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提起军阀这个群体，我们并不陌生，一般公认的两个要素就是：“专恃武力”和“割据地方”。一般在一个朝代的末期，就会大量出现军阀或类似军阀的武人群体，北洋军阀也是这种在社会动荡下的产物。不过由于每个时代的情况都有其特殊性，近代的军阀自然有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烙印——难以剥除的是他们带有脱胎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那种封建性；情况特殊的是他们又带有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培植的代理人的殖民色彩；更为矛盾的是我觉得他们的部分行为应该也会有个人政治理想或一点爱国心掺杂其中。
北洋军阀作为这一时期政坛上最为活跃的人群，近代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有他们的影子，比如复辟、一战、五四、北伐等等。下面以五四运动为例，看看北洋军阀（主要是皖系和直系）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社会影响。
五四运动
二、众矢之的：皖政府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是五四运动中鲜明的旗帜和响亮的口号。这个“主权”，显然针对的就是日本对中国山东的侵犯；而“国贼”指的是与二十一条和中日换文密切相关的三个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在表面上，引起人民强烈不满的是这三个“卖国贼”，但是实质上，更多的是对三人背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政府极大的失望与愤慨。
我们说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那么到底是怎么失败的呢？当然，外交失败最最深层的原因是“弱国无外交”——纵使我们有千般理由万张嘴，西方列强最后也不会为了中国而开罪实力更强的日本（中国本来寄予希望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他心心念念的“国联”也向日本妥协了）。但是，当时被列强捏在手里的“正当理由”，是1918年皖系政府签订的“中日换文”。从表面上看，由于列强抓住了皖政府的这个“小辫子”，直接中国导致了外交的失败。
此事一出，本来为终于成为战胜国而狂喜中国人，突然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遭受了因巨大落差感而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沉重打击。遥想不久前人们对皖系政府“英明”决定（加入协约国）的吹捧，顷刻间就变成对其“卖国”媚日的谴责。社会舆论纷纷向他们砸去，成为举国上下的众矢之的。北大的学生们最为愤慨，马上于5月4日在天安门进行游行示威，之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这就是热血青年在历史上留下的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四爱国运动。
其实，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恨，是五四爆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种不满，除了来自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之外，还有就是皖系政府一直奉行的亲日政策。自从日本寺内内阁上台以来，对中国的态度突然变得“亲善”了，西原借款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当时的段祺瑞，正有想要武力统一的政治理想，此借款对皖系来说宛如一场及时雨，马上催化了南北的战争。本来因为这笔借款来的太轻易，人们就已经很怀疑是皖政府出卖了国家的主权换来的，段祺瑞还用它来打内战，这就更可疑了；再想到此前，皖系还用这笔借款编练参战军、组织“安福俱乐部”，种种行径已经给自己牢牢地树立了一个“卖国”的形象，自然招致了很多负面的舆论和民众的不满，为日后的五四爆发早就埋下了隐患。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五四运动其实是段祺瑞的皖系政府主导的亲日政策以来，国人的一系列深刻忧虑，在巴黎和会诱发下的一种总爆发。可见，皖系政府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着密切的联系。
段祺瑞政府
三、推波助澜：吴佩孚
若说起军阀群体，民众们对他们的印象大体都是很差的：不是这个派系亲日了、就是那个政府亲英、亲美了；不是今天复辟了帝制，就是明天操纵了国会；不是他在那横征暴敛，就是你在这生灵涂炭。军界上刀光剑影，政坛里更是诡谲云涌，连总统都如走马灯一般、三天两头地换花样。局势动荡至此，时人恐怕个个都活的战战兢兢，哪里还会对这些军阀生出几分真心的好感呢？
但不能否认的是，军阀中还是有一些治军良好、口碑尚可的队伍的。说到五四时期，民众对于身为军阀的吴佩孚，不但没有反感，反而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将军”，一时间好评如潮，甚至名扬海外。若说吴佩孚作为一代军阀，在当时能有如此威望，主要是因为他很会利用潮流，懂得用舆论的手段拉拢民心。在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吴佩孚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安福弄权、力促和平统一、支持学生运动，这一系列的主张无不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要求。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四期间的“吴氏电报战”。当时学生运动遭到政府的打压，吴佩孚马上发出通电，声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认为学生“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原”，政府应当释放学生。对于1919年8月的“济南血案”，也是发电报痛斥张树元和马良，说：“鲁督无故而请戒严，马良一日而杀三士。”再后来，到了9月5日，吴佩孚听闻皖系政府意欲补签和约的时候，更是通电表示坚决反对，指责当年皖系就瞒着直系为了“军械借款”出卖国家主权，如今又要旧戏重演，再次勾结日本出卖主权。
趁着五四这个当口，吴佩孚整的这出“电报秀”，在社会上实实在在的刷了一大波好感。用现在时髦一点的话说，吴佩孚和他的团队（以张其锽为首）把“公关”工作做的实在是太好了，向国人乃至英美等西方国家展示了一个“爱国将军”的形象。尽管我们知道，这个近乎一场“作秀”的电报表演里，掺杂了借机打压对手的政治斗争色彩；但是客观的说，此番“电报战”的确顺应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反日爱国运动潮流，客观上对群众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助作用。
吴佩孚
四、结语
北洋军阀，由于其自身角色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就比如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也不乏有军阀的身影出现——以当时的皖系政府和军阀吴佩孚为例，就会发现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和角色性质，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总体来看，首先皖系政府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此次运动主要斗争的锋芒就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段祺瑞北洋政府，皖政府自然就成为当时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而反观正在崛起的吴佩孚，与当权的皖系形成鲜明对比，他在五四风潮中旗帜鲜明，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虽不是五四运动的导演与指挥，但也是扮演了合唱队中一支“较强音”的角色。
参考文献：
郭红娟：《五四时期吴佩孚的崛起与直皖战争》，史学月刊，2002年08期。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
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姜文华、张红军：《吴佩孚爱国思想刍议》，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03期。
郭剑林：《五四时期的吴佩孚》，学术月刊，1985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