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報訊】4月30日，紐約葉史瓦大學憲法學教授理查德·韋斯伯格（Richard H. Weisberg）在《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上發表題為《我所知道的武漢：新冠病毒暴發前對這座中國城市的一瞥 如今人們不再這樣看它》的文章。文中，作者借自己2008至2013年在武漢擔任榮譽教授的經歷告訴美國國民，中國這一文明古國的抗疫經歷還有許多值得美國學習。
圖為3月18日，武漢大學內綻放的櫻花。（圖片來源：中新社）
全文摘譯如下：
在武漢大學擔任榮譽教授的經歷，讓我對中國尤其是對武漢有了新的認識。這些都發生在武漢被安上引號、在美國多地遭受唾罵之前。
沒被安上引號的時候，武漢是一座幅員遼闊、雄心勃勃的城市，是一座集複雜、奢華、慶典、悲傷於一體的城市。武漢的科研，正如武漢的高校一樣，可以同美國相匹敵。
這個話題揭示了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巨大差異，同時也揭示了兩國人民之間潛在的聯繫。美國的誹謗法根植於憲法這一更大的框架之中，旨在通過減少說話人的話語選擇保護他人的名譽權。中國的誹謗法則是為了強調社會和榮譽規範，但後者的獨特也使得中國和美國聯繫得更加緊密，而不是更加疏離。對我在中國的同事們來說，年老與死亡理應受到尊重，而這些只會令西方人感到奇怪，直至西方人親歷這次疫情。
突然間，我打開了一個新視野：東方文化能夠讓我們學會如何尊重和保護老人。
新冠肺炎疫情將美國養老設施中的一些弊端暴露無遺，這些應該遭到譴責。一個不太明顯的趨勢是，“群體免疫”的支持者當中，有一些人在決策早期進行的取捨似乎更傾向於保住年輕人、拋棄老年人。
在我思考這一問題時，我的中國學生和同事們提醒我中國有孝道。孝道從孔子時代提出，深入到每個家庭當中，又延伸到我們今天所稱呼的“老年人”群體。
面對當前的危機，我們不應創造出一個尖銳的二元對立（像總統他們使用的那種）：中國並不總是“壞中國”，我們也不是總是“很偉大”。
武漢的官員似乎接受了經濟損失，同時對市民施加了嚴格的限制，保證他們的健康。
武漢顯示出西方個人主義和中國集體主義之間那種微妙的緊張關係。
我在中國的同事最終都受益於他們所受到的行為限制，而美國國民卻對這種限制深惡痛絕。
如果他們從我們身上學到了這些準則的價值，也許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習應該如何履行公民責任，而在這一點上，美國公民則更願意“保持自由”。武漢抗疫中對集體的關注或許能夠讓美國人強烈的“自我和自我權利”意識變得溫和。
在武漢的農貿市場重新開放之際，我希望中國能夠對我們產生影響。讓我們將老人視作智慧之源，尊重這些比我們年長几代的老人，並對那些犧牲自我成全集體的人表示尊重。
美國“重啟”之時，讓我們從古老的文明中受益，讓我們將安在“武漢”之上的引號摘去。（陳沉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