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2104信箱 北方入巴渝 童年好天真 作者张致力

中科情报所重庆分所 童年忆

我生在北京,1964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北京乘火车来到山城重庆,国家科委科学技术情报分所,与提前到此居住了一年多的父亲和两个哥哥胜利会师。情报所大院非常美丽,办公楼、大礼堂、金鱼池、花园、大操场、食堂、住宅楼等各种样式,各具特色的建筑,分布在南低北高的两座山丘之中,其中一栋楼房是当年抗战时期,国家领导人陈诚的公馆。情报所大院位于重庆解放碑和七星港之间,当年的一号桥西山坡上。大院内所有的道路都是水泥路面和工整的条石砌筑的梯坎组成,大大小小的花园和树林,主要是夹竹桃树林,装点在大院的不同角落,仿佛是一个大型的儿童乐园,在那里所有的山坡树林,所有的楼道楼梯,都被我们的小脚丫丈量过,那时重庆的小孩子习惯是不穿鞋的,一是因为气候炎热多雨,漫山坡的小路泥泞,更是因为重庆人家孩子特别多,七娃子、八娃子是常见的,十五、六娃子也是有点。养活这么多孩子,家庭经济都很拮据。孩子们除了冬季,平时是常年赤脚的,以至于学校的学生守则中有一条是“上学不准打赤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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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重庆出租都知道 里面有个陈诚公馆

情报所墙外的山坡上,是密密麻麻、黑压压、鳞次栉比的居民住宅——吊脚楼。它们是用粗大的竹子绑扎起框架,以竹片和泥巴组合成墙壁,由木板拼起来作楼板,走在上面吱呀作响。道路大多是泥泞的羊肠小路,赤脚走在上面,热乎乎稀溜溜的泥巴,会从脚趾缝中变成怪异的麻花状,爬上脚面,初次体验非常惊喜。走在这样的山坡泥路上,是要有技巧的,不能太快,也不能停,否则会滑倒的。

1、 血色脚印

情报所最大的一块平地,也是孩子们活动的中心地带——大操场。操场的西边是混凝土砌筑的大约六七层台阶组成的看台,看台北边是一个优美的用条石砌筑的圆弧形的梯坎,梯坎的东面下来是大操场,梯坎的北面下来是传达室门前的大路。我家就住在这弧形梯坎上,一座灰色的砖木结构的小楼内。一楼住着两家人,我家对面是李叔叔家,他家有三个孩子,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楼上王伯伯家有个女孩叫胖妹,红红的小圆脸,非常可爱。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很瘦很瘦的,大人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要减肥的。二楼另外两家年轻夫妇,当时还没有孩子。三楼是阁楼,不住人。小楼里八个孩子,每天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都飞扬在小楼上上下下各个角落。小楼外面平台的北边(重庆的街道和建筑布局不是像我国北方,有着明显的南北方位,而是依照山势地形而建。我记忆的方向也不知是否正确,只能是大体方位。我73年离开重庆就再没回去过,只是记得那时早上明媚的阳光,从小楼的两扇木头大门直照射进过道里,由此判别小楼的大门是朝向东方),梯坎的边墙是条石砌筑的,里面有一米多高,外面靠着马路,有一二层楼的高度,我们常伏在那梯坎边墙的条石上,眺望远方嘉陵江上过往的大大小小的船只,有冒着烟的蒸汽机船拖着一长串驳船从江上驶过,更有美丽帆船在江面上游弋。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江北山坡梯田里农民在田里劳作的身影。

小楼楼道门前(东面)是看台,下面的大操场偶尔有篮球比赛,而羽毛球和排球场地,就很少看到有人打球。大操场平时就是我们孩子的游乐场,我们在上面有各种游戏,溜铁环、打陀螺、滑轮车、走白线、赛跑、官兵捉强盗、木头人、女孩还有丢沙包、跳皮筋等等各种游戏,花样百出。情报所的孩子上下相差三四岁的有一二百人,每天晚上不管玩什么,总有几十个孩子热情参与,乐此不疲,总是得等各家大人来呼唤孩子回家睡觉,一个个才依依不舍的离去。我们家离得近,家长也从不喊我们,所以总是玩到最后人都散去时,才回家睡觉。有时候人散去一多半后,大家不玩游戏,就坐在大操场的台阶上,由大点的孩子给大家讲各种故事,又把我们的游戏带入幻想的世界。

不知从哪年开始,情报所开始大兴土木搞建设,九层半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那是一座当时非常先进的,带电梯的办公大楼(资料库),整个大操场也就成了建筑材料的堆放和加工地,砖块、木材、水泥、砂石、丰富多样,给我们的“游乐场”增添了许多就地游乐项目。我们在其中挖沙洞、筑碉堡、捉迷藏,带来了好多新鲜的刺激。那时已经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我们刚上小学,一开始还上半天课,后来就不上课,停课闹革命了。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间就更多了。

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已是建材加工地的大操场上,相互追逐,在砖垛、木材垛上下跳跃,奔跑追逐,模仿着革命战斗影片中的侦察兵,演绎着战场冲锋场面。音响都是我们看过的战斗片在记忆中回放,大家完全融入其中,个个满满的英雄气概。在奔跑跳跃中,突然右脚心一股剧痛,从脚底直传到全身,啊的一声,不由得我就跌坐在地上,疼的我一阵痉挛,就从木板上的一个大钉子上拔下了脚掌,一看钉子穿透了球鞋,刺入了脚心,鲜红的血从钉子孔向外涌出,在战斗英雄的精神鼓舞下,我很快就止住了眼泪,但是血却止不住的流淌着,我坚强的站起身来,用负伤的右脚跟着地,一瘸一拐的走向办公楼二楼的医务室。医务室的张医生是我们楼上的邻居,总是非常亲切和蔼,张阿姨给我清洗、消毒、包扎,还打了一针防破伤疯。打针的时候,我也强忍着没有掉眼泪,得到了张阿姨的称赞“致力,你真勇敢!”这时医务室门外,又来了好多小伙伴,都来看我,询问伤势如何,我感觉仿佛我真的就是战斗负伤的革命英雄了。后来,我纳闷地问“你们怎么知道我负伤了?”“我们是看到大操场上有很多血,就顺着血迹找到这里来了。”

后来,爸爸从办公楼背我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从办公楼到大操场果然是有一串长长的血色脚印。在我的记忆中,每次生病发烧了,都是父亲背我去医院的,一到医院感觉病就退去了,再打上一针或吃点药就基本好了,可以回家了,不知是那里消毒药水的气味驱走了病魔,还是父亲宽厚的背膀给了我生命的活力。有一次我发高烧,迷迷糊糊记得是爸爸和一个年轻的叔叔,两人倒换着把我背到七星岗上面的第三医院去的,爸爸和那位叔叔着急加上劳累,都气喘吁吁的满头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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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一号桥 灰楼情报所的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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