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黃學派”與黃安馮氏的家學傳承
文/姚彬彬
馮永軒（1897-1979）先生，籍湖北黃安（今紅安），歷史學家，平生於楚史、西北史地及小學諸領域造詣深邃，多所創穫。先生於1923年入讀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其間師承黃侃（字季剛，1888-1935）先生，平生學術由此肇始。馮家與黃家多年來有頗深的淵源，即使在黃侃身後，他的幾位公子一直還與永軒先生保持著篤厚的友誼，時常往來走動。永軒公哲嗣、吾師馮天瑜先生在《馮永軒集·序》中回憶說：“我們兄弟常常聽到先父對其師尊（梁啟超、王國維、黃侃諸先生）風骨及學識的讚美，廳堂常年懸掛三老親書條幅，而‘任公先生’‘王師’‘季剛先生’等，是我們自幼耳熟能詳的尊號，三先生成為我們家親近的，彷彿時時在側的長老。”
黃季剛先生出於晚清民初思想文化宗師章太炎先生門下，又最得太炎先生之器重，堪稱“上座高足”。錢穆曾評價說：“章氏去日本，從學者甚眾，然皆務專門，鮮通學，惟黃侃一人，最為章氏門人所敬。”（《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太炎本人則謂：“學者雖聰慧過人，其始必以愚自處，離經辨志，不異童蒙。良久乃用其智。即發露頭角矣，自爾以往，又當以愚自處。不過三年，昭然若撥雲霧見青天者。斯後智愚雜用，無所不可。餘弟子中獨季剛深窺斯旨。”（《菿漢閒話》）。章太炎常戲稱門下弟子有“五王”，謂“天王”黃侃，“東王”汪東（旭初，1890—1963），“西王”朱希祖（逖先，1879—1944），“南王”錢玄同（中季，1887—1939），“北王”吳承仕（檢齋，1884—1939）。[①]其中亦以黃侃居首。
章太炎及其門下弟子黃侃等，是民國初年重要的人文學術群體，時人嘗謂：“民國初年北京的文史學界的泰斗都出於太炎先生之門。”[②]此言雖稍顯溢美，卻也大體符合事實。日本學者島田虔次曾感嘆說：“五四前後湧現出許多思想界、學術界的人物，也都出自太炎之門，如魯迅、周作人、錢玄同以及黃侃、吳承仕、朱宗萊、馬裕藻、朱希祖等等，只是數數人名，也應是思過半矣。”[③]故今之學界有“章門弟子”作為學術共同體之說。
因為黃侃在經學、小學等傳統的學問領域較為全面地繼承了太炎的學術家業，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乃師還要精純一些。因此，在這些學問的領域，又通常把“章門弟子”這一學術共同體稱為“章黃學派”。——無論是馮永軒先生平生正直狷介，“遠權貴、拒妄財”的為人境界，還是天瑜師的許多學術思想取向，都與該學派的風範氣象乃至一些核心性的價值觀念，不乏前後契合之處。當然，這種“契合”，未必徑可視為一些具體性的“影響”或“繼承”，就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學派”構建而言，更多乃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學術共同體性質（章太炎與其弟子們的關係也大抵如此）。“馮學”與“章黃學派”的關係，或亦應作如是觀者。
一、“遠權貴、拒妄財”
天瑜師曾談及永軒先生之“未成文的家訓”，可以“遠權貴、拒妄財”一言蔽之。這是馮家歷來的“身教”，系“無言地傳承”。——永軒先生“一生守住底線，抵禦權貴和金錢的威壓、誘惑，只求一個心安理得。” （《未成文的家訓》）先生當年洞察新疆軍閥盛世才的野心，不為其百般利益誘惑所動，至始至終恪守人格之巍巍挺立，最終憑藉智慧而擺脫其控制。抗戰軍興，先生在鄂東山區就任省立第二高中校長，“不懼當局高壓，抵制CC系對學校的控制，終於辭職以抗，一段時間家庭生活極度艱困。”乃至在建國以後的“反右運動”中，仍“不畏權勢威壓，堅守正直人格”，據天瑜師回憶：
1957年春，父親的老學生，時為武漢師院教師、工會主席的高維嶽，受校黨委指示，主持教師“大鳴大放”。不久“反右”運動驟至，高維嶽被指煽動教師“向党進攻”，第一批劃為右派，父親拍案而起，說高維嶽是老實人，按黨委佈置，組織教師提意見，怎麼成了“反黨”？本來，父親並未參與“鳴放”，不會成右派，現在他自己“跳出來”，為右派鳴不平，且不肯認錯，又拒不“揭發”他人，於是在1958年春被戴上最後一批右派分子帽子，停發工資（只給“生活費”），以六十高齡遣送農場勞動。後來我大哥、二哥到校方瞭解父親情況，主事者說：馮某人本無太多反動言論，但居然抗拒反右運動，“態度極壞”，又在師生中影響大，阻止師生揭發右派，成為運動阻力，故非打成右派不可。（《未成文的家訓》）
所謂“遠權貴”之“遠”，自非拒人於千里之外，而是保持自己的人格獨立，更不會有意依附而“攀龍附鳳”。——瞭解情況的人都知道，天瑜師所接觸過的當世“權貴”級別之高自不必說，各界的所謂“名流”們仰慕先生之道德學問者，更多如過江之鯽。在滾滾紅塵之中，先生一向襟懷灑落，無論對待各個階層的人士，“循循然善誘人”，恬淡處之，一律平等無別。先生在《未成文的家訓》中自道心曲謂：
我本人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一再拒絕“進京任職”（因此避免了日後的種種麻煩），又在1984年、1986年兩拒校長任命（因而得有時間精力專務學術），幾位兄長和我妻子都支持這種抉擇，此皆馮氏家教的餘韻流風。（略需說明；進京任職、當校長的，好人多多，作出有益貢獻的也不乏其例，只是我於“當官”無興趣，故辭謝之，這只是說明家教影響力之深，決非自鳴清高，更無推廣上述作法之意。）
就筆者多年來耳聞目睹所見，這種人生境界，“知易行難”。許多人（尤其是學界中人，甚至包括方外人士）雖平日標榜“自由”或“道統”，然觀其所行則未必一致，甚至不乏截然反之者。——因此尤感到，天瑜師“遠權貴、拒妄財”的人生態度，確確實實早已內化到了精神生命的深處，故能如魚飲水般自然而然地“知行合一”，自當早有“家學”傳統之濡染。
必須注意到，與之類似的精神境界，民國時期在章太炎及其弟子的身上，有淋漓盡致的表現。就章氏本人而言，“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④]晚年太炎隱居蘇州，講學之餘呼籲抗日救國，為此亦多次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拉攏或威脅，但至始至終我行我素，毫無所動。黃侃先生從青年時代則已以“儒俠”為己任，他在《釋俠》一文中說：“世宙晦塞，民生多艱，平均之象，侜兆而弗見，則怨讟之聲，聞於九天。其誰拯之？時維俠乎。……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非大俠其孰能與於斯？古之聖哲，悲世之沉淪，哀烝民之失職，窮厄不變其救天下之心，此俠之操也。”其平生嬉笑怒罵，傲視群倫，更多見掌故之載。若太炎其他弟子，魯迅先生號稱“骨頭最硬”，不僅現諸文字著述，其早年對“教育總長”章士釗的拉攏嗤之以鼻，晚年時甚至拒絕了蔣介石本人的會面約見；劉文典任安徽大學校長期間，更與“最高領袖”蔣介石因學生學潮事當面發生衝突，怒斥蔣氏“你就是新軍閥！”……吾人今日讀“章黃學派”中的有關掌故，實若一部新《世說新語》，魏晉高士之神情風采，宛然現前，令人神往。
這種精神境界，或即儒家所謂之“狂狷”精神，“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狂”與“狷”實為同一種人格精神的一體之兩面，在“章黃學派”中，“狂”的一面表現得比較明顯；而馮氏家族對“遠權貴、拒妄財”身體力行，則更多地表現出“狷”的一面。這是民國以來，乃至數千年以來，中國“士”的精神中最可寶貴的精神傳統。
二、從“六經皆史”到“元典皆史”
馮氏家學，博通四部，由博而約，然從入之途，則以“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之乙部立基。永軒先生平生專於古文字學，西北史地和楚史，精心收藏考證古文物，代表作有《史記楚世家會注考證校補》、《西北史地論叢》、《楚史》等，多發前人未發之覆。天瑜師平生亦以文化史命家，然實則學貫三教諸子，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仍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大傳統之流衍。
此一脈絡，追溯於前哲，實“清學正統派”現代轉化，亦可於“正統派之殿軍”（梁啟超語）章太炎之學中，草蛇灰線，可資尋繹。——太炎平生雖以經學立基，然所宗為古文家“六經皆史”之說，他認為“六經”皆為古人載史記事之書，與後世史書無本質區別，他明確指出：“六經皆史這句話詳細考察起來，實在很不錯。在六經裡面，《尚書》《春秋》都是記事的典籍，我們當然可以說它是史。《詩經》大半都是為國事而作，……也可以說是史。《禮經》是記載古代典章制度的，在後世本是史的一部分。《樂經》雖是失去，想是記載樂譜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狀。只有《易經》一書，看起來像是和史沒關，但實際上卻也是史。……《春秋》是顯明的史，《易經》是蘊著史的精華。由此可見，六經無一非史，後人於史之外，別立為經，推尊過甚，更有些近於宗教。”[⑤]以六經載具微言大義之“道”，則是今文經學的看法，章太炎對此一向是明確反對的：“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尋求義理。故孔子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惟為客觀之學。”[⑥]——由經學入史學，又由史學以解經學，無論章太炎本人還是黃侃等及門弟子，於此大抵存有共識。
天瑜師《中華元典精神》等著中，於前賢“六經皆史”之說，更有進一步的發揚，提出“元典皆史”這一重要命題。
所謂“元典”，這是天瑜師首創之文化觀念，現在早已成為海內外文化學術界之一通行“關鍵詞”，先生謂：
各個文明民族都在自己的“青年時代”（既不是混沌的“兒童時代”、幼稚的“少年時代”，也不是成熟的“壯年時代”）創造自己的文化元典。如印度的《吠陀》《奧義》和佛教藏經，波斯的《古聖書》，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哲的論著，猶太教及基督教的《聖經》（猶太教、基督教共有的《舊約全書》與基督教的《新約全書》），伊斯蘭教的《古蘭經》，都被相關民族或某一文化圈視作“經典”、“聖典”，也即“元典”。[⑦]
就中華元典而言，大體正值公元前6世紀前後的“軸心時代”，“中國也有學人記史、載思，初作於西周王官，再創於散落民間的東周諸子，形成以‘五經’（《詩》《書》《禮》《易》《春秋》）為樞機，博議於諸子（《論語》《墨子》《孟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群籍，我們稱之‘中國元典’”（《中國文化元典十講·弁言》）天瑜師認為，無論是中國元典還是域外元典，皆有其歷史性，亦皆可還原為歷史典籍，由此方可破除先民對於元典過分神聖化之迷信藩籬，迴歸其作為文化“大典”、“善典”、“美典”的本來面目。
天瑜師在有關“元典皆史”的論述中，於章太炎有關“六經皆史”的闡釋，時有徵引印證[⑧]，由此亦可見，“元典皆史”與章氏之“六經皆史”，確乎可謂一脈相承。
三、不主故常、平視諸子
天瑜師在《中華元典精神》中，不獨視《詩》《書》《禮》《易》《春秋》為元典，舉凡先秦道、墨、法等諸子書，乃至後世之“中國化”佛典，認為其皆具元典性。先生明確指出：中華元典並非僅有儒家“五經”及《論》《孟》一路，道家經典《老子》《莊子》，墨家經典《墨子》，以及“中國化佛教”的《法華》《華嚴》《壇經》等經典，共同匯聚為中華元典的長江大河。——理解中國文化，自應著眼於其全體大用，儒家雖為兩千年來之定於一尊之“官學”，然道家的“無為自然”、墨家的“兼愛非攻”、法家的“法不阿貴”，乃至佛家的“同體大悲”、兵家的“上兵伐謀”等精神，皆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重要端緒。——不僅如此，即使作為中華元典的“五經”，亦為“鬱郁乎文哉”之兩週文化結晶，孔門雖有“傳經”之功，然五經本非儒門所專有，先生指出：
漢代以來，人們習慣於將“五經”看作儒學經典。其實，《詩》、《書》、《禮》、《易》、《春秋》等中華元典並非專屬儒家。《莊子·天下》以“古之道術”稱呼這幾部典籍，是頗有分寸的，因為它們是諸子百家“方術”的共同淵藪，而不是儒家獨佔的源頭。先秦時，這幾部書被視作社會的通用教科書，不僅儒家以《詩》、《書》、《禮》、《樂》為教，墨子以《詩》、《書》教誨弟子，陰陽家研習《易》理，也是耳熟能詳的事實；儒家內部的不同派別，則對元典各有取捨，如孟子學說源於《詩》、《書》，其後學又吸取了陰陽五行之術；荀子學說源於《禮》、《樂》，並收納名、法二家。[⑨]
這裡必須談到的，是天瑜師對儒學的總體判斷，向不同於晚近“新儒家”的“本位論”，而是既承認孔子“仁者愛人”和孟子“民本主義”的可貴价值，也同時深刻認識到儒家“愛有差等”，重“人”而輕“民”的歷史侷限性，乃至儒學作為兩千多年皇權時代的官方意識形態，畢竟始終作為“為君牧民”之術而存在的客觀事實，先生強調：
以“德治”為手段，以“保民”（保有對民眾的所有權）為目標的民本思想，大體上是作為統治階級的“人”的一種富於政治遠見的思想，是著眼於“人”的萬世基業的一種深謀遠慮。孔丘所創立的原始儒家，代表著“人”（治民者）的根本利益，承認並關注“民”的生存權，……孔丘確乎為“人”（治民者）構思了上乘的統治辦法，魯迅說：“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而這種為“人”的長治久安所作設計，構成儒家民本主義的基旨。[⑩]
毋庸諱言，天瑜師有關儒學得失的論述，在其中青年時期的作品中，表露出更多的批判鋒芒。晚年的《中華元典精神》等著作中則較多談到了孔孟之學中不能被忽視的可貴之處。——其前期作品，自不能忽視眾所周知的時代語境，但早年和晚年前後宗旨，總體上仍是一貫的，即立足於“文化史觀”而非“聖賢史觀”， “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天瑜師的學術思想，至始至終隱含著關注社會底層切實權益的“人民性”的底蘊，就此而言，他對墨家學說，倒是有更多的親近感，先生說：
代表“賤人”的墨家，則與儒家明顯不同。墨家代表“農與工肆之人”（《墨子·尚賢上》），揭示“民之三巨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墨子·非樂》），憤怒譴責“今王公大人”的腐化墮落，力主非樂、非命、節用、節葬。墨翟勸誘當政者向庶眾開放政權，不搞貴族專政，“不黨父兄，不偏富貴。”（《墨子·尚賢中》）希望統治者採取“役夫之道”、“與百姓均事業、共勞苦”，反映了民眾對平等與公正的要求。[11]
近年來，先生又撰有《文明演進中的“勞力”與“勞心”》諸文，更加深入地反思了早期儒者“賤視生產勞動”、“‘勞力’與‘勞心’對立”、“重擬人化自然而輕客觀對象自然”等歷史積弊，而對“倡導生產，精研技藝”的墨學，給予了較多的肯定。[12]
在中華文化的思想脈絡上不拘泥於“一尊”之學，不囿成說，不主故常，把儒家從“至尊”的地位還原為先秦諸子“顯學”中的一家，並深刻反思其歷史得失。這種思想取向，著眼近現代以來的思想學術史，仍要追溯於章太炎一脈。
太炎先生在諸子學上主張“諸子出於王官論”，以“儒家之學，出於司徒之官”，與先秦其他學派一樣，本來都是周王朝政府職能部門的轉化，在地位上也自然不會有什麼特殊性。——太炎早年對儒家的批評，持論尤為峻烈，這一方面應該是由於他對作為兩千年專制王朝意識形態的儒學的本能牴觸；另外應該也是因為他對康有為借今文經學以“託古改制”，不僅尊清帝權威，還想把自己樹立為教主的野心的“矯枉過正”式的批判。他在1903年撰寫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便明確指出，清室之所以“尊事孔子，奉行儒術”，實在是“斯乃不得已而為之”，實質不過是為了“便其南面之術，愚民之計”[13]，康有為亦“尊稱聖人，自謂教主”[14]。故其非議孔學，實則有所現實指向。1906年，章太炎在其《論諸子學》文中立足於先秦學術思想背景，對孔子和儒學開展更進一步的反思。謂“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其“終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擬”，[15]認為孔學不過是攀附權貴的功利主義，而且無原則、無是非觀念，“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愿”，“彼耶穌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培塞人之思想，而儒術之害，則在淆亂人之思想。”[16]——儘管如此，章太炎還是承認孔子在中國學術史上不能抹殺的重要地位，“孔氏，古良史也。輔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機玉斗矣。談、遷嗣之，後有《七略》。孔子死，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17]認為孔子雖非康有為等所樹立的“素王”，但畢竟還是一位優秀的史家和學人。
章氏於諸子其他諸家，雖皆有褒貶，亦多給予肯定。他對《莊子》的思想評價最高，認為是哲學智慧的極詣：“若夫水流繁會，各於其黨，命世哲人，莫若莊氏。《逍遙》任萬物之各適，《齊物》得彼是之環樞，以視孔墨，猶塵垢也。”[18]也肯定了墨家勇於救世的犧牲精神，認為“墨子之學誠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則非孔老所敢窺視也。”[19]於法家則重視其與西方政治思想的相通性：“法家者，則猶西方所謂政治家也，非膠於刑律而已。”[20]——到了晚年，太炎對儒學的態度有了一定改觀，但“平視諸子”的態度，則始終如一。
天瑜師平日曾談到，其對儒家文化的反思，及平視諸子的學術觀念，早年從閱讀章太炎、魯迅、李贄諸家的著作中，得到頗多啟示。——孔子作為一位軸心時代的哲人，其傳承文化，昌言仁義之功，自不可掩，但也確實存在其所處時代的某些認識侷限（若趙紀彬在《論語新探》中的許多考證，不得不令人信服）。而且，儒學作為中國兩千年皇權時代的“治術”，孔子被推上神壇，“過崇前聖，推為萬能，則適為桎梏矣”[21]，其束縛人心的種種弊害，實在不容忽視，天瑜師在近期所撰《儒學現代價值及限定性——兼議普世價值不可忽略》文中清楚地總結說：
反顧歷史，從兩漢以降兩千年間，儒學一再遭遇此種不祥之吻——被權貴利用，以至官方化、教條化，因而扭曲以至僵死。這在西方也有同例：生動而深刻的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學說，在中世紀被教廷造成桎梏人心的教條，成為歐洲中世千年黑暗的文化原因之一。這除了統治者居心叵測、私心自用外，也與儒學本身弱點有關。儒家優點不少，此不具論，但毛病也不輕，一如孔子罕議性與天道，少作形上探討，以至儒學缺乏本體論建構和嚴密的理論體系，中外學者多有議及，此不贅。又如儒家因急於用世，素來依附君主及權貴（與出身底層的墨家大異，也與超世道家不同），太史公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孟子曰，治國不難，不得罪巨室，皆此之謂也。儒家雖同情民眾、重視民力保護、肯定民眾的基礎性社會功能（卓越宏論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學也有倡導獨立之大丈夫精神的高議，史上亦不乏卓異的踐行者（蘇武、諸葛亮、文天祥皆是），然而一旦涉及治國，儒家則只講論治民術（孔子把自己的各種政治沒計歸結成“何為則民服”——這是孔聖本人的名言）。請問諸君，能從孔孟到漢儒、宋儒那裡找到幾條主張民眾自治的言論嗎？孤聞如我者，一直未曾發現。
天瑜師指出，儒家雖有治民術，卻無民治論，這是儒學的最大弊端。這一視角，事實上也正是對晚近以來章太炎學派“平視諸子”的思想取向、乃至“新文化”諸家對儒學的駁議，其所致思的大方向的接續，並結合現時代文化環境，給予新的闡釋。
四、餘論
天瑜師在治學方法上，一向強調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的相濟為用，並認為“義理”不能是脫離“考據”的架空之談，而應以考據為基礎，他明確指出：“其實義理、考據、辭章，應該首先講考據。我們做學問，首先應該佔有材料、辨析材料，然後才談得上有理論分析。沒有材料的話，理論和文章都是空的。”[22]——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之辨，雖系清人姚鼐所提出，但就考據和義理之間的關係而言，在清代“正統派”之漢學脈絡中，一直存在共識，無論是顧炎武的“經學即理學”，還是戴震的“以識字為讀經之始，以窮經為識義理之途”，皆以考據為“實學”，離考據而言義理則為鑿空之論。章太炎曾總結清代經學考據學風說：“大氐清世經儒，自今文而外，……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短長雖異，要之皆徵其文明。”[23]這是一種旨在傳承文化，力摒虛妄的理性主義精神。“清學”之治學條貫可總結為六點：“近世經師，皆取是為法：審名實，一也；重左證，二也；戒妄牽，三也；守凡例，四也；斷情感，五也；汰華辭，六也。”[24]黃侃先生也談及考據學之心得，若有“考據之學有三要：一曰不可臆說，二曰不用單義，三曰不可迂折。欲為考據之學，必先能為辯論之文”等語（《黃侃論學語錄》）。後來梁啟超、胡適等更提出，清代漢學的治學方法中頗具“近代科學精神”。至於永軒先生之學，如天瑜師在《馮永軒集·序》中總結的，其古文字研究，在肯定許慎文字學價值的前提下，以《說文》基礎，更汲取羅振玉、王國維先生的新範式，大量採用甲骨文、金文作實據，將考釋漢字原起及演變歷程的視野，推前到商周。
必須注意到，近現代文史學界的主流，不獨為“章黃學派”，就馮永軒先生所師承的老師們，無論是黃季剛，還是梁任公、王靜安諸先生，在治學方法上實皆清學之流衍，而各自又結合了晚近以來傳入的西方人文科學的新方法新視角，更有進一步之發明。——中國傳統學術，歷來都是文、史、哲三方面圓融為一，但也向有漢、宋之分的說法，漢學並不排斥義理，但認為義理當以考據立基，此可謂“以史馭哲”的路數；宋學也不完全無視考據，但其以義理的思辨先行，往往有“六經皆我註腳”的傾向，此可謂“以哲統史”的路數。就“馮氏學術源流”而論，兼承黃季剛、梁任公、王靜安諸先生之統續，“又懷著‘愛吾師尤愛真理’信念，論著中往往依據新材料、運用新方法，與先賢定論辯議，時與師說展開討論。”[25]此誠亦清代考據學“義有未安，彈射糾發，雖師亦無所避”[26]之“科學精神”的現身說法。要之，吾人以“馮學”仍處於較為廣義的“漢學”大傳統上，或當無甚疑義。
2018年12月武漢大學馮氏捐藏館開館儀式，馮天瑜先生與眾弟子合影
馮永軒先生（1897-1979），名德清，字永軒，亦作永宣，以字行。湖北黃安（今紅安）馮家畈人，歷史學家，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第一期畢業生。先後師從黃侃、王國維、梁啟超諸先生。生前歷任安徽學院（今安徽大學前身之一）、西北大學、湖南大學、武漢師範學院（今湖北大學）教授。著有《史記楚世家會注考證校補》《西北史地論叢》《楚史》等，2019年，馮永軒先生哲嗣馮天瑜編校整理《馮永軒集》二卷，由武漢大學出版社梓行。
馮天瑜先生（1942-），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從事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史研究，著有《中華文化史》《中華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札記》《“封建”考論》《辛亥首義史》《張之洞評傳》《中國文化生成史》等，並結集《馮天瑜文存》（20卷）陸續梓行。曾獲中國圖書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湯用彤學術獎、湖北出版政府獎等。
向上滑動 查看註釋
[①] 章太炎對弟子汪東所語，見《黃侃年譜》，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35頁。
[②] 陶希聖：《北京大學預科》，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190頁。
[③] 【日】島田虔次：《章太炎的事業及其與魯迅的關係》，章念馳選編：《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188頁。
[④]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見《魯迅全集》（第6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567頁。
[⑤] 章太炎：《國學概論》（曹聚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8-19頁。
[⑥] 章太炎：《論諸子學》，見《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7頁。
[⑦] 馮天瑜：《中華元典精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9頁。
[⑧] 參見馮天瑜：《中華元典精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347-348頁。
[⑨] 馮天瑜：《中華元典精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118-119頁。
[⑩] 馮天瑜：《中華元典精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300-301頁。
[11] 馮天瑜：《中華元典精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301頁。
[12] 馮天瑜：《文明演進中的“勞力”與“勞心”》，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
[13]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見《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59頁。
[14]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見《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57頁。
[15] 章太炎：《論諸子學》，見《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63頁。
[16] 章太炎：《論諸子學》，見《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65-366頁。
[17] 章太炎：《訄書·訂孔》，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35頁。
[18] 章太炎：《齊物論釋》，見《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27頁。
[19] 章太炎：《諸子學略說》，見《章太炎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67頁。
[20] 章太炎：《訄書·商鞅》，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59頁。
[21] 章太炎：《與人論樸學報書》，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54頁。
[22] 馮天瑜：《治學三門徑：義理、考據、辭章》，見《人文雜誌》2018年第4期。
[23] 章太炎：《清儒》，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76頁。
[24] 章太炎：《說林（下）》，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9頁。
[25] 見馮天瑜：《馮永軒集·序》。——這一治學風範，雖系天瑜師論及永軒先生之語，實亦契合於天瑜師本人之著述特點。
[26] 章太炎：《說林（下）》，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9頁。
（文見《人文論叢》2019年第2輯，原題《“章黃學派”與馮氏學術源流》，係為武漢大學“馮氏捐藏館”開館學術座談會所撰會議論文。）
作者簡介
姚彬彬，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
北京師範大學章太炎黃侃學術研究中心
文章原創｜版權所有｜轉發請注出處
公眾號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責任編輯：林丹丹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我知道你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