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明治时期的日本飞速实现了现代化，但这个过程是极其艰难的，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源源不断的斗争。首先，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需要彻底解决旧有的封建制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治时期曾多次发生过内战，好在都被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控制住了局面。更难的问题还在后面，那就是日本未来该走向何方，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现代国家体制？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国内存在很多种意见。
激进的自由民权运动家们主张设立议会，并赋予议会巨大的权力。他们参照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论自由》和卢梭的《民约论》，坚决主张这一观点。另一部分人则立足旧道德观，主张赋予天皇巨大的权利，用天皇的权威谋求国民精神的统一。政府官员们则有人主张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还有像伊藤博文那样，虽然反对英国形式，但认为有必要实行立宪政治的人。还有像山县有朋那样反对立宪政治的人。这些彼此对立的意见，反映出了明治时期日本所面临的复杂的多种多样的问题。首先自由民权运动家，之所以强力主张开设议会，是因为明治政府基础薄弱的缘故。其次，那些主张由天皇实现精神统一的人们，只是试图解决极速现代化给明治时期的日本带来的道德观混乱的社会问题而已。其实，在每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或者社会都会在一定时期内面临道德观混乱这一问题，这是由于突然引入大量外国文明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也曾经有人思考过用自己原来的道德观，只采用吸纳外国的技术才能来应对这种危险。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发现，这种方式是很难实行的。因为文明是一个整体，不能将其割裂开来。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在一个循环圈内，不可能割裂其他而单独吸纳其中一个。既然要学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就不可能不给本国文化带来深刻影响。这也是当前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就有的儒家思想被打破以后，没有形成更加有效的凝固人心的新的思想体制，这就必然会引起一系列尖锐的道德层面的问题。
同样，我们迫切想引入外国的科学技术文明，这些是比较容易的。难就难在能引入其政治背景、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构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而这些属于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中逐渐形成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也面临着如此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想引入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对外国的思想文明又陷入两难境地。政府官员们尽管对于现代化所带来的混乱十分担忧，但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就必须将现代化置于首位，至于道德思想层面的问题只能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纠正改善。
最终，基于各方面考虑，政府在设立议会的同时，于1889年颁布宪法，赋予天皇超越君主立宪制国家惯有的巨大权力。这种体制虽然与西方现代国家有所不同，日本还存在以天皇为中心的寡头政治，但总体来说日本承认国民参政的概念。这大体符合国民的意愿，因为日本人的家族观念仍然非常强烈，他们希望保留传统的家族主义。而这一举措加强了家庭、社会以及普通国民生活感情的传统社会支柱。
此外，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领导者们，热衷于培养人才，并且不问出身，只要有能力，就允许国民进入培养领导人的大学。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平等制度。政治上的重要决定由天皇和元老共同作出，天皇还参与所有军事磋商，甚至了解所有高级将领的性格和能力。正因为如此，明治天皇掌握着领导者们的操心品格，并能因材施用。以至于在后来的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明治天皇充分发挥了其领导能力，并集中了相应的国民力量，日本出乎世界的预料而取得了两次战争的胜利。然而，明治时期的国家体制毕竟是非常时期的过渡体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而这个转折点就是明治天皇的驾崩。明治时期的精神支柱与其说是政治体制发挥了作用，倒不如说是杰出的天皇和由共同经历挫折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元老们发挥的功效。明治天皇就是明治的精神，伴随着明治天皇的驾崩，以冒险精神为特征的明治电机事业也画上了句号，此后日本进入了艰苦的转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