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年7月，一位居住于中国的英国人罗伯特在英文杂志《中国丛报》上撰文讨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借鉴了考试竞争原则，并预言：“这种中国人发明创造的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他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在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
《中国丛报》(存在时间：1832～1851)
实施科举之前的选才制度
中国在隋代之前，朝廷选任官员的机制主要有世袭制（世卿制）、军功爵制、选举制（察举与征辟）、九品中正制。
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认为：秦以前的中国，只能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直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像样的统一政府…因此讲中国的传统政治，可以直接从秦汉讲起，而汉代大抵是秦的延续，所以直接从汉代谈起即可。
钱穆
汉初，天下初定，因此属于典型的军人政治，谁握有兵权，谁就支配政权，支配仕途……，这就是所谓的“军功爵制”。
到汉武帝之后，人才选拔制度渐渐趋于定型，最早的官吏来源，除了贵族（属贵族世袭制）外，还有就是太学毕业生，太学可比今日的顶尖国立大学，但在汉代只有一所太学，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
当时称科。考试甲等的为郎；考试乙等的为吏。郎官留在中央任职，可外派当太守、县令等。
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可回到原籍（家乡）由郡县政府任用。
另外各地方可以随时选举人才送到朝廷中央，再由朝廷提出重大政治问题，请教这些由地方推举而来的贤良回答，朝廷看完他们所提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
而依选拔的时间和方式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无定期的，比如遇到皇帝驾崩，或是遇到荒年、大水灾、瘟疫流行等，这代表朝廷失职，需要地方推举贤人，来为国家说话，或替国做事；
第二种是特殊选举，比如朝廷需要派人出使西域、出使匈奴等，这时需要的是精通外语与谈判的人才，同时必须能吃苦、能应变，当政府有这职缺对外下诏时，自认有才干的人就可以自己来报名，选拔通过之后就可以正式担任官吏；
另外一种是定期的选举孝廉，由地方官吏推举郡县内孝子来出仕当官。这些制度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逃亡，中央与地方失去联系管道，一切制度大乱，于是朝廷用人没了标准，尤其是武人在行伍中滥用人员，不依制度，之后就由“九品官人法”所取代。
“九品官人法”是三国曹魏文帝（曹丕，187～226）依陈群（？～237）建议而施行的，“九品官人法”是指以“九品任官之法”，即我们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度。
“九品官人法”的本旨是就个人的才干选为中央官吏，但是，它的基础是建立 在地方的乡党社会之上，因而造成了地方门阀豪族间长期垄断中央政权与地方实权的局面。“九品官人法”由三国时期开始施行一直到隋初被废除，施行时间超过400年。
科举制度让社会阶级不容易僵化
隋文帝统一华北后，废郡与府，让州直接统御县，并整顿冗员，紧缩行政经费，废中正官，州县的高级官吏改由朝廷中央派任，换句话说，地方官无权自由选任自己的下属。
朝廷中央为了因应地方所需的众多官吏，而实施考试制度，由秀才、明经、进士各科举任官吏，这就是所谓的“科举”，虽然每个朝代对于科举都有不同的规章制度，然其中唯一没变的就是集中考试的形式。
科举是在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大业为隋炀帝的年号）开始实施，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停办，后慈禧太后就以光绪皇帝之名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自此这个在中国施行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正式被废除而走进历史。
不过世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1802～1945，当时由法国殖民统治），但科举制度影响越南既深且远，使得越南人直至今天仍称高中毕业生为“秀才” ；大学毕业生为“举人”；博士为“进士”。
另外，始创于702年（唐武则天长安二年）的武举（武科）制度，则早在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就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
根据史学家何炳棣教授（1917～2012）的研究显示，明清两代的进士有43％来自平民，只有6％来自显赫家族；十九世纪清代的举人和贡生有45％来自平民，只有3％来自显赫家族；明朝有些县的秀才有75％来自平民，清朝有些县的秀才也有50％以上来自平民。因此何炳棣的结论是：因为实施科举制度，使得明清两代的社会流动性非常高，中国没有一个能够长期垄断士大夫地位的特权阶层。
换句话说：一个家族的成员能够连续数代置身士大夫阶层是非常罕见的。这可以说是近代人类社会实施民主选举之前最公平的选才机制。
而中国古代的贪污腐败问题与选官制度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屈超立指出，回顾古代中国的廉政状况，不难发现，在科举制度以前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元朝的贵族政治时期，世家大族利用其世袭的特权，贪赃枉法，腐败之风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最腐败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较为彻底地消除了选官方面的世袭特权，对古代社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中就盛赞：“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上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讲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885～1981）在其巨著《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中也指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
英国现代文官制度借鉴中国科举
早期英国官吏的任免主要实行的是“恩赐官职制”，官员的任用与升迁，不是凭个人的真才实学，而是靠门第出身与对统治者的忠诚，因此非常容易出现弊端，比如买卖官职、任人唯亲等等，伴随而来的就是政治腐败、贪污舞弊、行政效率低落的弊端。之后随着两党制日益成熟，内阁由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成员组成，政府官职转为执政者笼络政党支持者的分赃工具，所以每次英国内阁的更替，都要出现一整批政府人员的大换班潮，为政府施政接续带来极大的混乱。
直到格莱斯顿（1809～1898）组阁后（曾四度出任英国首相），依据国会议员诺斯科特爵士（1818～1887）与财政部副司长崔维廉爵士（1807～1886）参考中国科举制度与东印度公司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所整理的：《诺斯科特～崔维廉报告》（全称为“常任文官组织报告书”），于1870年6月4日，颁布了第二个枢密院令规定“一切文官职务的任命，都必须根据文官委员会委员们的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
委员们在财政部的监督下，有权独立决定被录用文官必须具备的合格条件”。这个枢密院令为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贯彻和逐步扩展范围提供了法理依据，成功地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开始实行公平竞争考试，量才录用的考 制，现代文官制度开始形成，也提高了英国政府的效率与廉洁程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官被取名为：“Civil Servance（复数）／Civil Servant（单数）”即“文职人员”，因此“科举”的英文被翻译成：“the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s”，直接的意思就是：公务员考试。如果扩大一点来解释，可以说成是：甄选人才的办法。
英国前首相威廉・格莱斯顿
美国跟随英国借鉴中国科举改革吏治
与英国一样，早期美国的官员任免制度与英国一样充满各种弊端，但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时期，而是直接跳到——政党分赃制。美国官职和英国一样是不同政党胜选之后犒赏政治忠诚与辅选功劳的奖品，因此“官职被当成私有物，政府则被当成促进私人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为服务于人民而创设的机关” 。
分赃制破坏了美国政府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导致周期性的政制混乱，结果让政府机关出现“冗员充斥”与“政治腐败”的问题－－1792～1861年的统计显示，这段时间美国人口增加8倍，但联邦文官却增加了50倍。
1877年美国财政部的一项调查指出，纽约海关至少有20％的雇员是多余的。政治腐败成为美国官场的政治常态——官员争相的利用职位谋取私利，中饱私囊。
单单以共和党总统格兰特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执政期间为例，这一时期就发生过至少两起重大贪渎丑闻——“信贷公司丑闻”和“威士忌税收丑闻 ”，贪污金额超过数千万美金。
英国的改革不仅为美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而且有力的推动了改革运动的兴起。据说中国的科举制度也颇为美国人称道。
1868年，印第安纳州众议员托马斯․ 安德鲁斯․ 亨德里克斯（1819～1885，之后担任印第安纳州州长与美国副总统）在一份有关文官制度的报告中，用了82页的篇幅专门介绍中国、普鲁士、法国和英国的文官考试程序。
经过几十年痛苦的改革，1883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的一项管理与改善美国公务人员的法案－－《彭德尔顿法》（1883），这个法案首次确认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原则，即竞争考试、职务常任和政治中立，并将此原则法制化、制度化，成为美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结语我们可以引用一下，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古斯塔夫․ 冯․ 施穆勒（1838～1917）在谈到现代官僚制起源的时候的话：“无论是世袭制，还是选举制，都已经无法支撑现代国家日益复杂的行政需求，社会要求能终身付现的专业官员团队，而这种官员的选拔方式只有考试这一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