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雙十一，"壓軸直播"的表演時間留給了馬雲及“口紅一哥”李佳琦。李佳琦最後以32萬個商品、6700萬的銷量，毫無懸念贏了這場直播PK。當時淘寶粉絲不到100萬的他，如今已經猛漲到560萬。
幾個月後，“淘寶第一女主播”薇婭策劃了一場韓國美妝直播，交出了85萬單、1億銷售額的優秀成績單。與此同時，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也產生了不少日銷過億的網紅主播。據《2018中國網紅經濟發展洞察報告》數據統計，截止去年4月份，網紅粉絲人數達到5.88億人，整年的網紅經濟規模超過2萬億人民幣。
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麼越來越多的95後未來職業規劃都瞄準主播、網紅等道路。但縱觀全城經濟：一面是全民網紅時代助推行業繁榮，一面卻是略顯消沉的互聯網經濟及創業氛圍，網紅飽和與互聯網人才缺口的反差，讓我們不得不憂心這種現狀是否會帶來無法估量的隱性損失。
從微博、鬥魚再到快手、抖音，互聯網社交、直播或短視頻的風口從未間斷。風口及行業格局不斷改變，但唯一不變的就是網紅規模持續增長。根據《2018中國網紅經濟發展洞察報告》數據顯示：2018年粉絲規模在10萬人以上的網絡紅人數量持續增長，較去年增長51%。其中粉絲規模超過100萬人的頭部網紅增長達到了23%。
網紅數量持續增長和當下年輕群體青睞於網紅、主播等職業傾向極為一致。
前段時間，某大學生求職網申平臺向全國10萬名應屆大學生髮布求職意向調查問卷，根據調查報告反饋的結果，直播、網紅、新媒體運營、網遊陪練等新興職業備受年輕人追捧。此前，新華網也曾經做過類似的調查統計，記過顯示，54%的95後最嚮往的新興職業是主播、網紅。
伴隨著網紅經濟的逐步專業化以及MCN機構（專業社會化營銷平臺）產業的完善化，與MCN機構簽約成為職業網紅，逐步發展成一種新趨勢。擇業觀的改變已經直接影響到年青一代的就業，換句話說，越來越多年輕人把網紅當成自己的正式職業。
除了擇業觀，甚至也影響了年輕群體對就業城市的選擇。根據近幾年人才流入的城市排名顯示，越來越多年輕人逃離北上廣，選擇到杭州、長沙、成都、西安等“網紅城市”。前十排名中，二線、準一線城市佔了前9。可見，正因為有一群懷揣網紅夢的年輕人，網紅城市不僅經濟被帶動，同時也為了吸引人才流入，創造了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
但是，同為網絡市場，與職業網紅相比，互聯網整體的就業、創業狀況就略顯消沉了。
根據智聯招聘所統計的《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顯示，互聯網/電子商務的就業景氣度出現連續三季度下滑，在CIER（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度排名中，該行業也從第一位下降至第四位。最大的原因依然是受外部經濟環境影響，互聯網公司縮減了招聘需求。不過，互聯網眾多崗位愈發嚴重的人才缺失，不排除與新興職業興起有關。相比傳統互聯網職業，網紅、主播或許更會是畢業生們嚮往的職業。
近幾年，網絡劇、網絡綜藝、網絡大電影、移動直播、移動短視頻，這些新興概念在短時間對傳統文娛行業形成顛覆，不少文娛業人才都紛紛向互聯網平臺轉移。互聯網帶給影視行業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想象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大批文娛行業從業人員轉向互聯網，依然無法填補技術崗的缺口。以大數據算法人才為例，根據麥肯錫的一份分析報告，2018年懂的利用大數據做決策的分析師和經理崗位缺口達到150萬人。
互聯網公司眾所周知薪資高，相比其他崗位，從事技術崗的畢業生平均起薪就能達到10k，這對於畢業生而言，原本應該是最具發展潛力、最具吸引力的職業之一。可如今大量湧現的主播、爆紅的網絡名人，似乎讓畢業生看到更多的選擇。這類職業，有較高的自由度和上升空間，接一個廣告的費用就相當於好幾個月的工資。對年輕一代更具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
雖然無法斷言擁有高學歷、流入網紅市場的畢業生，能彌補技術型人才的缺口。但根據《2018中國網紅經濟發展洞察報告》顯示，網紅群體也確實逐漸呈現高學歷、年輕化趨勢。95%的網絡紅人接受過高等教育，14.6%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對網紅、主播職業的趨之若鶩，或許就間接降低他們對互聯網經濟的貢獻或價值。
一個百萬粉絲的網紅能引導粉絲消費，但一個互聯網創業者是整個互聯網創新必不可少的存在！所以，這個全民追逐網紅的時代，網紅、主播行業的湧入或許正變相地縮減創業者和創業者價值。
早在2016年，騰訊就發佈過《QQ大數據微報告：95後抖屏擇業觀大起底》，報告指出，95後追求個人興趣，在擇業上更加“自我”，更看重較高的物質回報，也較少拼搏奮鬥的精神。因此，在就業上，他們更樂意選擇文體娛樂，互聯網則居於次席。
也有人認為網紅、主播也是自主創業途徑之一，可是最終能實現商業化的人有多少？做到上市公司的又有多少？所以，這和互聯網創業依然有著本質區別。
互聯網風口從興起到沉寂，創業公司從擴張到縮減，這無疑會打壓互聯網從業者的積極性。反觀網紅經濟，則被抖音、快手、淘寶等流量巨頭推上高潮，對內容輸出者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對用戶而言更是一種慰藉。根據大環境趨勢，我們無法過分苛責年輕群體對網紅的追逐，只能警惕這一現狀可能給互聯網人才流失帶來的潛在影響。
隨著社交平臺進一步打通與消費的變現路徑，李佳琦、“散打哥”等銷量奇蹟的背後，是被網紅影響力綁架的消費主義，當代年輕人往往深陷偽精緻包圍的過度消費。有想做網紅而去借貸整容，最後失敗的；也有為購買網紅推薦產品、追求精緻而借貸消費、被迫還債的。年輕一代作為極易受誘惑的消費群體，衝動消費就尤為普遍，也成為隱形貧困人口逐漸增多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消費主義的盛行也為互聯網某些行業的發展帶來了許多泡沫。比如金融消費，年輕群體過度消費理念，曾將不少網貸平臺推上風口。除去監管收緊的核心緣由，不理智消費催生的業內亂象，也加速把網貸平臺推向洗牌期。
當然，這種消費主義擴大到整個網紅群體輻射的直播、短視頻、知識付費等內容行業，受眾群體對網紅所輸出的信息，也帶有一種越發盲目消費和被動接受的傾向。信息獲取，甚至知識來源都以一種商業化的方式被掌控，用戶真實的學習能力潛移默化地被削弱著。網紅作為內容的輸出者，他們對於用戶的行為趨向，必然要負有責任。但現在很多網紅連以身作則都無法做到，更別說正向引導。
目前我們正處於一個追逐網紅和娛樂的時代。可歷史經驗卻印證了，娛樂產業愈繁榮，經濟反而越蕭條。這難免讓人憂慮，也值得我們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