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秦始皇四年(公元前二四三年)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经来长安、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于甘泉宫、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等。然在诸传说中，一般以“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即汉明帝做梦，梦见有个金色神人在宫殿中普放光明，第二天问大臣，其中一个人说：西方有圣人名佛陀，汉明帝遂派人西去求法，佛法东来。三国以来即被盛传。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七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之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或“祖庭”，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为中外文化传播交流产生深远影响。然而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汉桓帝到献帝(公元一八九－二二○年)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百八十七部三百七十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国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东来洛阳，二十余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余部，多为小乘禅教“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东汉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是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法译经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东汉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之后，由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解。因此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纾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
不过，在东传初期，佛学与中国传统观念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冲突。像佛学对于宇宙产生的缘起论与中国传统认为的自然论有些歧义，再比如佛学要求出家修行，这与传统观念也产生很多分歧。不过这些分歧在三百多年的过程中慢慢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中国佛教理论，对中国的思想哲学及社会礼仪产生深远影响，并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