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的儒學影響下，哪怕是不識字的老翁也對《論語》的大名如雷貫耳。可實際上，哪怕是許多接受了大學教育的文化人士對《論語》的瞭解其實也未必超過初高中學的幾句名語。常說儒學流淌在中國人的血管裡，可流的是哪門子儒學？大多數人的血管裡，不過是鄉黨尊卑的教誨、普羅大眾一句句是是而非的聖人言罷了。孟子、荀子、董仲舒、韓愈、朱熹、王陽明、李贄、船山，誰又能代表儒學？更不提無數個夫子自己的理解，士大夫為了上下有序對平民有意無意的欺騙，儒學這一概念，早已如黃河，理不清水與沙，魚龍混雜。正因如此，自己讀《論語》的過程無異於一場破除固有觀念的旅行，從小到大引以為重的至理名言一個個洗牌，從震驚到困惑再到如有所悟。
言必信，行必果，恐怕是每個孩子從大人處得到的教誨，估計沒幾個人對此質疑，皆認為是最正統的儒學文化。可偏偏不巧，後面還接著一句“硜硜然小人哉。”對這句話的理解著實讓儒生傷腦筋，朱熹解釋小人也可以言必信行必果，不害人不害己，但觀全書這種解釋未必正確。我讀的楊伯峻先生譯著版這樣解釋硜硜然小人哉：這是不問是非黑白而只管自己貫徹言行的小人呀！楊先生的翻譯可能更切孔子的意。衛靈公篇有這麼一句話“君子義以為質”，強調君子以合宜為原則。過猶不及，這個度當然應由現實而定，事實上，自己最初的意願很多時候並不與現實相符，這時就應改變，而不是冥頑不寧。陽貨篇中更為直白“惡果敢而窒者”憎恨勇於貫徹自己的主張，卻頑固不通、執拗到底的人。三語分散在論語各處，連起來讀卻別有意思，人們對孔子的印象往往是個食古不化的復古者，可這三語中的孔子更像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很好笑的是，後世的一些腐儒用自己的行為證明了什麼叫“硜硜然小人哉。”司馬光從私德上說可以稱君子，可從為政上卻很好地詮釋了什麼叫食古不化。祖宗之法不可變，三冗就由它去。退居洛陽十數年不改其志固然令人佩服，但也使北宋喪失了最後一次富強的機會，晚年新法不論好壞一應廢除、向西夏割地的做法更可謂倒行逆施、喪心病狂。僅僅因為黨爭就將將士用鮮血開拓的疆土拱手讓人，怕西夏發兵討要的說法豈能服眾。他用自己心目中的儒學管理國家，治國當用儒人，不收漢唐故土，守著一畝三分地。可這樣一個國家，偏偏是第一個綱常崩塌、神州陸沉。子路說管仲不仁，孔子對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而對子貢的質疑更是直接駁斥“微管仲，吾其背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對孔子來說，最大的仁德是保護華夏文明，而後世這些腐儒連祖宗留下來的地都保不了，又何談仁德？
在很多人眼裡，孔子是個好好先生，從不動怒，哪怕別人吧唾沫呸到他臉上，也會好言相勸。正好從網上看到一句評論：“我向來不贊成復仇的，但有些事吧，真就不好說，我沒法做到孔子那種聖人。”很抱歉，孔子對以德報怨這種事向來不贊成的。憲問篇有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好一個用拿公平正直來回答怨恨。中國以宋為分水嶺，宋以前的儒生文能治國安邦，武能提三尺長劍，立功於萬里之外。到了宋以後，文人的精氣神沒了，全都變成手無縛雞之力的窮酸書生，連帶著老祖宗的形象也發生改變。連一陣風就能吹倒的酒囊飯袋，又怎能想象祖先的武德充沛呢？自然，外敵入侵也要和顏悅色跟他商量，到了今天甚至有些人看來討伐瓦刺入侵也成了大逆不道。
如果孔子泉下有靈得知自己這般形象，恐怕會直接懟回去。看論語有時看得直樂呵，無他，孔子懟人太酣暢淋漓。老朋友原壤箕坐等孔子，孔子直接開罵，“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何等的暢快，今人諷刺一些變壞的老人，長篇大論抵得過這一句？孔子罵完還不解氣，用柺杖敲原壤的小腿，怕沒幾個人看著這場面不笑，一個直快的老頭罵完還不夠，賭氣似地還拍幾下。
孔子的暴脾氣不僅僅體現在這一處，面對靈公與夫人招搖過市，尖酸諷刺“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不留情面，“再，斯可矣。”今人談鍵政必以魯迅為宗，可觀孔子足以與魯迅並駕齊驅，惜名聲不顯。
儒生未必不可以不熱血，鄉愿更可能是德之賊。自己讀《論語》最大的收穫可能就在於知道孔子不能和宋後的儒生劃等號，一切的罪過不應該都攬在孔子頭上，畢竟孔子是人不是框，不能什麼都往裡裝，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