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文化大革命”中，地处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辗转迁至合肥。作为全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该校的下迁备受社会关注，也在科技界、教育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导致科大下迁的历史背景与内外动因，指出在毛泽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感召下创办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热情、中苏关系恶化导致的战备疏散、与中国科学院关系的微妙变化、本校当权派的盲目等几个因素的合力作用促成了科大的下迁。
撰文 | 丁兆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馆员）
柯资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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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八年间，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扎实理工基础的优秀毕业生，在科技、教育界声名鹊起，受到广泛的关注。前三届学生毕业时（1963-1965），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参加了毕业典礼，并与全体学生合影，一时传为佳话。全院办校，大师云集，生源优秀，领导关怀⋯⋯中国科技大学盛极一时。可在“文革”爆发后，历史发生了转折。
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何会自北京迁至合肥，40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历经了这场变迁的科大老校友，他们根据自己的回忆与猜测，从不同角度解读了科大南迁的背景与动因。笔者也曾在编辑中国科大《校史资料与研究》时开辟过一个关于下迁的专题。根据档案史料与亲历者的回忆，我们试图相对客观、全面地对科大人当年所面临的这场浩劫与磨难进行再次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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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的动荡与领导权的变更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北京高校首当其冲。学校停止招生，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顿。中国科大1961级本科生在校长达6年半之久，至1967年12月才落实毕业分配方案，走出校门；研究生至1968年才派遣完毕。
1966年6月2日，校党委在一天之内紧急召开三次会议，根据当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的讲话精神，讨论本校“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由校党委书记刘达任组长，副校长钱志道、政治部副主任王榆任副组长。作为党委领导“文化革命”的参谋机构，“文化革命小组”协助党委领导文化革命运动。6月6日，根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中共北京市委要求，中国科学院向中国科大派驻由李焕任组长的工作组。16日，在全体人员大会上，李焕指出：“以后运动锋芒有重点地集中到校党委和刘达的问题。” 就在第二天，6月17日，工作组就“经请示国务院文化革命小组批准”，宣布了刘达停职反省的决定。”由于校党委已失去信任”，从此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和科学院党委派来的工作组领导。
此后，揭发会、批斗会、大字报、大辩论持续不断，掀起了全校“文化大革命”的高潮。7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下令撤销工作组。28日，即以中共北京市委名义公布《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29日，驻校工作组撤离科大。且形势很快逆转，8月2日，工作组全体人员就打着“甘当科大革命师生的学生”的横幅标语进科大看大字报。8月13日，李焕代表工作组向科大全体师生员工作检讨。当月，学校选举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9月，在部分学生和一般干部中成立“红卫兵”组织和造反组织。学生开始外出串联。之后，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部分师生先后自发建立了东方红公社、延安公社等群众性组织。
1967年1月，东方红公社开始向学校各级组织“夺权”。待4月份延安公社成立后，二者形成了对立的态势，尽管大家都打着保卫毛泽东的旗号，但意见分歧却很大。1967年9月，《人民日报》社论传达毛泽东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中国科大以延安公社、东方红公社为首的自发性群众组织于9月20日校庆前实现大联合。9月21日，全校师生员工召开庆祝大联合大会，校长郭沫若亲自到台上朗诵其于当时凌晨创作的《满江红·庆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皓月当空，校园内，天高气爽。
大联合，弟兄携手，肺肝相向。
学用宝书期更活，抛除派性忠于党。
锣鼓声，彻夜震遥天，神向往。
斗批改，莫轻放！
帝修反，甚狂妄。望同敌忾，把内忧外患，和根扫荡！
西望延安情万种，东方红日寿无量！
立新功，志壮又心雄，忠于党！
为了填补夺权之后形成的管理真空，中共中央早在1967年3月7日《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中即提出在高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设想。次年3月5日，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大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前的3月3日，郭沫若又创作《沁园春》一首，提前庆祝科技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
军训有方，凯歌迭奏，鼓荡东风。
喜冰雪潜逃，苍山如海，云霞蒸蔚，红雨翻空。
万丈长缨，倚天宝剑，缚就长鲲斩大鹏。
怀三七，遇周年纪念，喜讯重重。
十年校庆欣逢，把抗大作风莫放松。
要服务工农，一心一德，赶超国际，有始有终。
解放人群，牺牲自我，永远忠于毛泽东。
培党性，把红旗高举，树立新功！
1968年3月18日，校革委会发出革字1号文件《中国科技大学革命委员会专政通令》，对郁文、刘达等所谓的“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革委会成立后，校内仍然武斗不断，一片混乱，甚至发生一位教师因武斗而死亡的严重事件。为此，革委会在制止武斗方面做了诸多努力。
校“革命委员会”一统全校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促进联合，根据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68年8月，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余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批300人进驻科大，领导学校“斗、批、改”运动，实际掌握了学校的党、政、财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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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的热情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就在此前不久，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借鉴苏联办劳动大学的经验，中央警卫局汪东兴领衔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这是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共大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办学，提出“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校方针。学校根据所设专业办起了农场、林场、牧场以及各种为农业服务的工厂，作为基地，提出并逐步建立起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新体制。共大得到中央和地方的极大关注，在“文革”中毫无疑义地成为教育革命的最佳样板。1968年，共大112个分校全部下放到各个县，由县革委会领导，与所在地中学合并，一时开风气之先。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绘林彪的信（即著名的纲领性文件《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军、民、学等各行各业都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和批判资产阶级，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即所谓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五七指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教育理念，要求教学要深入农村、厂矿，要与工农结合。围绕《五七指示》的教育革命理念，全国上上下下都运动起来，进行研究、学习和实践。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为了实践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战略设想，在中央的支持下，这种被称之为“五·七”基地的新型模式在短期内得到大范围普及。
1969年5月7日，为了落实新的办学模式，即五七模式，探索高校与生产实践结合的经验，清华大学派出12人先遣队，到江西省南昌市东郊、鄱阳湖畔鲤鱼洲创办试验农场（又称清华大学江西分校）。1969年6月，北京大学也派出先遣队到该地，并于同年9月派1500名教职员工到场，创办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1970年5月改称为北京大学江西分校）。至1971年，两校人员方全部返京。
中国科技大学在“教育革命”方面的热情比起其他高校并不逊色。1969年2月27日，学校成立了教育革命组，成员共84人，其中宣传队9人，本校工人1人，教员44人，学生30人。教育革命组提出要狠抓接受工农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站稳一个立场（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把立足点移到工农一方来，急工人之所急，想工人之所想，与工农兵交朋友；摆好一个位置（即把自己摆到接受再教育的位置上），眼睛向下，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向工农学习；狠抓一个学习（即学习毛泽东著作），并围绕狠抓突出政治和接受再教育问题，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讲用会。
教革组成立后，学校陆续派出了11支教育革命探索小分队，共77人分赴部队、农村、工厂进行教育革命探索，并到上海取经。其中去铁道兵8729部队11人，主要任务是学习人民解放军“四个第一”、 “四好运动”、 “三八作风”等一整套政治建军的方针政策和经验；去农村的分队共8人先到八宝山大队，后到顺义县，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征求贫下中农对教改的意见和要求；去工厂8人，主要任务是调查工人对教改的意见，接受再教育，并做试点准备工作；去上海“取经”5人，主要任务是学习上海教育革命经验。
工宣队、军宣队在1969年3月取得中国科大领导权之后，积极开展以落实《五七指示》为目标的教育革命准备工作，并确立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榜样，重建新科大的基本方针。前述到上海“取经”的5人调查小分队自4月14日赴沪2个月后，又转赴江西共大和清华、北大在江西创办的教育革命基地学习取经，很为共大办校11年的经验及清华、北大向共大学习创办教育革命基地的行动所触动，产生了“科大也要到江西创办教育革命基地”的设想。
1969年5月，在驻校工、军宣队和校革委会领导下，由张秀峰、钱逸泰负责，抽调胡生金、侯洪斌、季恒昌、江其雄等几人参与筹办校五·七干校办公室。他们在北京市郊找了顺义、大兴、房山等县有关部门，设想把五·七干校办公室办在北京市郊附近。经请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遭拒后又分赴黑龙江、吉林江西等地选择干校地址。直至7月上旬，五·七干校的选点仍未得定。这时他们从中国科学院革委会负责人王锡鹏处得知科学院在湖北潜江办的五·七干校尚有一部分土地，要科大派人前往了解。如果可以的话，科大可作为科学院五·七干校下属一个中队，而其经费与物资保证则由科学院负责解决。经工、军宣传队与革委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班荫生、黄英达、张秀峰三人带队于7月15日前往湖北潜江县了解情况，得到了科学院五·七干校的军代表、革委会负责人的热情接待。调查小分队详细勘测了解了科学院准备分拨给学校的土地、房屋，对于能否在潜江建立五·七干校，权衡了利弊条件，认为有科学院的支持，物资、交通运输等困难可以顺利解决，但当时存在的不利自然条件是当地有吸血虫，气候炎热，房屋较少（只能容纳300余人）。8月2日，校五·七干校办公室把包括湖北、江西、东北等地选点情况综合向工、军宣队、校革委会作了全面汇报。对于赴东北、湖北潜江创办五·七干校，宣传队与革委会都认为不合适，对于是否去江西则一时难以决定，创办五·七干校一事就此搁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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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步意见》到《请示报告》的“自寻歧路”
1969年7月9日，校教育革命调查组草拟出《关于走共大道路，重建无产阶级新科大的初步意见》一稿，其主要精神是：以共大为榜样，向清华、北大学习，到江西创办教育革命基地。并建议：
1. 在一、二年内逐步地，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把科大的主要部分移到农村，移到山区，至于城内要否留一部分，有两种不同意见；
2. 在二、三年内逐步建设起自己的农业基地和工厂科研基地，争取做到粮菜与副食品自给，经费部分自给；
3. 在创建基地的过程中有计划地招收工农兵学员，改变学校的成分，彻底废除年龄、学历、文化程度的入学限制，以“政治就是条件，劳动就是资格”为标准，为千百万工农兵进大学开辟道路；
4. 把为工业国防服务和为农业服务作为科大的两大任务，彻底改变本校专业没有一个为农业服务的现象；
5. “彻底批判‘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资产阶级办校方向”， “彻底改革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为资产阶级需要服务的系科、专业设置”，要按三大革命运动和工农兵的实际需要来设置系科、专业；
6. 走政治建校道路等。文中要求立即向中央及有关部门打报告，立即筹建农业基地。
1969年7月，《人民日报》报道了清华大学创办教育革命基地的经验。翌月，以此报道为根据，科大也产生了筹办科大教育革命基地的设想。该设想经校工、军宣队和校革委会常委通过，未经校革委会全体以及全校师生员工讨论，便由教育革命组起草了《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先后修改四次，于8月12日初步定稿。主要精神是离开大城市，到江西山区去劳动建校，创办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进行教育革命。“旧科大必须脱胎换骨，彻底革命，从头建设，不搞改良。因而必须以‘五·七’指示为纲，坚决走共大道路，创办中国式、抗大式的无产阶级新科大。”为此首先创办一个“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作为重建无产阶级新科大的过渡形式和基础。《报告》对基地的初步设想是：
1. 设立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两部分，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又是农场，同时也是科学研究单位，逐步实现学校的社会化；
2. 坚决离开大城市，把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办到最艰苦、最偏僻的农村、山区和三线；
3.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劳动建校的道路，逐步做到粮食自给和经费部分自给，使工农及其子女进大学“不要国家一分钱”，不要家庭一分钱；
4. 组织学校原有干部、教师、职员首先到基地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实现思想革命化；
5. 基地师生要以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为主体，在创建基地的过程中有计划的招收工农兵学员，逐步改变学校的基本成分，为千百万工农兵进大学开辟道路，使他们成为掌握科学文化的主人，成为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主力军、先锋队；
6. 基地要为工业、国防服务，也要为农业服务；
7. 体制上逐步发展成为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并采用多种学制，分级办学的灵活制度，大、中、小学都有；
8. 保证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走无产阶级政治建校的道路，把“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为创建中国式、抗大式无产阶级新科大创造条件。
为实现以上设想，《报告》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
1. 首先组织学校大部分教师、干部到最艰苦、最偏僻的农村、山区用自己的双手去创建“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学校留下部分师生继续进行教育革命的各项探索。
2. 考虑到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地广人稀。森林矿产资源丰富，建议基地设在江西。
3. 争取在1969年冬至1970年春把“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首先是农业基地）逐步筹建起来。
1969年8月初，校革委会常委在听取赴江西共大调查的几人汇报后，原则同意他们关于创办“五·七”基地的报告，地点定在江西。《报告》原拟分别报送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各首长、北京市革委会、中国科学院，并由教育革命组带领工、军宣队负责人和校革委会常委找到在北京开会的江西共大负责人黎超，要求他帮助转送《报告》，黎超表示欢迎。
8月下旬，科大有关负责人将《报告》上报国务院科教组组长、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为此，刘西尧召开了院革委会常委会议，讨论科大的报告。校工、军宣队的指挥与政委靖树生等负责人以及黄英达、胡洪亮、李曙光、余翔林等人参加了会议。经刘西尧点名发言，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王锡鹏提出科大“体制未定”的问题。刘西尧表示：“下去本身就是体制改革，我看支持他们吧。”在讨论基地的具体问题时，刘西尧又表示：“可到河南去看看，科学院也准备在河南”，建议基地设在豫西，月底即派人去南阳看点。会议还决定以院、校宣传队、革委会四家名义向中央报告。8月底，《报告》经修改后报送科学院再修改。
10月6日上午，刘西尧、王锡鹏、石煌等科学院负责人来校，召开了校宣传队、校革委会常委会议，重新讨论《报告》。会上由刘西尧提出修改意见，石灿兴、李曙光等人记录，中午修改，下午再次开会讨论通过，并决定铅印，以四家名义正式上报。修改后的《报告》增加了如下几点内容：
1. 体制上逐步发展成为教学、科研、生产、使用“四位一体”的综合性理工科学校，并尽量与科学院的体制改革和布局相结合，成为科学院基地的一部分。
2. 河南南阳地区，地处三线，水电交通方便，具备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基地最好能设在河南南阳专区，其次也可考虑江西。
3. 计划1971年做到粮食自给，并完成教学、科研、校办厂的重要基建任务，在二、三年中完成整个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
4. 学校保持3000人左右的规模。
5. 拟先请审批70万元经费。
10月9日，最终定稿的《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两级宣传队、革委会名义上报国务院业务组。10月1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富治同志：科学院、科大提出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问题，经业务组同志讨论，拟予同意，在中央未下达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决定以前，可以先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当否，请您审批。” 同日，另一副总理谢富治批示同意。次日，李先念再次批示：“退刘西尧同志，望依照毛主席指示，做过细工作。”至此，工、军宣队领导的中国科大已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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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军事环境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因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交好，而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关系紧张。至196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又逐渐恶化，直至剑拔弩张的地步。从此中国陷入了一个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的境况。此后中国开始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也就是所谓的“三线建设”。
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位副总理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呈报关于落实毛泽东对《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示的报告，报告中提到：“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在“三线建设”的大背景下，1965年，教育部实施“四大工程”。清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北京大学分别在四川绵阳、四川自贡、陕西汉中建立分校（分别称651工程、652工程、653工程）。此三分校后于1978-1979年迁回。南京大学也计划在湖南桃源县创建中南分校（654工程），后未果。
1968年8月20日，因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政治改革，苏联突然出兵，并于6小时之内攻下了捷克全境。此事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在中国。但真正使局势空前紧张的还是珍宝岛事件。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因领土争端而发生摩擦，自此边境流血事件不断，两国关系发展到战争的边缘。直至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北京和周恩来等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双方商定于10月20日正式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
在会谈之前，为避免苏军突袭，中国不动声色地展开了全面的战备工作，大中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战备疏散。就在谈判3天前，10月17日，林彪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关于林彪的这个号令是否对科大的下迁产生重要影响，几年后，刘西尧做了否定的答案。按他的说法，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一号令”，而是后来在昆明或是贵州的大街上看到贴出来的大字报才得以了解，跟科大的搬迁并无关系。“那时既有外迁也有疏散，……但从没听说林彪对下迁有过批示。”但由于林彪的这个“一号令”与前文所述李先念、谢富治的批示、后文将述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在时间上交叠、接近，并且刘西尧随即就做出了让科大下迁的决定（见后文），因而在很长时间内“义愤填膺”的科大师生并未接受刘西尧的解释，而是坚持认为“刘西尧、李德生玩了很多花样，值得认真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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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队的越俎代庖、中科院的“不待见”又逢中央的下放令
就在1969年10月中旬李先念、谢富治分别批示同意中国科大《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林彪下达《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之后不久，10月21日，驻科大军宣队副指挥赵湘濮召开革委会全委紧急会议。会前，赵湘濮告诉校革委会副主任黄英达：“我们的报告谢富治副总理和李先念已经批了，不过不是二、三年，而是立即搬走”。在会上，赵湘濮传达了“紧张形势”： “苏军几个小时能打到首都，导弹三分钟能落到北京”。在公布《报告》已批后，他要求学校“立即搬，全部搬，立即运行”； “马上开会，马上研究，今天确定列前面去的人，同时就动员”； “没房子就插队，刻不容缓，立即行动”；“夫妇双方一方在外单位已走的，可同意这一方跟着走，其余在京的一家不留，科大物资、器材都带走”； “清华北大已走光了，我们落后了”。会议决定派出以军宣队李玉林为首的先遣队带着刘西尧给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的亲笔信前往河南联系下迁地址。在次日召开的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军宣队副指挥温风莲等提出了“分四批走，自11月5日至20日走完，家属都要走，包装自行解决”等具体方案。10月23日，赵湘濮在全校大会上再次作了动员：“让你们搬迁是最大的爱护和照顾，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要防止敌人从中破坏”。但由校宣传队带队，校革委会分别派往湖北沙市和河南选点的两组人员都遇到了困难。沙市已有科学院的干校，但不再有合适的地方给科大；河南组虽带有刘西尧的亲笔信，受到了河南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在南阳山区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但河南省只同意在平汉路以西的南阳专区的唐河、新野一带山区、丘陵地带临时战备疏散，若在河南建校他们表示有困难。两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都表示这两个地方没有条件，不能去。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当晚，中科院革委会领导石煌召集科大宣传队、革委会有关人员开会，传达国务院业务组关于学校下迁的《十条意见》，表示“主要精神是高校战备疏散问题”。次日，科大向在校常委传达了《十条意见》，并派2人当即去河南南阳，向到南阳选点的校革委会常委贾志斌、黄英达、蔡有智、张秀峰等传达。在得到传达后，几位常委很快返校，根据《十条意见》和河南情况，提出科大应进行疏散的意见。科学院同意这个意见，校革委会也通过了先在京疏散后选点的二步走方案。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关系。“文革”中，此二者已不是此前那般亲密的“母子关系”。1967年3月，毛泽东批准对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委员会4所属的47个研究所实行了军事管制。此后又于10月批准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将新技术委员会及其归口各单位全部划归国防科委。如此一来，建校初期各系科专业大多与“两弹一星”研制相关、与科学院各研究所对口结合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很多对口单位都已经离开了科学院。尤其是在造反派与工、军宣队掌权后，大多科学家与原先的业务领导都已靠边站。在教学、科研工作基本中断的情况下，二单位之间仅仅维系着上下级关系。
据王锡鹏回忆：“刘西尧说，既然科大已打了报告，两位副总理也已有过批示，就应借此机会全部下放下去。而且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总之，刘西尧的意图很清楚，将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了事。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说明刘西尧的心情。当时刘把科大的房子要交给铁道兵，我有不同意见，刘说，要搞就搞彻底，不留尾巴。”按刘西尧自己的说法，“科大是科学院办的，科学院现在不一定要办科大了，科学院有了很大变化。北京还有北大是理科大学，为什么不能使力量发展更于平衡呢?为什么科学院不能同北大结合呢?” 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刘西尧为首的科学院领导确实有意让科大下迁、脱离科学院。
11月1日，刘西尧亲自到校传达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及《十条意见》。针对很多人对于疏散与搬迁异同的疑虑，刘西尧表示：“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要求学校分两步走：先疏散，第二步再选点搬迁，家属、仪器、设备、工厂、有科研任务的人员暂时不动。据此，校宣传队指定李玉等人负责就地疏散。李玉等找到钱逸泰、张景田等相关人员研究“自找门路，就地疏散”的办法，决定每个系出一人联系疏散地点，每晚汇总一次。此后张景田等联系好到门头沟煤矿疏散劳动1000人；李元列到北郊毛纺厂联系好疏散近1000人，谢宪臣等联系好在北京二轻局所属密云山区厂房安排500人。六系与广西电子技术工业局负责联系好到广西各无线电厂疏散500人等。就地疏散工作很快安排妥当，并征得了科学院领导同意。但由于在如何疏散问题上学校内部意见分歧较大，作为当时学校领导层的宣传队、革委会认识也不一致，因此就地疏散迟迟未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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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的欢迎
在安排在京就地疏散的同时，学校经请示刘西尧同意，又派出2个小分队分赴江西、安徽选点。江西省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而赴安徽的小分队在考察宣城等地后也未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学校后派李从珠等人到安徽安庆选点，安庆方面表示欢迎。李从珠通过电话通知了学校，说该地能住3000人。宣传队吕副指挥将此情况反映到了科学院。11月底，刘西尧找到钱逸泰、杨秀清、张景田、刘军等人，通知他们：“已同李德生同志商量好了，去安徽安庆，没征求你们意见，同李德生同志没有说死，没最后答复”。12月1日，在校革委会副主任杨秀清向刘西尧、王锡鹏及其他院革委会负责人汇报情况之时，刘西尧下达了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的指示，并说：“其它学校都下去了，科大没动，开头早，走的晚⋯⋯”“安徽欢迎去，条件不错⋯⋯领导上支持你们，国务院业务组的都表了态，同意去，纪登魁和李德生同志同意去，李先念同志也表了态同意去。”“校址定不下来，先在安庆疏散。”“校址不一定在一块，科学院将来也不会在中关村一个地方呆下来⋯⋯”“地震专业可以不去，可到邢台去办分校⋯⋯学生都去，就地分配。”“干部可以办五七干校或插队，学生主要是插队⋯⋯，教改是长期的，要打持久战。”12月12日，在科学院负责人尚可、王锡鹏等到科大召开座谈会时再次表示：“疏散是革命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备战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大方向⋯⋯”根据上述精神，科大宣传队、革委会成立了指挥组，研究了疏散计划并派出了90人的先遣队。
1969年12月初，先遣人员90人赶赴安庆。12月17-30日接连而来的两批900人也随后到达该市，被安置在安庆市委党校的一栋仅能容纳300人的三层小楼里。那里条件艰苦，根本无法支撑近千人的基本生活。该小楼位于郊外的一个小山上，没有公路与外面相连，交通很不便利，总共只有七、八十个房间与一个小食堂，而且自来水不通，生活用水要越过一条沟到对面的山上去挑。房子门窗在“文革”的武斗中被全部拆除，有的用砖石堵死。一场大雪使天气骤冷，连睡地铺的垫草也难以购买。条件如此困难，致使局面非常混乱。
带队到安庆的，宣传队有2名副总指挥，各系也都有1名宣传队负责人，在安庆的总人数已达900多人。后又接北京通知，第三批人员即将由北京启程到皖。这时，已到安庆的四位校革委会常委认为，由于安庆的条件困难，应急速回北京汇报。而宣传队主张第三批人员可以下来，利用食堂住宿，还可再找安庆市借房。在意见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四位常委决定回北京汇报安庆的实际情况，稳妥做好人员下迁工作。他们当即动身回北京，制止第三批人员动身。后来此事被安徽驻校宣传队定为反对下迁的“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向安庆的搬迁很快停止。
1970年1月6日，校军宣队政委贺魁民等接通知到科学院开会，刘西尧指示科大有关负责人到合肥向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汇报情况，并办理下放移交手续。按此指示，1月8日，科学院负责人尚可、王锡鹏与科大军宣队政委贺魁民、革委会副主任杨秀清等乘火车前往合肥。火车开动之后，尚可才向贺、杨二人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解决领导关系问题，办理正式移交手续，由安徽省革委会专门机构领导科大；人员、设备搬迁直接由安徽省负责，给予做好安排；斗、批、改由安徽省全盘考虑；一个是运动，一个是体制，体制问题由省里负责提出计划，报计委批准；领导权问题，业务、党政、人事都由安徽省主管。
而在安庆的科大师生，因担心贺、杨不了解情况就办理移交手续，想让他与科学院负责人（尚、王）先到安庆看看情况，听听意见。因此，有29人开车到合肥，到火车站静候尚、王、贺、李四人。李德生得知后，与铁道部沟通，让火车在合肥北站“临时停车”， “请科学院和科大的同志下车”，用小车直接送到稻香楼。同时，又在合肥站做出迎接假象，以警力阻止安庆来的科大人，使他们最终未能见到院、校领导口。此事后来被宣传队说成是“廿八个半合肥之行的反革命事件”。
1月9日晚，尚可和王锡鹏在科大贺、杨二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会见了李德生，协商科大搬迁合肥的若干事宜。次日，尚可等人又向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娄学政等人具体汇报科大情况。对于科大迁皖，李德生指示：“安徽来了一、二十个单位，但都是找个基点，领导关系还在原上级机关；我们原来以为科大也是如此，现在情况更具体了，关系下放了；经过研究，安徽有困难，可考虑在合师院⋯⋯”由此，科大正式迁至合肥，在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办学。全校人员分散到淮南、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厂矿、农场进行“斗、批、改”，半天劳动，半天搞“运动”。原北京玉泉路科大校址很快被铁道兵与海军部队占用，教室、实验室等也被改成了招待所、宿合。
据原合肥师范学院沈轩回忆，约于1970年1月15日左右，该院革委会主任顾旭生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赶快搬出去，科技大去过安庆看房子，那地方小，不愿去，所以省里确定搬来师院，这是李主任（德生）要来的嘛！省里催我们很紧呢！”由于在科大下迁安徽过程中刘西尧与李德生的关键作用，当他们后来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打倒以后，科大特地指派校革委会副主任贾志斌、黄英达等赴京向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汇报本校批林批孔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有关李德生、刘西尧的“问题”，并参加科学院对刘西尧的揭发批判。
科大自1969年12月开始迁入安徽，至1970年10月基本完成搬迁。总计组织货运装车70余次，运货量865吨，装运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35000箱；迁出家属470多户，组织职工、学生、家属客运20多批，约6000人次，用火车皮510多节，搬迁费达77万元。
学校迁入合肥时，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1/2以上。教学、生活用房严重不足，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到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尚不足百人。
结 语
在纷乱复杂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在科教体制混乱，工、军宣队当权的情况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热心主动地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到由政治、军事环境导致的战备疏散，再到因“所系结合”落空而遭遇的科学院的冷落，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搬迁，再到安徽省的欣然接受，再到后来因原校址被占而回归无望。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骄子的中国科大辗转搬迁并定址合肥。
从创校初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到后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以至濒临灭亡的境地。是时代背景所至，也是人祸所为，这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些“瞎折腾”现象依然不无启示。好在中国科大这只“不死鸟”并未真正灭亡，而是逆境图存，最终“凤凰涅槊”，并很快创造出了新的辉煌，才使得我们今天对于科大的下迁不止于无尽的唏嘘与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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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撤并合肥师范学院的情况[B].档案.1974-WS-Y-4-21.
[24] 校党委副书记武汝扬同志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要点）[B].档案.1974-WS-Y-4-1.
[25] 搬迁工作总结[B].档案.1970-WS-Y-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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