成長為在黃金股票套匯方面很有專長的交易員,真正體會到了金融市場的神奇、買和賣的狂喜。

天性不安分的索羅斯並沒有滿足於當前的現狀,他渴望更廣闊的的世界。

1956年,索羅斯26歲,帶著在交易中賺取的5000美元報酬和一位親戚交付的1000英鎊投資款,索羅斯來到了紐約,在朋友的介紹下,索羅斯來到F·M·梅葉公司,成了一名專業從事黃金和股票的交易商。

1960年,索羅斯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德國安聯保險公司股價上漲,不動產業務也呈現增長趨勢,而安聯公司卻在它的資產價值中進行拋售股票套現,於是索羅斯寫信建議他人買入,摩根擔保公司和德雷福斯聽取了他的意見,購買了大量的安聯公司的股份,這件事讓安聯公司的董事們很不高興,給索羅斯的上司寫信告知:“索羅斯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事實上,正是索羅斯的敏銳,安聯公司的股價翻了三倍,讓投資人賺的盆滿缽滿,索羅斯自此名聲大振。

1963-1967年,索羅斯在愛霍德·佈雷徹爾德公司工作,並做到了研究部主管。幾年間,索羅斯利用自己的創造的理論,為公司賺了很多錢,成為了愛霍德·佈雷徹爾德公司的關鍵人物。索羅斯的天性不安分,就像當年離開倫敦來到紐約,他並不想永遠給別人打工,他要創造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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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

三、華爾街封神

1973年,索羅斯和好友羅傑斯創建了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司起初只有三個人,索羅斯是交易員,羅傑斯是研究員,還有一個秘書。此時的索羅斯花大量的時間進行市場研究,他訂閱了很多商業期刊,每天金融機構的調研報告,運用他那“哲學式”的思維思考著、注視著這個世界的運行方式。

索羅斯認為:“從根本上說,我們對於世界的所有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缺陷的,被歪曲了的”他非常信奉的一句話就是“你越是能把自己努力限制在一個抽象領域,你越是能在實際操作中做得更好”,索羅斯對於抽象事物的理解能夠及時的運用到金融市場中實踐,實踐的終極思想根源就是“感覺”。

1973年10月6日,埃及、敘利亞為收復失地,經過周密準備之後,向以色列發動突然襲擊,開始了第四次中東戰爭,埃及和敘利亞在初期的攻勢使以色列軍遭受大量戰損,以色列急需補給軍火武器,否則戰局將面臨崩潰。此時索羅斯,看到了機會,以色列的背後是美國,在如此情況下,美國定會支援以色列武器裝備,於是索羅斯基金開始投資那些掌握大量國防部訂貨合同的公司股票,果不其然,美國尼克松總統決定全面援助以色列,下令美國空軍全面啟動,代號“五分錢救援行動”,大量重型運輸機飛往以色列。這些投資為索羅斯基金帶來了鉅額利潤。

1979年,索羅斯將公司更名為量子基金,來源於海森伯格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定律。因為索羅斯認為市場總是處於不確定的狀態,總是在波動。在不確定狀態上下注,才能賺錢。此時索羅斯在英國證券市場也是如魚得水,在股市上漲到頂峰時,他把英國英鎊賣空,這一次讓他賺了1億美元。通過幾次成功的買賣,量子基金收益增長了102.6%,資產發展到了3.81億美元,索羅斯名震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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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挑戰“英格蘭銀行”

索羅斯的天才之處在於能夠更快的發現長遠趨勢,敢於去做前人沒有去做過的事情。

近200年來英鎊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貨幣,在世界金融市場佔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1992年的股市大崩潰之後,迫使英國政府放棄了金本位制而採取匯率浮動制,英鎊在世界市場的地位不斷下降。而作為保障市場穩定的重要機構——英格蘭銀行,是英國金融體制的強大支柱,具有極為豐富的市場經驗和強大的實力。歷史以來,從未有人想過也不敢去想與一個國家的金融機構抗衡,索羅斯卻想了,他想證明“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這句話有多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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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銀行

1989年11月,柏林牆的轟然倒下,許多人認為一個新的統一的德國將會迅速崛起和繁榮,但索羅斯持有不同的看法。經過“哲學式”的思考,他認為東德重建,必將經歷一段經濟困難時期。德國將會更加關注自己的經濟問題,而無暇幫助其他歐洲國家渡過經濟難關,這將對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及貨幣帶來深遠的影響。

在1990年,英國決定加入西歐國家創立的新貨幣體系——歐洲匯率體系(簡稱ERM)。這個體系相當於一個“合縱條約”,要想發揮作用,每一個成員國必須站在聯盟共同利益的角度採取一致行動,這將是何其難的一件事情。歐洲匯率體系規定,每一種貨幣只允許在一定的匯率範圍內浮動,一旦超出了規定的匯率浮動範圍,各成員國的中央銀行就有責任通過買賣本國貨幣進行市場干預,使該國貨幣匯率穩定到規定的範圍之內;在規定的匯率浮動範圍內,成員國的貨幣可以相對於其他成員國的貨幣進行浮動。

在這裡,“俠客君”給小夥伴們普及一點“貨幣金融學”的知識,貨幣政策的制定面臨一個難題:“三元悖論”,制定匯率政策涉及“利益取捨”,所謂“三元悖論”就是認為金融一體化、固定匯率以及匯率政策的獨立性三者中,只有兩個可能實現,不可能同時做到三個同時實現。對於一個金融開放的經濟體來說,政府必須在固定匯率和匯率政策的獨立性之間做出選擇。當時的多數歐洲貨幣,均以德國馬克為基準,在英國加入歐洲匯率體系之前,英鎊與德國馬克的匯率已穩定在1英鎊兌換2.95馬克的匯率水平。無奈英國經濟衰退,需要刺激國內經濟以維持穩定,英國政府面臨兩條路,降低利率或者說服德國加息,降息就會進一步使得英鎊貶值,難以維持ERM浮動匯率的規定,說服德國加息似乎更行不通,不用說德國自身需要振興東德的重建,同樣面臨降息預期,其他成員國也不會同意,似乎擺在英國面前只有一條路,降息並退出歐洲匯率體系,雖然首相約翰·梅傑多次強調要維持英鎊匯率水平,保持其在歐洲貨幣體系的地位,但索羅斯認為這不過是虛張聲勢,此時此刻,索羅斯及其他一些投機者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卻在不斷擴大頭寸的規模,為狙擊英鎊作準備。

1992年9月,投機者開始進攻歐洲匯率體系中那些疲軟的貨幣,其中包括英鎊、意大利里拉等。索羅斯及一些長期進行外匯套利的共同基金和跨國公司在市場上拋售疲軟的歐洲貨幣,使得這些國家的中央銀行不得不斥巨資來支持各自的貨幣匯率。

英國政府計劃從國際銀行組織借入資金用來阻止英鎊繼續貶值,但這猶如杯水車薪。僅索羅斯一人在這場與英國政府的較量中就動用了100億美元。索羅斯在這場豪賭中做空70億美元的英鎊,並持有60億美元馬克的多頭頭寸,同時,索羅斯考慮到一個國家貨幣的貶值(升值)通常會導致該國股市的上漲(下跌),又買入價值5億美元的英國股票,並做空德國股票。如果只是索羅斯一個人與英國較量,英國政府也許還有一絲希望,但世界許多投機者的參與使這較量的雙方力量懸殊,註定了英國政府的失敗。

1992年9月中旬,危機終於爆發。市場上到處流傳著意大利里拉即將貶值的謠言,里拉的拋盤大量湧出。9月13日,意大利里拉貶值7%,雖然仍在歐洲匯率體系限定的浮動範圍內,但情況看起來卻很悲觀。這使索羅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歐洲匯率體系的一些成員國最終將不會允許歐洲匯率體系來決定本國貨幣的價值,這些國家將退出歐洲匯率體系。

1992年9月15日,索羅斯決定大量做空英鎊。英鎊對馬克的比價一路下跌至2.80,雖有消息說英格蘭銀行購入30億英鎊,但仍未能擋住英鎊的跌勢。到傍晚收市時,英鎊對馬克的比價差不多已跌至歐洲匯率體系規定的下限。英鎊已處於退出歐洲匯率體系的邊緣。

英國財政大臣萊蒙採取了各種措施來應付這場危機。首先,他再一次請求德國降低利率,但德國再一次拒絕了;無奈,他請求首相將本國利率上調2%一12%,希望通過高利率來吸引貨幣的迴流。一天之中,英格蘭銀行兩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達15%,但仍收效甚微,英鎊的匯率還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在這場捍衛英鎊的行動中,英國政府動用了價值269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最終還是遭受慘敗,被迫退出歐洲匯率體系。

索羅斯這一次做空英鎊獲利接近10億美元,在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利率期貨上的多頭和意大利里拉上的空頭交易使他的總利潤高達20億美元,成為了最大贏家,甚至被稱為“打垮了英格蘭銀行的人”。

五、沽空泰銖,敗退香港

上世紀90年代,當西歐國家的經濟不斷衰退時,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出現了奇蹟般的增長,東南亞等國都為外向型經濟的國家,對世界市場的依附性很大,經濟增長的背後隱藏著過度依賴外貿和貿易逆差過大等結構性問題,連續幾年的國際貿易收支逆差迫使泰國政府拋出大量外匯,這些背後的隱患被索羅斯看透了,他認為泰銖明顯出現高估,預測泰銖會貶值,於是,他的目光瞄準了東南亞市場。

97年2月初,索羅斯大量拋售泰銖,並向泰國銀行借入高達150億美元的數月期限的遠期泰銖合約,而後於現匯市場大規模拋售,泰銖匯率大幅度變動,引發金融市場動盪。5月7日,貨幣投機者通過經營離岸業務的外國銀行,建立即期和遠期外匯交易頭寸。從5月8日起,從泰國本地銀行借入泰銖,在即期和遠期市場大量賣泰銖的方式,沽空泰銖,造成泰銖即期匯價的急劇下跌,沽空行為持續到7月份。

1997年7月2日,泰國宣佈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泰銖更是狂跌不止,7月24日,泰銖已跌至1美元兌32.63銖的歷史最低水平。泰國政府被國際投機家頃刻間捲走了40億美元,許多泰國人的腰包也被掏個精光。

在大肆沽空泰銖後,索羅斯又把槍口瞄準了香港。1997年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211.47點;28日,下跌1621.80點,跌破9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

1997年7月21日,索羅斯開始發動新一輪的進攻。當日,美元兌港幣3個月遠期升水250點,港幣3個月同業拆借利率從5.575%升至7.06%。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於次日精心策劃了一場反擊戰。香港政府通過發行大筆政府債券,抬高港幣利率,進而推動港幣兌美元匯率大幅上揚。同時,香港金融管理局對兩家涉嫌投機港幣的銀行提出了口頭警告,使一些港幣投機商戰戰兢兢,最後選擇退出港幣投機隊伍,這無疑將削弱索羅斯的投機力量。當港幣又開始出現投機性拋售時,香港金融管理局又大幅提高短期利率,使銀行間的隔夜貸款利率暴漲。一連串的反擊,使索羅斯的香港征戰未能討到任何便宜,據說此舉使索羅斯損失慘重。

中國政府也一再強調,將會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衛港幣穩定。必要時,中國銀行將會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聯手打擊索羅斯的投機活動。這對於維持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無疑是一種強心劑。當索羅斯聽到這個消息,意識到做空港幣的希望渺茫,也只能鳴金收兵。

在亞洲市場的戰役,雖敗退香港,但索羅斯無疑還是成功的,就像他自己說的:“永遠不要孤注一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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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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