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周顯德七年(960年)夏曆正月初一，後周朝廷正在京師大梁(今開封)慶賀元旦，突然傳來“北漢與契丹合兵南犯”的緊急軍情。由於周恭帝年幼，宰相範質、王溥急忙派遣殿前都點檢(禁軍元帥)趙匡胤率兵出征。當趙匡胤的人馬走出四十多里，行至陳橋驛(開封東北)時，士兵譁變，擁立他做皇帝。這便是歷史上所謂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兵變後,趙匡胤立即率師返回大梁,奪取後周政權，成了宋朝的開國皇帝。
至於敵兵南下，急需派兵抵禦之事，也就煙消雲散，不再提起了。清人對此困惑不解,就寫了“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便罷兵”的詠史詩句，對是否確有敵情需要出征，表示了懷疑。那麼，當時究竟有沒有“北漢與契丹合兵南下"的軍情呢？歷來其說不一。
關於北漢與契丹乘周世宗死後，太子年幼即位，國內政局不穩，合兵南下的軍事行動，《舊五代史》、《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契丹國志》等史籍，均有記載。但是，不知何故，素以記事可靠著稱的《遼史》卻對此隻字未提。及清朝畢源編撰《續資治通鑑》時，便以《遼史》末載此事為由，在考研中提出了懷疑。
建國以來，有些史學家寫書的時候，涉及“陳橋兵變”這一歷史事件時，便有趙匡胤謊報軍情，借出兵之機發動政變之說。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就說：“趙匡胤虛報遼和北漢聯兵入侵，藉奉命出征的機會，利用‘五代’以來將士擁立的風氣，在陳橋驛組織兵變，自立為帝。”陶懋炳《五代史略》也說：“趙匡胤與弟匡義、心腹趙普密謀，謊報遼兵南犯。範質等倉猝命趙匡胤率部抵禦，於是演出‘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歷史喜劇”。
然而，有些史學家並不贊成上述說法，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見。程溯洛在《論趙匡胤》一文中，就不認為契丹北漢合兵南下的急報是趙匡胤事先佈置的陰謀。曾維華在《陳橋兵變前鎮，定二州並非‘謊報’軍情》一文中，也不贊成趙匡胤謊報軍情的觀點，並對這個問題作了考證。他認為《遼史》和《宋史》都是元朝丞相脫脫在同一時期主編完成的。北漢與契丹合兵南下，在遼國方面來說並不是什麼大事，在後周及取而代之的宋來說，卻是一件導致改朝換代的大事，因此《末史》必須記載此事，而《遼史》可以省略不記。不能因《遼史》未載此事而懷疑其他史籍記載不實。
此外，當時，要使後周朝廷，相信這一敵情報告，只有鎮、定二州的節度使派人報告才行。這二州的節度使郭崇，孫行友都是忠於後周朝廷並未加入趙氏集團的守邊將領，不可能配合趙匡胤的奪權陰謀謊報軍情。退而言之，即使鎮，定二州與趙匡胤事先有預謀，謊報了軍情，後周朝廷是否肯定會派趙匡胤率兵出征，也是難以逆料的事。倘若後周朝廷派其它將領帶兵出征，趙匡胤的陰謀豈不敗露？再有，從後周與北漢和契丹長期敵對經常攻伐的關係來看，北漢和契丹乘後周“主少國疑”，合兵南下也是可能的，陳橋兵變後不久，鎮州節度使郭崇又派人送給朝廷北漢與契丹已退兵的報告，於史有載，應是真的。由此也可推出原先的敵情報告，也並非趙匡胤製造的謊言。
十分明顯，上述兩種說法是迥然不同的。那麼，關於趙匡胤有沒有謊報軍情的問題，是否非此即彼，別無它說了呢?有學者對“陳橋兵變”這一歷史事件的解釋，可謂另闢一說。“陳橋兵變"新的說法是：“趙匡胤在趙普，石守信等的策劃下，藉口北漢和遼會師南下，率大軍從大梁出發，北上禦敵，行至陳橋驛，授意將士給他穿上黃袍，擁立他做皇帝，改國號為宋。”這種說法既未稱趙匡胤謊報軍情，又未說趙匡胤只是奉命出征，而是使用了“策劃”和“藉口”兩個詞。既是“策劃”應該是事先有所預謀，既是“藉口"似乎又不是簡單的奉命出征。好像是趙匡胤等早有奪權陰謀，只是還沒有找到調兵遣將、發動政變的機會。恰好邊關送來敵情報告，可能並不是十分嚴重的軍情。趙匡胤等故意擴大了敵情，使之升級以便以此為口實，率兵出征，發動兵變。
以上三種說法究竟哪一種說法更接近當時的實情呢？由於陳橋兵變系改朝換代於一舉,是極其隱秘的事，其真相本不易知。因而當時的內幕到底如何,至今仍然難以說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