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贾樟柯，姜武问：“演啥？”
后来他穿了件发黄的军大衣，扛着把猎枪，猎枪上裹着虎啸旗，
杀了会计、村长和煤老板等六人，像鲁智深......
在《天注定》里，死亡说来就来，从不扭捏，贾樟柯说：
“我只是不顾一切地拍了别人杀人。”
老家有个朋友，开了间小超市，门口摆着的果篮常被城管顺走，他说：
“有时走在路上，会自言自语，蹦出一个‘杀’字来。”我对他惨然一笑，说：
“原来你也有很多地方像黄巢。”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一骑绝尘。
然而，在全民倾情投入的金钱狂飙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这个社会繁荣的受益者。
无数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屈辱故事俯拾即是。
他们压抑，他们愤怒，他们说“杀”，而内心却充满了无能为力的沮丧。
贾樟柯，可能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几个人之一，
能对那些行走在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抱以平视的体恤，替他们发出些许卑微的呐喊。
小学三年级，有一次贾樟柯和同学打架，老师说他长得像猴子。
下了课，他追着老师屁股就骂：“你长得才像猴子！”
之后“承包”了早晨在教室生炉子的活，作为惩罚。
山西小县汾阳的冬很漫长，每早五点他翻身起床，走进漆黑，前去点火，心里害怕。
可贾樟柯从来不敢回头，因为教他形意拳的师傅曾告诉他：
“黑暗中头顶的朗月是明灯，另有两盏护法灯在人的左右肩上，回头，会掉下。”
若干年后，他的处女作《小山回家》荣获香港短片和录像比赛最佳故事片奖，
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用长达七分钟的时间拍摄民工小山的行走？
贾樟柯回答：“我愿意凝视真实，也有力量看下去，因为——我不敢回头。”
凝视，当我们努力寻觅生命最初的记忆时，往往就会发现那是一段凝视。
上到初一，贾樟柯学会骑自行车的头一件事，就是和朋友们一起骑车到三十里外看火车。
那天，这群平日里在街上横冲直闯的小混混们全部安静地守在一段铁轨旁，屏住气息凝视远方，像一场仪式。
终于一列拉煤的火车从他们身边轰隆而过，
“声音渐渐远去，成为某种召唤。”
可是那时，贾樟柯并不明白召唤他的是什么，他只看到了凋零。
小学毕业，他一半的结拜兄弟就辍学了，没有工作，在街上游荡。
一个兄弟请他看电影，说去买票，可左等右等不回来，原来那个兄弟去抢别人手表被抓了。
贾樟柯第一次感到生活的战栗和命运的诡异，也发现了自己的长大。
高考前，他和一群注定考不上大学的差生们被老师流放到教室最后面的飞地，他们破罐子破摔，成天在宿舍里打麻将。
当中学语文老师的父亲骂他不成器，他嘴上回击着，“打打麻将，会会朋友，看看电视有什么不好？”
却分明看到了自己深不见底的未来，夜晚，他用被子蒙住头，在黑暗中呜咽。
凌晨三点，贾樟柯又一次被毫不客气的砸门声惊醒。
他向那道直射双眼的手电光递上身份证......
高考落榜，父亲安排他去山西大学办的一个美术班补习。
原因很简单，美术院校对文化课的要求比较低，可以无视他全选C的数学试卷。
那段时间，他和几个学画的朋友租住在太原南郊的许西村，
邻居里有卖水果的小贩，工地的泥瓦匠，也有跑长途的卡车司机。
从家里带来的钱花完了，他就跟朋友去给农民画影壁，给饭店画招牌，聊以谋生。
在那段日子里，他经常会被盘查，
因为他没有那个城市的户口，也似乎失去了在那里正当生活的权利；
因为他没有正式的工作单位，也就成为了某些人口中的“社会闲杂人等”。
尽管他和周围许多讨生活的邻居一样，
无比艰辛无比努力地生存，却无法享有基本的平等，只有奢望，
就像流传于十二世纪北非的一首诗写的那样：
可能吗，我，雅可布·阿尔曼苏尔的一个臣民，会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死去？
也许真的只有死亡才是人类唯一的平等，非要如此悲怆。
但无论如何，此时的贾樟柯需要一种释放，至少是一种述说，于是他在长夜孤灯下拿出了纸笔，开始写他最初的小说
——《太阳挂在树杈上》。
画家陈丹青曾在北大做过一次演讲，谈及当代青年的困境，有学生问他：
“谁能救救我们？”
“这是奴才的思维，”他说，“每个人应该自己救自己，从小救起来。”
什么叫作救自己呢？
“
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
陈丹青靠的是一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字一字的书写以及一寸一寸的胶片。
如果没有遭遇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贾樟柯可能会成为一名作家。
因为在那段漂在太原的日子里，他的作品已开始在《山西文学》上发表，
并且他本人也深得时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田东照先生的赏识。
但有时命运的转变就在不经意间发生。
1990年的一天，在离他住处不远的一家电影院开始放映《黄土地》，他们彼此邂逅。
“我一下子被电影这种方式震住了！”贾樟柯说。
电影是一门奇妙的艺术，尽管只有百年的历史，但它却是一门古老的艺术。
电影人与那些遥远世纪的说书人，那些编纂民间传说并把它传唱下去的先辈一样，他最终将传递的仍然是人类的生命体验。
而这种全新的传递方式具有更大的可能，天性包容。
“列宁说过，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想，我一定要去搞电影！”
三年后，贾樟柯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这个曾经深陷于内陆小县，骑着自行车探索火车雄浑，
被现实与未来撕扯，为困顿与迷惘悲伤，痛恨不公，追求自由，
曾站上高楼吟诵“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看苍生忙碌，无人喝彩的青年，终于被自己人生的召唤惊醒了。
时至今日，贾樟柯家里的阳台上还摆着一摞杯子，他常看着这些杯子发呆。
1993年的北京，三环正在修建，走进中关村，抱着娃娃的大姐们会问你，“要盘吗？”
贾樟柯老家的朋友们开始蓄胡子，为的是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贾樟柯没有户主的模样，尽管他比他的同学大五岁。
别人有青春作伴，他只有往事相随。
为了挣学费，他当起了“枪手”——坐在自习室为别人写剧本。
有一天，一个非常熟的朋友让他帮写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说钱不是问题。
当贾樟柯将最后一集剧本交给朋友并讨要稿费时，却意外收到了一句——“你个傻X！”
那次，朋友扔给他两箱卖不出去的杯子充当稿费，他第一次领教了人性油腻的罪恶。
如果说，那次“傻X”的体验还能让贾樟柯哲学地怀疑人性，
那么多年以后亲见的丑陋，足可令他目瞪口呆地怀疑自己。
1999年，贾樟柯被电影某局喊去谈话。
走至门口，忽见七八人一下涌出，众人拱月，拱出中间正勾肩搭背，亲如兄弟的两人。
其中一人鹤发童颜，像老年版赵文瑄；另一位，眼熟，特写他的脑袋，原是第五代导演中的某大师！
见大师一行钻入吉普车绝尘而去，他不由赞叹，大师玩江湖也如此游刃有余。
待到他恭谨步入某领导办公室，真是巧了，喊他来的竟是送别大师，刚刚落座的老年版赵文瑄。
领导赐茶，说出去一会儿。贾樟柯空屋独步，瞥见办公桌上一纸复印件，于是蒋干盗书般偷窥。
原来是台湾《大成报》一篇关于他的电影《小武》的报道，再往下看，一行手书小字：
“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贾樟柯瞠目结舌，落款“XX”，正是刚才那位第五代大师的文学策划。
那一天，1999年1月13日，贾樟柯接到正式通知：
从今天起，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利。
贾樟柯恍然大悟，明白了列宁说的“重要”的重要。
贾樟柯恍然大悟，明白了北岛的《我不相信》的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小武》蒙昧而粗糙，像路边的杂草，是被忽视的生机。
小武也是个自称干手艺活的扒手，在汾阳混乱的街道，嘈杂的声音中游荡。
摇身变为大款的同伙瞧不起他，给过他一瞬爱情的歌女与他不辞而别，连老父都举着棍子赶他出门，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从他生活中迅速消失，像颓败老城的坍塌。
1996年，贾樟柯回家过年，儿时的朋友重聚，把酒欢颜。可热情退去，他却发现大家好像都生活在某种困境中。
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父母子女，街坊邻里......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正淡漠着这个小县城里的人情。
于是，他想记录，记录当下真实的氛围，记录在这氛围中的芸芸苍生。
《小武》荣获了包括第17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在内的七项国际大奖，
但《小武》也被那个时代傲慢的幼稚和虚伪的自信禁了十一年。
曾拍摄过《出租车司机》、《纽约黑帮》和《禁闭岛》的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非常喜欢《小武》。
一次，他邀请贾樟柯去他的工作室做客，他说小武很像他的叔叔，
“有一年我跟他说我要挣钱，叔叔就给了我一个地址和一把枪。”
马丁最终没有去追债，而是做了一个导演。
拜访结束，就在电梯门即将合住的瞬间，马丁突然对贾樟柯大声喊道：“保持低成本！”
马丁让他坚持，坚持看世界的角度，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导演的自由。
贾樟柯一直在坚持，他流着泪写完《站台》，在充满欲望的大同写了《任逍遥》；
他拍《世界》展现了一个正在装修的中国，他拍《二十四城记》述说记忆的消逝。
2006年，斩获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三峡好人》在北大首映，
贾樟柯说：“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那一次，他固执地说服制片人，安排《三峡好人》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
有文痞嘲讽：“一部收入只有二十万元可忽略不计的影片，竟敢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
贾樟柯说不，“不是挑战，是阻击。挑战还软了一点儿！”
中国电影的没落在于附和，附和消费时代唯一认同的经济价值；
中国电影的没落在于虚荣，渴望世界的赞许，同时也蔑视自身的真实；
中国电影的没落也在于傲慢，坚信自己的高明，也坚信大众的懦弱。
2010年，贾樟柯带着新作《海上传奇》去多伦多做北美首映。
放映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生问他：
“导演，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
“我在拍上海的某一个侧面，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和南市的小弄堂呀。”
那个女生突然愤怒起来：“但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
贾樟柯也愤怒了，反问：
“中国十三亿人口，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困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女生却轻蔑一笑，说道：
“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女生扬长而去，贾樟柯久久站立。他的愤怒消退了，代之以恐惧。
作家毕淑敏曾说过一段话：
“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不重要’，当今看来不免让人感到‘悲剧性’。”
可使这个“悲剧性”更悲剧的是，已经有人在说“我很重要”了，但他们却不允许别人重要。
二十多年来，贾樟柯一直在用一种再小众不过的独立电影人的视角切入社会，
将自己的摄像机聚焦在那些“不允许重要”的边缘人身上，捕捉他们的情绪，诉说他们的困境，记录时代的印记，
使我们得以在个人与国家走向成熟的未来，不必遗憾于时空扭曲而失落的记忆。
基于此，我们也更希望他能永远生活在边缘——始终热爱大地——将光影投在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