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沙扬娜拉》一诗形容日本少女说再见的神态：“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而这样的少女穿着的一定是和服，和服不但见证了日本女性的美，也见证了日本人的精神与信仰。
和服：女士之幸
△撰文、供图 ∕ 法国国立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
干树篱、石竹和燕子图案的帷子，深灰色亚麻为背景进行染色和刺绣，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高174厘米，长60厘米。
神佛习合，本地垂迹
日本曾向中国学习，但中国文化却是在日本文化中获得了精致的形式：神佛习合，本地垂迹。无论如何，日本是东西文明真正的切线。甲午战争以来，我国的一切现代化思潮和行动，都是日本民族主义行动的模仿者。换言之，只有在日本，东方宗教信仰才获得了一种国家形式，并唯独在日本将国家建立在统一宗教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神道国教，唯有日本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因为没有宗教根本就没有国家。只有在日本（部分包括英国），皇帝真正被视为“天子”。日本125位天皇基本上见证了“万世一系”的信仰传承。这不仅意味着社会秩序在历史进程中的存续，见证了东方保守主义的传统；也意味着虚君制度的不虚，见证了信仰本身的力量。
江户时期武士家庭一角。
犹太人有先知，日本人有武士。武士可以代表日本精神中死亡对死亡的胜利，正如樱花和神风。武士精神留下来一个现实的后果，就是英雄崇拜，不但崇拜失败的英雄，甚至崇拜马修·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又译马修·培理，美国海军将领，因率领黑船打开锁国时期的日本国门而闻名于世）这样的侵略英雄：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有一座培理公园。当年由培理率领的黑船登陆的地点，竖立了一座培理登陆纪念碑，上有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在培理公园里，每年都有由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
展现悬挂状态和服的六扇屏风（拉直的屏风），纸上着色，19世纪上半页叶，高153厘米，长349.2厘米。
在德川时期的日本，全体居民被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四个阶层：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德川时期之前，这些阶层之间曾经有过一些流动，但是，德川将军为了维护他们的势力和特权，限制了这些流动。特别是，他们试图保护武士阶层，使得农民阶层不可能成为武士。1586年，丰臣秀吉颁布法令，农民必须在他们的土地上耕作。1587年，他规定只有武士才可以佩带长剑，之后，这一条成了武士阶层的定义。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并称“战国三杰”。在日本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织田信长对一只小鸟说：你如果不鸣叫，我就杀了你；丰臣秀吉对这只小鸟说：你如果不鸣叫，我会逼迫你鸣叫；德川家康对这只小鸟说：你如果不鸣叫，我就耐心等候你鸣叫。
德川时代（江户时代）的到来不是偶然的。
穿着有浮世绘风格图案和服的日本女性，该图案来自日本著名的浮世绘艺术家胜川春章。
江户时代（1615～1868）
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是日本在江户幕府（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时期，从1603年德川家康被委任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开始，到1867年大政奉还结束，为期264年，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
江户时代的日本，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张的局面。旧的首都京都依然保持着贵族文化和奢侈品生产的中心地位，而江户——这一由军事统治者德川幕府选择的、新的司令部，从一个小渔港一跃而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江户和其他地方，一种充满活力的都市文化发展起来，时尚穿着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装饰有娱乐场景图案的八面屏风，纸上着色，17世纪上半叶，高105厘米，宽356厘米。
奢侈的和服最主要的消费者是武士，即执政的军事阶级。然而，商人和手工业者，却是在这一时期的和平与繁荣中受益最多的人。不过，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社会僵化森严的等级制度意味着，这些商人和工匠阶层并不能通过财富来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江户时期的日本，全体居民被严格的等级制度划分为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四个阶层。而从极力限制阶级的流动、任意强令商人向幕府捐献、对外支出使用大米而不用黄金等措施，都可以看出幕府的重农抑商倾向——于是，商人在经济上很富有，但在社会地位上，却处于最底层。
瀑布形和扇形图案小袖，以蓝色丝绉布为背景进行染色，18世纪后半叶，高150厘米，宽59厘米。
不过，在购买漂亮衣服上，商人和手工业者们发现了金钱消费的价值和乐趣——正是这一市场需求刺激了江户时代纺织艺术之花的盛开。和服发展成为具有高度表现力的自我表达方式，以及财富和审美感受力的重要标志。甚至还有最富有的商人的妻子们之间的时尚竞赛，试图以更胜一筹的和服超越彼此。这些奢靡的风气威胁到既有的社会秩序，让幕府感到不安，于是制定了相关的法律，限制面料、技术和颜色的使用。
梅花树、格子和贝壳图案的小袖，红色缎纹绸缎为背景进行染色，18世纪上半叶，高157.5厘米，宽63厘米。
尽管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执行，带来期待中的财富消费与节制之间的良性循环，但确实迎来了其他一些变化：新技术被开发出来、柔和的颜色与面料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是一种被称为优雅别致的（iki）的新美学的一部分——清晰、直率、毫不掩饰、坚定不移……无不与风格倾向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那些真正具有独特品位和审美理想的人关注微妙的细节，寻找各种途径规避幕府制定的法律，例如，在内衣和衬里上使用高度令人垂涎但被禁止的红色，因为这些不受限制。
明治时期（1868～1912）
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修·培理率领一支美国海军中队抵达日本海岸，要求日本向西方列强开放其港口。外部的压力连同内部的动荡导致了革命，1868年，推翻了昭和皇帝的明治天皇复位，朝廷迁移到了改名为东京的江户。
松坂屋前的美丽女子，彩色印刷锦绘，三折画，菊川英山（Kikukawa Eizan，1787～1867），1813～1814，高38.5厘米，宽78.2厘米。
新政府意识到，日本能够与西方军事和工业力量进行竞争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看齐。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穿着。正是在这一时期，和服被定义为与西方风格不同的“T”型衣物——主要是指和服的款式是垂直的而言——即“和服”。当时，随着日本国族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大和民族的概念。后来为了与西方的衣物（即着物）作分别，和服逐渐演变成单指日本民族服饰。
精英集团的一些成员，采用了西方的穿着习惯—因为这一风尚与明治政府力求促进的文明、现代化和进步观念有关。随着男性开始穿西装上班，服装也开始出现地域和性别的差异。男人们，在家庭的私人空间里，会换上和服，而女人们通常全职在家料理家务，大部分时间仍穿着和服。有趣的是，日本是最早采用西方纺织工业科学技术的国家之一。采用新工艺生产的丝织品，质量更好，价格也合理，许多妇女能够第一次买得起和服，德川幕府时代结束时，也没有禁止她们穿和服。
带有牡丹和业平菱图案莳绘制作的梳妆台及饰品，19世纪上半叶，高54.5厘米，长27.3厘米，宽27.3厘米。
日本的“开放”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的极大兴趣，随之而来的信息和商品的泛滥，导致了欧洲和美国对日本的狂热。和服被出口到西方，到了19世纪70年代，可以在伦敦的Liberty’s等商店买到。
可以这样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基本上都是穿和服。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由于穿和服行动不便，使很多妇女错过了逃跑机会，惨遭不幸。1924年，由“东京妇女儿童服装组合”发起运动，推进女装西洋化。同时受外来文化影响，日本人开始逐渐适应其他服装。但和服依然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寄托。
带有秋季换色和红色树叶节日的振袖，带有斜纹的黄色saya绸缎为背景进行友禅染和刺绣，19世纪上半叶，高147厘米，宽59厘米。
世界大战期间（1914～1945）
大正时代（The Taishō period，1912～1926）是日本历史上一个自信和乐观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经济繁荣也带动了政治民主。这是一个都市化大力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首都东京，人们搬到郊区，把方便人们上、下班的铁路网络扩展到新的办公区和工厂区。妇女们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从事打字员、银行职员、公共汽车售票员、商店店员等行业的工作。这些职员成为一种以咖啡厅、电影院、百货公司为中心的新型都市文化的消费者。
尽管西式风格的服装在女性中间很受欢迎，但和服仍在流行。传统的服装剪裁也仍然保持着，但在西方新艺术派（Art Nouveau）和装饰派（Art Deco）的灵感激发下，衣服上的图案被大幅度地放大，出现了新的设计。那些充满冲击力的形式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内心深处灵魂的碰撞，并为大正时代和昭和时代（Shōwa periods，1926～1989）早期的现代、独立、都市化的女性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表达途径。
著名风景图案的小袖，白色缎纹绸缎为背景进行染色，18世纪中叶，高152厘米，宽60.2厘米。
在创作这些形式图案大胆、色彩鲜艳的和服时，纺织品的设计者从19世纪晚期的技术进步中受益良多。从欧洲引进的电动纺纱机和提花机加快了生产速度，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化学染料则可以创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颜色。20世纪初，新型的丝绸和创新的图案技术也被开发出来，制作出相对便宜的、非常流行的、与以往相比可供越来越多人消费的服装。这些充满活力的和服样式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在流行。
现代和服（1945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风格的服饰已经成为大多数日本人的日常穿着。老一辈人——艺伎、演员、在传统餐馆里工作的人，以及从事茶道活动的人等——仍然穿着和服。一般来说，和服只在有限的、正式的场合穿着，而且对于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服装，有非常严格的指导原则。
伊夫圣罗兰，亚伯拉罕马特拉斯织物，印有椴花、绿色和紫色藤萝，勒鲁珍珠装花边；1994秋冬高定系列。
和服也是非常昂贵的。如果昂贵的价格限制了和服的穿着，那么这也在提高和服的文化价值。确实，衣服可以不怎么穿，但它象征的重要性却在增长。日本自从19世纪晚期开始在西方世界界定自己的身份以来，和服已经成为与外部世界区别的一道分界线，代表着日本文化最为本质的东西。这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就是大多数使用传统技术的当代纺织设计师仍然使用和服作为其艺术表现的主要格式。
Oiran小袖，小筱顺子（Junko Koshino），丝绸和聚酯，2009。
尽管如此，21世纪依然见证了和服的复兴。在日本的大街上，可以看到用美丽的现代面料制作的优雅和服越来越多。而二手和服越来越受年轻人的喜爱，通过把这些二手和服与其他服装款式相结合，这些年轻人不断塑造着自己的风格。对和服的兴趣在夏天来临时变得尤为明显，当时百货公司里充满了日式浴衣（yukata，夏季和服）—这种服装穿起来比正式服装更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服往往被视为日本封建时代的产物和女性受压迫的象征，但如今它们只是女人（偶尔也包括男人）衣柜里的另一种选择，是时尚的一部分，就像在江户时代那样。
以松坂屋为例
著名的百货公司松坂屋设立于1611年，一个世纪后成为日本贵族的供应商，20世纪初，变身成大型百货公司，确立了其在纺织艺术领域的中心地位。松坂屋在和服的生产和传播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它们生产的和服是绝美而脆弱的艺术品，透过这些绝美的和服，我们可以发现自江户时期以来日本时尚的发展。
几个世纪里，松坂屋的藏品因许多特殊的作品而变得丰富起来—使用图案精美的豪华面料剪裁的和服，以及饰品和家具—它们充分展示了日本工匠的技能和创意。这些惊人的创意不断为始终保持其基本型“T型”的和服注入新鲜元素。
紫藤、海浪和泽兰叶图案的小袖，以红色丝绉布为背景进行扎染，17世纪后半叶，高134厘米，宽56.5厘米。
19世纪中叶，和服首次出现在法国。当“日式风”被保罗·波烈（Paul Poiret，1879～1944）和玛德琳·薇欧奈（Madeleine Vionnet，1876～1975）等时装设计师运用于作品中时，来自东方的和服开始被西方世界的优雅女士作为内衣穿着。如今，高田贤三（Kenzo Takada）、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特别是小筱顺子（Junko Koshino）等众多日本时装设计师为和服注入了新的元素。与此同时，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让·保罗·高提耶（Jean Paul Gaultier）、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或弗兰克·索贝尔（Franck Sorbier）从日本时尚中获得灵感，再度诠释了和服的线条结构，并在艺术舞台上为和服贡献出了最重要的位置。
从江户时期到21世纪，和服像是一幅完美而纯净的模块，被当作用于展现想象力和叙述故事的空白画布。
颜色与剪裁
古代，和服的颜色很讲究，例如紫色，因为是皇族的象征色，而且富有神秘的调和感，所以一般人忌讳穿着。而红色，则是既贵重又令人畏惧，王朝贵族们都争相穿用红色的衣裳。与此同时，日本人更多是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之投射到和服上，如他们最喜欢的白色，就是从“雪、月、花”中得到的启发，雪是白色、月是白色、最美的花也是白色。还有蓝色，日本人对蓝色的喜爱，也是因为蓝色是山野湖水等自然环境的颜色。
展现女孩节日时的一种玩偶游戏的两面屏风，填塞织物，1862，高58厘米，长182厘米。
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中，充分体现了和服的颜色之美。《源氏物语》第二十二章写到快到新年时，源氏请紫姬为人们添置新衣服，紫姬对如何添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送人衣服要顾及衣服的颜色与穿着人的容貌相调和，如果颜色与人的模样不相称，就会很难看。”于是，尊贵高雅的紫姬得到的是红梅色浮织纹上衣和浅紫色衣服，以及最优美的流行色彩的衬袍；稚气的明石姬小女公子是白面红底的常礼服和表里皆鲜红的衫子；性情娴雅的花散里是海景纹样宝蓝色外衣和表里皆深红色的女衫——穿和服对色彩的讲究，可见一斑。
当和服的花色将外国文化与本国特色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情：樱花烂漫、红叶丰饶、晚钟寂寞、暮雪忧郁、花雨恬静、雪月优雅……自然移植到和服上，春夏秋冬次第登场，无不蕴含着日本人对自然的细腻观察与独特的审美品位。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自然就是神，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中，所以穿上那些有自然图案的和服，就感觉自己被神庇护：“穿上以后心情好”“会很受欢迎”……
江户时期的两位女士正在欣赏和服。
此外，和服的一大特征就是直线剪裁——这与和服的起源有关。《魏志·倭人传》记载：“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倭王曾三次派遣使者到中国，带回大批汉织、吴织以及擅长纺织、缝纫技术的工匠，而东渡扶桑的中国移民中大多也是文人和手工业者，他们将当时中国的服饰风格随身带到日本。
由于全身上下没有一个扣子，仅靠直线式的剪裁和一根系带固定，和服不但很好地遮掩了日本女人身材矮小的特点，突显了端庄大方的气质；而且在一藏一露中，展现出女性特有的美。由于日本人普遍醉心于女性的脖子与后背，所以和服会在这两个地方特别精心剪裁、精心穿着，以便露得恰到好处。江户时代小袖的衣领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垂领，而是将衣领往下按向背侧露出较多发际和后颈的穿法，这样更能展现出女性特有的美感。徐志摩《沙扬娜拉》一诗形容日本少女说再见的神态：“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樱花和牡丹图案的单衣，紫色kinuchijimi丝绉布为背景进行色染，19世纪后半叶，高160厘米，宽67厘米。
除了这些审美上的功能，直线设计也为更多的变换提供了可能：或者一件单独穿着，或者搭配重叠穿着；天气炎热时通风散热，天气寒冷时，又能保持温暖。
和服作为日本的象征，对日本礼仪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服的款式，使人们在行走时速度不能太快、步子也不能太大；站立时要挺胸直背、双脚并拢；跪坐时也必须小心翼翼、双膝向内弯曲，方不失优雅——所以有人说日本的礼仪是和服的礼仪也不无道理。
约翰·加利亚诺（生于1960年），迪奥高级定制“Gia-Cia-Me-San”式样，2007春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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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文明》2018.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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