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毛泽东多次起草电报，部署武汉解放工作。21日，渡江战役打响。28日，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华中最大的城市，也是国民党迫于战局失利而提出“隔江而治”战略防线上的重要据点，由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亲自坐镇布防指挥。后来战局果如毛泽东所料，白崇禧困守武汉到5月后南逃。
武汉这座曾掀起大革命风暴、涌流抗日救亡洪波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在经历了漫漫长夜后迎来黎明的曙光。
武汉解放的模式，在全国独一无二。武汉的解放，既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谈判。武汉兵不血刃得以和平解放，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在中国解放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回忆武汉解放的岁月，武汉三镇的一些见证过的耄耋老人，在晚年难掩内心的激动。
“小诸葛”仓皇弃城南逃
1947年夏，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接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历史性战役相继发生，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逆转，全国解放的进程加快。
为阻挡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国民党在1948年6月就成立了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由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担任总司令。
白崇禧集团将40个师中的27个师约25万兵力部署在宜昌到湖口段和武汉地区。此外，以58军组成武汉守备司令部，军长鲁道源兼司令，担负武汉三镇的守备任务。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场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白崇禧在获悉蒋介石有意“主动隐退，以促成国共‘和谈’，阻止解放军过江”之后，一面于12月24日、30日连电蒋介石，要求其“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拥护桂系首领李宗仁上台，为自己增加政治筹码；一面利用湖北等地的实力派和民主人士，以“民意机构”的名义发动“和平运动”，希望以局部和平及暂时喘息，来谋求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向南推进，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引退”，李宗仁任代理总统，白崇禧继续寄希望于李宗仁政府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对于白崇禧利用湖北民主人士发起的以继续维系国民党独裁统治，阻止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阴谋，中共中央洞察全局，在和谈中坚持原则，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及桂系的把戏。
同时，中共湖北地下组织，充分利用一切社会关系，积极争取民主人士，使“和运”阴谋流产腹中。2月，四野随即派出两个军约12万兵力，在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的统一指挥下，组成先遣兵团向武汉进发。
其中，第40军于2月下旬从北平出发，3月23日跨过黄河，直抵郑州，并于4月5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逼近汉口。先遣兵团的另一支部队第43军也向南挺进，于4月5日进占罗山、红安等地。
中原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部队也连续作战，横扫了白崇禧集团在武汉西面、北面外围的据点。到5月13日，解放军又从东面攻占了团风。至此，解放军形成了从东、北、西三面围剿敌军的局面。
随着国共议和的失败及解放军的步步逼近，白崇禧深知大势已去。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做好了撤退武汉的准备，但还是打算让部队表面上抵抗一下。然而，5月14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动了“汉浔间渡江战役”，从团风、蕲春一带渡过长江，形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合围。
张轸，国民党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随着战局发展，他对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失望，对内战感到厌倦。
他的女婿张尹人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通过女婿向共产党表明了起义的想法，并组编了19兵团的128军和127军作为起义的基干力量，在高级军官中进行起义的宣传和联络工作。
起义的前两天，张轸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至武昌劝说国民党守备司令鲁道源一同起义，然而鲁道源向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告了密。
5月14日，白崇禧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约见张轸，出示了顾祝同的来电，并下令扣留了张轸，同时要求张轸打电话通知师长以上军官明日10时来此开会。事发突然，但张轸仍然镇静自若，笑着要求到19兵团驻汉办事处打电话。白崇禧犹豫再三，答应了张轸。
脱险后，张轸径直奔向金口并立即召集高级将领会商。与会人员一致主张提前行动，宣布起义。
15日凌晨，张轸所率的3个师2.5万余人在武汉附近的金口起义。金口起义，给国民党的守卫武汉计划以致命一击，打乱了白崇禧武汉撤退时大破坏的行动步骤，壮大了解放军解放武汉的声势。
眼见败局已定，形势直转急下，白崇禧匆忙部署部队撤离，他自己则在当天下午1时许乘坐“追月号”专机仓皇南逃。
当晚7时许，国民党守备司令、58军军长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午夜时分，最后驻扎在武汉的国民党第58军全部仓惶撤离，而此时解放军还没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
据武汉解放亲历者的叙述，“1949年5月15日晚上开始，汉口已是一座空城”，只有长江边不时传来“撤退的国民党军破坏码头和趸船的爆炸声”。
5月16日下午，四野先遣兵团118师在邓岳师长、蔡炳成政委的率领下从江岸头道街刘家庙浩浩荡荡进入汉口，标志汉口解放。
走上街头的市民们惊喜地发现，满街到处可见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标语，报童们高声叫卖着新湖北日报社的中共党员连夜赶编的《武汉解放》号外。
17日清晨，江汉军区独立一旅从蔡甸出发，进驻汉阳；下午5时许，四野第40军153师从葛店沿武冶公路进入武昌。于是，汉阳、武昌也相继解放。至此，武汉兵不血刃地迎来了解放。
很多人可能认为，武汉解放当天，三镇遍地是欢呼雀跃、载歌载舞的场景，甚至许多文献资料在说到当时情景时，也时常出现“市民们倾城而出，夹道欢迎，欢呼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类似的描述。
然而，据武汉城市史研究专家介绍，解放军进城时，并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欢庆游行场面，只有武汉地下党及武汉社会贤达组织了部分市民夹道欢迎部队进城。
由于担心国民党反攻，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解放军进城前，并没有组织庆祝和游行。真正的市民欢庆活动，到了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才陆续开展。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对桂系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采取具体步骤的电报手稿
隐秘战线的统战策反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就陆续派出赵忍安、李声簧、曾惇等一批骨干到武汉重新开辟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7月，为集中力量，统一领导，做好武汉城市工作，由曾惇、江浩然、张文澄、陈克东和刘实组成的中共武汉市委员会随之成立。
此后，中共武汉地方党组织快速恢复、发展，1948年冬至1949年4月，共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发展新党员240余名，约占武汉解放时全市党员的61%，发展党的外围组织10多个、外围人员2000余名。此外，武汉还活跃着一支重要的中共地下斗争力量：中央及武汉周围解放区各级党委城市工作部。
至1948年秋，以武汉为工作对象的城市工作部有11个，工作人员达2800余名，其中中共党员有50余名，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与武汉地方党组织相平行的另一重要组织系统和方面军。
解放前，胡铭心是武昌地区中学联合党支部书记，领导中学的学生运动。从事地下工作时，胡铭心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作为策反目标，因其没有血债，同时掌握大量的机密。让胡铭心担任策反工作，是因为陈良屏的小舅子和胡铭心的亲哥哥关系很好，通过这层关系，胡铭心与陈良屏曾有过接触。最后，陈良屏主动将国民党在湖北的一些机密告诉了胡铭心。
随着解放军兵临武汉的日期越来越近，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人心开始出现动荡。一些上层人物面临着去还是留的艰难抉择。如果能够策反这些人，那么无疑对保护武汉和今后的城市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各地的城工部队员们也加大了策反的力度。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成功策反了伪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中共江汉军区天汉县委城市工作部部长陆天虹和他的同事们就参与了这起策反活动。
伪汉口市市长晏勋甫是同盟会老会员，参加过北伐，国民党中将军衔。他是白崇禧很器重的人才。白崇禧多次表示要带他一起离开武汉。到底是走还是留，晏勋甫一直很矛盾。为此，江汉军区城工部找到了晏勋甫的同乡、武汉工商界著名人士林厚周和晏勋甫的叔父、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力劝晏勋甫留下，并表示予以优待。晏勋甫遂决心留下。
武汉解放前的一段时间，他基本闭门不出，不理政事。然而，为了胁迫晏勋甫到台湾，白崇禧离开武汉前，将晏的家眷送到香港。5月15日上午10点，白崇禧又下令晏勋甫和他一起到武昌机场飞往台湾。
曾在江汉军区城工部工作过的阮冰回忆，当时，晏勋甫在众人面前痛哭流涕，陈述他的困难和疑虑。林厚周、晏道刚等人找到晏家，要他相信共产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同时给晏的家眷寄去1000美元。
大家劝晏勋甫把汉口市在“真空”时期的各项工作承担下来。可是，晏勋甫还是默默无言。在关键时刻，林厚周把电话移到了晏勋甫床头，请他发号施令。就这样，城工人员留住了晏勋甫，晏勋甫在床前指挥起所属单位，特别是警察局和水电公司，要他们严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在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的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国民党汉口市政府的全部档案和财物交给了人民政府。为了保护好王家墩机场，城工人员刘业成找到了飞行员，说服不了飞行员就找些和地勤人员有同乡、亲戚关系的人让他们混进去，让地勤人员去对飞行员做宣传：打内战没前途，不要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了。
经过解释动员，那些受到宣传鼓动的飞行员思想也开始转变，认识到国民党溃败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城工人员鼓励他们在反破坏、反逃跑、反迁移中做出贡献，维护飞机和机场设备的安全，告诉他们在被命令轰炸时尽量把炸弹往空地上扔，等待解放军接管。武汉告急时，白崇禧准备炸毁机场，城工部的童治周利用北方老乡关系，策反了工兵连长李树柏。
李先是派工兵像模像样地安炸药、埋地雷，骗过白崇禧派来监督的人，5月初接到爆破命令后，李树柏不仅没有点火，反而按照事先做好的记号，一个一个排雷。就这样，王家墩机场得以保全。
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和各级城工部卓有成效的地下活动，以及统战、策反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之爱国民主人士掀起的和平运动，避免了战火在武汉燃烧。
“不服周”的华中大都市的新生
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发布政字第一号布告：划前汉口市、武昌市及汉阳城区等所辖地区成立武汉市人民政府，任命吴德峰为市长。
“那一年记忆最深的是父亲发表施政讲话，那天我躲在后台，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么激动地鼓掌，很多人眼睛里都闪着泪光。”吴德峰的小女儿吴持生回忆说，她虽然只有10岁，在众人的气氛感染下，也情不自禁地跳起来鼓掌，眼眶湿润了好几次。
吴持生回忆，那天父亲穿着类似中山装的灰布上衣，脚蹬圆口黑布鞋，精神异常饱满。他上台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能与大家见面，感到非常高兴。”旋即，他向全体人员指出：“过去武汉是消费城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城市，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商业经济。共产党有本事接管城市，也有本事建设好武汉。”
当时武汉一家民间报纸《罗宾汉报》这样描述：“吴德峰的话字字句句铿锵有力，激昂、坦率、真诚。全体职员听了他的话，会前悲观情绪初步解除，鼓起了重新做人、建设武汉的勇气。”
第二天，新建的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成立，张平化为书记。武汉市委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市直属机关党委、企业党委、学校文化党委和市郊区党委等组织机构。
这时，中共武汉市委、中原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调集了700余名干部，组成39个工作组，分别到铁路、海员、水电、邮电、机械、轻纺等行业的公营企业和较大的私营企业，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协助接管，恢复生产。
解放初的武汉满目疮痍，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史料记载，武汉解放时，交通运输中断，城乡隔绝，工业奄奄一息。
5月25日，吴德峰签发了武汉市政府财字第一号布告，根据“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繁荣经济，公私兼顾”的财政方针，宣布废止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某些苛捐杂税，确定除农业税以外的食盐税率，其他税收暂按原税率征收；除规定税收外，任何机关团体、部队或个人非经政府批准，不得再征派一文一粟。
6月11日，武汉市委发出第一号通知，宣布建立中共武汉市委职工工作委员会。同日，在江汉电影院召开了全市职工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建立全市职工群众的领导组织——武汉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
武汉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大革命失败后中断22年之久的武汉工会组织重新得到了恢复。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武汉市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贯彻贸易自由政策，沟通城乡关系；调整劳资关系，稳定资方情绪；发放贷款，银行对私营工商业给予资金帮助，到当年10月，共争取到300亿元（旧币）存款余额供工商业短期周转。
1946年，16岁的周文友从汉阳来到汉口，在一家藤椅店当学徒。“武汉解放前夕，街面上的店铺都关了，我们也不例外。”周文友晚年回忆说，武汉要解放的消息还是店铺老板带回来的。
“当时工商联组织学生们从黄孝河把解放军接到汉口，我们还前去凑过热闹。他们穿着麻布粗衣，脚踩草鞋，五个一排，踏着整齐步伐从我们面前走过。”武汉解放后，工商联还组织商界代表们学习共产党政策。
“老板回来后告诉我们，共产党讲规矩，不搞‘烧杀抢掠’那一套，让我们不要怕，该开业开业。”后来，周文友帮工的藤椅店照常开门。
毛泽东曾说，全国城市解放有三种模式，即北平、天津、绥远模式。所谓三种模式，即北平的“和谈”、天津的“战争”方式，与绥远的“达成协议，暂缓解放”三种方式。
不过，武汉三镇和平解放模式有别于以上三种，独具特色，开辟了全国城市解放的新模式。回到人民手中的这座城市，开始书写新时代的伟大华章。
1949年，鲁云亭刚满15岁。他对早年民不聊生的生活深有感触，在晚年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吃不饱、吃饱、吃好、吃巧、吃健康这5个阶段，“现在我们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但绝不能忘记历史，我们有责任告诉年青一代当年发生的事”。
敢为天下先的武汉，始终深植一片以解放精神为内核的热土。长江经济带的脊梁，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发展中的亮点城市，每一幅蓝图都须筚路篮缕，每一个脚印都须披荆斩棘。
时间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伟大的书写者。“不服周”的武汉人，真的在改变。“武汉，每天不一样。”这一新的城市形象口号刚出炉时，也许并不引人注目，但是，聚小成为大成，积量变为质变，正是一个大都市走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这么多年的奋斗，武汉一步步成长为在国家战略、全球竞争中肩负重任的城市，成为一座活力涌动、人才荟萃，一座沟通南北、联通世界，一座现代开放、包容大气的大都市。
[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