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编者按：审美活动从字面上说是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在日常生活中，花无疑是美的直观形态。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
中国人对花的欣赏有其深奥玄妙的理由。对花的欣赏是中国文化美丽精神的一种体现。
宗白华先生说，“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艺境》）。
这就是中国人所体悟到的美丽精神，它应和着宇宙中的和谐韵律，生生而有条理。中国人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境遇中把握这种旋律的。
生活美学说到底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生命过程中体悟生命之美的美学。对花的欣赏则是日常生活中一种审美特性鲜明的活动了。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那么，对花的欣赏则是日常生活中最能体现这种美丽精神的活动。
赏花的生活美学是把花纳入生活之中的美学，主体在生活中借赏花而体悟宇宙中生生不息的和谐旋律。这份闲雅之趣远不是用花来美化生活、点缀生活环境那么简单，真正爱花懂花的人都会在花中领悟到时空变换中的节奏与旋律。
明代程羽文的《花历》或许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他按照不同花卉的特点，编排出了以花为标志的一年的月历。每月都有其代表性的花卉，可以说是把时间与花的品性融为一体了。比如“正月：兰惠芳，瑞香烈，樱桃始葩，径草绿，望春初放，百花萌动”；“二月：桃夭，玉兰解，紫荆繁，杏花饰其言靥。梨花溶，李花白”。
可见程羽文的花历是把不同花卉萌发与绽放，花色与姿态的变化作为时间变化的标志，花成为体察时间与季候变化的参照物，从花卉的细微变化中感受自然的律动。这不是植物学的日记，而是生活美学的体验。
花开花谢，物候流转，生命按大自然的深邃节奏新陈代谢。《牡丹亭》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所感喟的正是这种唯美的宇宙旋律吧。
花历的编排当然不乏文人游戏的色彩。由于地域的不同，物候差异，花卉生长的状态各地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花历也就未必普遍适用。但是无论如何，以花的生长状态来标示时间这个方法则是通用的。
清代画家沈振麟所绘的《十二月花神》也是选用不同的花卉来代表不同的月份的，但是与程羽文所选的花就有所不同，比如沈振麟所选的代表一月的是梅花与竹子，代表二月的是杏花和辛夷。除代表二月的杏花与程羽文的花历相同外，其余则都不同。但是这种差别改变不了一个基本原则，即这些花的生长状态与季候变迁之间紧密相连。
无论是程羽文还是沈振麟，都是在花卉的生长状态中体察时间的变化。花开花谢的节奏就是时间的节奏，也是宇宙旋律的节奏。这是要靠人的生命体验去把握的。
无独有偶，基督教文化中也有花历，与中国文化不同，基督教花历并不是按花的生长状态作为时间标志的，而是由人为规定的象征意义来给一年中的每一天命名的。每日一花，每一花又都有着喻意。
如一月一日是绣球花，寓意是希望。此花为何具有希望之意？为什么一月一日就要用此花表示？似乎都与花本身的生长状态无关，而仅仅是人为的规定。
花与日期的关系以及与寓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对花的观察经验为依据的，人为的规定逻辑性更强，但体验性不足，当然与人的生活之间的联系也就没有中国那么密切。
尽管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花也走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美好生活的象征，但是西方花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与中国到底是不同的，多了一些理性，少了一些温情。这是文化差异在生活美学中的具体表现。
中国文化中人的生活体验是主体部分，仰观俯察，观物取象，都要靠人的亲身体验，以生活体验接通宇宙之中的和谐旋律与身边万物之间的关联。
生活美学就成为中国文化中核心内容，而西方文化中人为规定的严密系统则更重要，事物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依靠的是抽象的法则，它自有其道理，但却是抽象地规定的，而不是由人的生活体验来把握的。
因此，西方的赏花传统中，虽然有水仙代表自恋这样的神话传说，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寓意的比附，是把不相干的自恋意义赋予水仙这种植物的文化创造，而不是生活经验的表达。（作者：李勇）
刘悦笛主编《东方生活美学》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