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為了圖存自強培養洋務人才，實施了一些措施。其中“留美幼童”由容閎首倡，曾國藩、李鴻章大力支持，師徒聯名上奏，最終促成其事。
容閎
曾、李的奏摺中說，“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約計十餘年業成歸國，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元年，即1872年至1875年，清廷先後選派四批幼童，赴美國留學，原擬學習十五年，即小學、中學、大學“一條龍”。可是，光緒七年，即1881年，清廷便撤回大部分留美幼童，此時，距同治十一年，還不足九年。
可以說，“留美幼童”的事業，是半路夭折了的。
十分遺憾。
事實上，清政府對於這批最早的官派留學生，非常重視，真正是花了大功夫、下了大本錢的。
初初的時候，招募學生，艱難異常。十餘歲的孩子，遠赴異域萬里，一別父母親人十五年，還要簽訂生死契約，形同生離死別。以彼時之社會風氣，招募難度可想而知。
最終，第一批三十名“留美幼童”，廣東籍二十五人，江蘇籍三人，山東籍一人，福建籍一人，全部都是沿海省份。其中，二十五名廣東籍幼童中，有十三人為香山籍——容閎的同鄉。
“留美幼童”籍貫的分佈，很說明些問題了。
雖然艱難萬端，但總算開了個好頭。
留美幼童的一切費用，朝廷是全包的。特旨從海關稅收中，撥出一筆一百二十萬兩白銀的款，用於“留美幼童”。每批留美幼童三十人，四批總計一百二十人，則平均下來，朝廷在每一位小留學生身上，花費白銀一萬兩。
同時，清廷在美國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設“駐洋肄業局”，派駐專員，管理、照應小留學生們。
“留美幼童”事實上的投入，並不止一百二十萬兩白銀。光緒三年，即1877年，駐洋肄業局以美國近年物價騰貴，原款不敷所需，請求添撥。
李鴻章立即上奏，力陳美國“稅增物貴，束脩、膏火、房租、衣食各費倍於從前，”支持添撥經費。
李鴻章
奏摺中，李鴻章說了這麼一段話：“此舉為造就人才，漸圖自強至計，關係甚大。據報，頭、二批學生，一、二年間，已有可進大書院之童，既應專心研究，以裨實用，斷無惜費中止之理！”
然而，四年之後，“此舉”便“中止”了，何故？
確不為“惜費”，而是另有重大緣故。
後世的史評，一般都認為，“留美幼童”的半途夭折，是由於“保守勢力的阻撓和破壞”所致，但事實剛剛好相反，要對此事負最大責任的，不是“舊派”，而是“新派”。
究其竟，是留美幼童的管理者——“駐洋肄業局”內部，對“辦學方針”，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分歧，彼此勢同水火，無法協調，以致“留美幼童”整體上有偏離既定軌道、脫幅而去的危險。
於是，清廷只好自斷手足，偌大心力、花費，統統付之流水，空留一聲嘆息。
此事的第一責任人，正是首倡“留美幼童”、並一直為之盡心竭力的容閎。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容閎自己一手毀掉了自己嘔心瀝血的事業。
“駐洋肄業局”內部，分歧眾多，但主要集中在兩點上：一，有相當數量的留美幼童，加入了洋教——基督教或天主教；二是，留美幼童普遍只重“西學”，十分輕視、甚至荒廢了“中學”。
容閎不僅支持小留學生們信教和“輕中”，事實上，他本人就是留美幼童這些行為的幕後推手之一。
容閎的思想和作為，若窺端倪於他的人生履歷，以下幾點很可以說明問題：
第一，從七歲入讀英國人在澳門開辦的教會學校，一直到二十六歲於耶魯大學畢業，容閎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西學”，和“中學”基本不沾邊兒。對“中學”，容閎既沒有什麼深入的理解，也就談不上什麼感情。
第二，容閎是虔誠的基督教徒。
第三，二十四歲那年，在耶魯大學就讀的容閎，加入了美籍。
容閎因此而支持“留美幼童”信奉洋教和輕廢“中學”，卻是不能被接受的——不論“保守派”還是“洋務派”，包括“留美幼童”最大的支柱李鴻章在內，都不能接受。
關節點在“留美幼童”的年齡上——這是一把地道的雙刃劍。
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現代科學、文化的教育，小學、中學、大學“一條龍”讀下來，較之成人後再“放洋”之半路出家。所學自然更加紮實、透徹。思路也更加靈活、開通。更少牽絆，用之於“新政”、“洋務”——中國的近現代化建設，自然更加之得心應手。
在當時中國民智未開、保守勢力強大的背景下，曾國藩、李鴻章、容閎等人，對“留美幼童”的苦心設計，是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的。
可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留美幼童”年紀太小，心智尚遠未成熟。極易受外界的影響，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如何保證他們的族群、國家認同不動搖、不轉移？如何保證成人肄業之後，回到中國的，不是一群“黃皮白心”？
必須承認，對於十來歲的小孩子來說，彼時美國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於自己的祖國。更加有趣的學問，更加人性的教學，更加平等的人際關係。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氣，沒有一個正常的孩子。能夠抵禦住這些無所不在的誘惑。
你不能把他們裝到套子裡——事實上也不可能辦得到，因為你是在人家的學校裡上學、讀書。何況，“增長見聞”——觀察、瞭解、認識留學目的地，從更先進的社會制度中汲取養分，本來就是設計“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為此，剛開始的時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國當地幾十戶不同的人家中。
這種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紀的標準，也是頂“時尚”、頂“先進”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事兒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裝到套子裡，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線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學”、“中學”並重。在美國學校教育之外，從國內派出教員，常駐美國，對小留學生進行相當力度的“中學”教育，以此保證“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規：“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虛、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聖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
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人，可能許多人對這些“中學”課程，並不感冒。可是，在當時的環境下，除此之外，並沒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證小留學生們心繫祖國，不改族群和國家的認同。
遺憾的是，容閎就是要挑戰這兩條底線。
“駐洋肄業局”定規：“幼童以三個月一次來局學華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為滿，逾期則此十二人復歸，再換十二人來。以此輪流，週而復始。”
這個規定，初初的時候，是得到了較為嚴格的執行的，效果也不錯。但是，愈往後，愈是滯礙難行。
箇中原因，一是因為留美幼童浸潤“西學”日久，對“中學”興趣日減，甚至到了“厭棄儒學”的程度；二，也是更重要的，作為“駐洋肄業局”主要管理者之一的容閎，不但不堅持既有原則和規定，反而順風縱火，支持學生抵制“中學”。
對此，李鴻章深感憂慮，致信當時的駐美公使陳蘭彬說：“學徒拋荒中學確屬實情，由於蓴甫（容閎的字）意見偏執，不欲生徒多習中學，即夏令學館放假後正可溫習，蓴甫獨不謂然。”
就是說，不但三個月一次的“輪訓”，容閎不支持，甚至學生放暑假了，利用假期補習中文，容閎也從中阻撓。
輕廢“中學”之外，學生紛紛信奉洋教，參加禮拜，而容閎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更是以“信仰自由”為天經地義——朝廷有什麼干涉的權力？
“留美幼童”本人們，不論“中學”、“西學”孰輕孰重，還是允不允許“宗教信仰自由”，不消說，一邊倒地站在容閎一邊。
至於美國人，自然明裡暗裡，支持容閎——在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中，多發展幾個親美派，甚至“帶路黨”，有什麼不好？
在這兩個問題上，“駐洋肄業局”內部，彼此針對，勢同水火，衍生出來的其餘問題，譬如什麼小留學生變服飾、和美國女孩談戀愛，與這兩個問題相比，都算小case了。
朝廷終於不能不出手干涉了：將容閎調任駐美副公使，不再兼管“駐洋肄業局”。
做駐美公使，自然是大大升官，但容閎並不領情，他說：“若專就予一身而言，以區區留學生監督，一躍而為全權公使，是政府以國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計劃言，是予視為最大事業，亦報國之唯一政策。今發軔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則繼予後者，誰復能如予之熱心，為學生謀幸福耶？況予與諸學生相處既久，感情之親，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則此諸生且如孤兒失怙，是惡可者？……請政府收回成命，裨得仍為學生監督，以期始終其事。”
就是說，容閎視自己為“留美幼童”的唯一保護者，中國留美學生的“教育計劃”，是容蓴甫的禁臠，不容他人染指。
朝廷只好退了一步，在調任容閎至華盛頓出任駐美副公使的同時，“駐洋肄業局”方面，給予了他一個含糊的“相幫”的權力。
這是一個糟糕的決定。容閎利用這個名義，專門從華盛頓跑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駐洋肄業局”所在地，繼續指手畫腳，一如其舊。可是，因為他畢竟已經不是“駐洋肄局”的“總辦”、“幫辦”了，“駐洋肄業局”現管理層極為不滿，積蓄已久的矛盾，終於徹底爆發，不可收拾了。
此時，整個“留美幼童”計劃，已到了無法正常推進的地步，而朝廷明白，即便和容閎破臉，徹底免去他在“駐洋肄業局”內的任何職務和名義權力，也沒有用——容閎對“留美幼童”們的影響以及在整個留學計劃中的作用，是無可移替的。事實上，和美國政府、學校、當地各有力人士打交道，全部都是容閎的首尾。
如果容閎不願意放手，你拿他一點法子也沒有——他是美籍。
到了這個地步，除了自廢武功，已經沒有更好的路子可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