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曾国藩统领的湘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覆灭。按照旧时惯例，攻克敌城，要放纵兵士三天烧杀劫掠。湘军自然也是难免。
围城半年之久的湘军兵士，面对终于落入手中的金陵古城，自然成了饥渴的豺狼。但作为领军的曾氏兄弟，在天京却几乎一无所获。
对“圣库”的期望与失望
曾国藩在向朝廷的奏折上写道：“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也就是说，没有发现太平天国存放财富的宝库，并有缴获到财产。
此论一出，朝廷哗然，原因是在围困天京时，无论皇室、朝廷的官员还是前线将士，都在期待着能够打开天国的“圣库”，获取那巨额的财富，用以填充因多年剿匪战争而亏空的国库，发放拖欠的军饷。然而这一切都落空了。
圣库之说，来自了太平天国的法规，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
“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另天王洪秀全的一道诏书中写明：“继自今，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制度无非是太平天国的当权者聚敛天下财富，满足其私欲的手段。而从1850年金田起事，到1864年天京陷落，这项收敛财富的制度一直在执行，这也说明这笔财富将是何等的巨大。
所以，当听到曾国藩的奏报，质疑之声就满天飞。
疑点矛头自然首先指向了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将，两江总督、太子太保的曾国荃。晚清学者王闿运写过“江宁克，曾奏言：初疑寇有积金，可富国，严密搜求，实无之。而恭王闻人言：曾弟买腊笺一捆，费三千金。”记录的就是曾国荃挥金如土的情形。
圣库中有无巨量财富
据记载，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后，洪秀全派六名贴身护卫管理位于灯笼巷的圣库。那时的圣库确实“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圣库中的财富，保证了太平天国的当权者们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据称洪秀全的宫殿占地面积是紫禁城的两倍，后宫正式的嫔妃88人，随侍的宫女3000以上。
而天国的其它诸王，如韦昌辉、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也是争相比拼奢靡之风，可以说，当时诸王们用度之巨大，生活之奢华，盖无古人可比。
到了天国后期，“圣库”已经名存实亡。忠王李秀成被俘后交待：“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这就说明所谓圣库，已经成为洪秀全的私家银库，由此，各级官员在执行圣库制度时，早已大打折扣，将银钱财宝私藏，仅缴纳谷米牛羊。
所以，上行下效，使太平天国内官僚贪腐成风，由此造成圣库的空虚。
所以，湘军攻破南京，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巨资珍宝，可能真的不是曾国藩在刻意为其弟隐瞒，而是实情。
另外，从曾国藩的为人角度看，这位为大清立下不世之功的重臣，官僚体系的圭臬，学子文人的楷模，享誉天下的曾文正公，极其爱惜自己的清誉，他还不至于为了一笔财富，编造谎言，欺瞒朝廷。
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咸丰皇帝也是信任曾国藩的，在朝廷批复中说道：“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当然，也有人讲，这是迫于当时曾国藩重兵在握的形式，而行的无奈之举。
曾氏兄弟的家财何来
当然，民间关于曾氏兄弟私吞圣库之说甚嚣尘上，更有传言说，曾家在故居山中挖掘了深洞，用于藏宝。后来证明，这些传言经不起考证。
曾国荃之所以会被诟病，与他的丰厚家业，以及相对高调行事作风有关，曾国荃在攻陷天京后，官至浙江巡抚，赏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功高位尊，收入与封赏自然很多。而且在多年管理军营的过程中，自然会有大量贪污军饷、吃空饷的行为，这也是当时的军中风气，难以责备。
而曾国荃最可观收入还是来自于任两江总督后，管理当地盐务、漕运时的收益。盐务、漕运是历代王朝的财政来源之首，而两江又是当时清朝最为富庶、商务活动最繁忙的地域两江总督的收入可想而知。
曾家的财富，大多收入于此时，而不是在剿灭太平军的时期。
而且，曾国荃在任上，数次慷慨解囊，赈济灾民，受到民众的尊崇的爱戴。先后有山西、湖南、江苏的百姓为感念他的恩德，主动为其建立过生祠。
至于圣库的真相，可能再无澄清的一天，同样，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也永远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不过，只要我们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那些历史就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