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相权的博弈,在中国国家治理史上是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唐宋两朝就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在中国历史上可算个浓墨重彩的人物。由于历代文人的演绎，人们大都知晓他与杨贵妃之间的恩恩怨怨，但对于他在早期的政治生活中，以“瘦了我，肥了天下就好”作处事原则，就知之甚少了。他早年擢用了自己非常敬畏的韩休作宰相，君臣之间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唐明皇每次感觉到自己做错了事之后，就要马上问身边的近臣，韩休会不会知道？往往他还在担心，韩休的谏议书就来了，以至于近臣评议，皇上用了韩休之后瘦多了。此时的明皇开明、有为，听到近臣的话，他当即表示：没关系，瘦了我，肥了天下就好。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皇帝怕大臣的故事。中国独特的政治组织结构，一方面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孕育了大量拼死“犯颜诤谏”的直臣，使皇权得到了一定的监督和制约。考察唐明皇的政治生活，他早期励精图治，跟他提拔了一些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很有关系。他曾要提拔姚崇当宰相，姚崇以十点要求作为出任宰相的条件，其中就包括要能容忍忠臣的犯颜直谏。明皇一一答应，他说：他不仅能容忍忠臣的诤谏，而且能够按照忠言去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帝制时代，国家和民众是帝王的私产，君临一切的皇帝的个人品格和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早年的明皇天下利益至上，能自觉地将皇权置于忠臣的监督之下，从而避免了大量的失误，所以他开创了“开元盛世”。
但是，在唐明皇的晚年，象张九龄、韩休这种敢说真话、肯提反对意见的人没有了。正如诗人晁无咎所咏：“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唐明皇浑号李三郎）沉醉打毯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皇权失去了忠诚之士的监督，明皇为所欲为，政治开始走下坡路，终至于爆发了标志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他在逃窜入川之时，大发感慨：恐怕现在要找像李林甫这样的人才都找不到了。李林甫是公认的奸相，明皇的这种感叹包含了多少辛酸和痛苦。由于皇权至上，因言罹罪遭致杀身之祸的直臣强化了“祸从口出”、“莫谈国是”等等明哲保身的经验，像韩休这种敢于逆皇权意志的忠臣在封建历史长河中裸身而出，特别显眼。由于此类犯颜直谏的大臣全身而退者很少，曲意奉承、阳奉阴违的李林甫之流便浮出水面。他们当面讨好，背后弄权，游戏官场，强奸民意。如果这两类人都没有了，政治也就死水一潭。人民往往把政治的混乱归咎于奸臣当道，便出现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其实乱象的根源仍在皇帝。
明皇怕韩休，怕的就是舆论。如果像韩休那样的人多了，权力的运行就会朝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可以说，韩休代表的是公众意识和社会视野，他要讨好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所以他能逆皇权而能成为“出头鸟”。可惜“出头椽子先烂”的现象使他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不能成为社会主流，皇权至上拖延了整个中国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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