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现代华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特别是欧风美雨的冲击。西洋文化汇合自“希伯来一神信仰”与“希腊爱智罗马法律精神”，精分析、崇功利、尚商战、贵科研，与中国传统大异其趣。
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代表人物
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成功否认：孔子是东亚文明的典范，中华文化之光；让人见到这光的书，便是《论语》。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这是《周礼·春官· 大司乐》贾逵《疏》引《说文》的讲法。“论”是直接陈述，“语”是答复询问。
《论语》的时代，是周代文制动摇而价值重估的时代，是孔子出而百家随之并兴的时代。孔子自觉的社会使命，是复礼兴仁、拨乱反正，以处理“王纲解纽”的时代问题。继起的那批思想家也有同样的使命感，如后来《文心雕龙》所描述，他们“身与时舛，志共道申”，于是开展了诸子百家时代，形成了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华文化。
二千多年来，由“先秦诸子”而“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而现代的中西交流，相荡相激。这样，溯始探源，自然不能离开作为首要重镇的孔子与《论语》。
“孔子”是二千多年来世人对他起码的尊称。自称其名：“丘”，人称其字：“仲尼”。
有人私底下，甚至公然称他“孔老二”，表现了轻薄与不服气—甚至嫉妒、狂妄、不知地厚天高。
孔子，一位失败的周文维修者；一位成功的全人、全民教育创始者；一位永受尊崇的人性发现者。
孔子是人，所以不可愚昧地、别有用心地神化。
孔子是三代礼乐的承传者，中华文化的集成与教导者，所以，应当平心研孔，不该无知地丑孔、狂妄地诋孔。
孔子是人类良知的发扬者、伟大的教育家，所以，应当尊孔。
百家争鸣
中华文化有史可据的第一个灿烂时期，就是春秋战国那几百年，政治上列邦竞存，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兴于春秋，盛于战国，合起来便是周朝的下半场—东周。生于春秋后期的孔子（前551—前479年），所目睹耳闻的大动乱、大转型，就是“王纲解纽”。所谓“王纲”，就是王朝的纲纪：西周建政，行封建、立宗法、社会借以维持、人心因而安顿的礼乐文化。所谓“解纽”，就是这种种的纽带组织，崩坏松弛，于是社会动乱不息，人心普遍难安——怎么办？
作为开启诸子时代的第一人，孔子主张：正名辨分，安定秩序，恢复与振扬西周建政的礼乐文化。政治礼文的设计者、示范者，是孔子梦寐敬佩的姬旦—周公。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孔子所属鲁国的始祖。他伐商、东征，制礼作乐，建立和稳定西周王朝，不过，最值得想慕钦崇，还在于克制政治人物必然强烈的权力欲望，而遵守自己所参与订定于是也应当制约于其中的那套秩序规矩。
胜利则骄狂，专权则纵滥，人情大都如此。不过，人性也有高贵难得之处，就是：理智清明以自警自制，宅心仁惠以爱众安民。孔子之敬慕周公在此，《论语》之垂教后世也在此。周公所言所行，见于《尚书》中最可信的《周书》各篇。不论对周国臣民、友邦之君，抑或殷商遗族，周公都反复叮咛，谆谆告诫，总不外申说小周之能代大殷，都是天命与天意之归于有德；如果承命者也失德，照样会重蹈殷亡之覆辙。所以有国者必须勤政爱民、修身立德。
周公辅成王
这种省勉训诫，代表一种新的时代共识，就是：要保持忧患意识，要知道“天命靡常”“有德者居之”，别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在周公领导之下，周朝就努力以表现人本人文的礼乐制度，代替前朝所特别看重的—甚至可以说“偏重”的—几乎无日不做的宗教献祭。
殷商敬祀，周人尚文，时代精神是不同的。“宗法”与“封建”两种制度交织，用亲情、血缘、亲疏、利害为基础，制定辈分、等级种种关系，构成西周建政推行的礼文。一切从个人生命最先的依靠—父母兄弟—开始。《论语》首篇次章记有所谓“孝弟”是“仁之本”，次篇孔子引《尚书》记“孝友”即所以“为政”。这样，由家而国而天下，以天子为永远的、最高的地主、最大的族长，领导王朝万邦，人人各安其位，一切井然有序，加上农业生产发展，于是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和稍后的和平安定之世。
所以，孔子虽是殷人之后，也称赞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是说：周以夏商二代为鉴戒，修正、改善、建立了种种文化礼制，于是一切都上轨道，一切都美好！
《礼运·大同》
可能不美的是世事与人性。世事常变，而人性不改。人性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道德自觉的一面，更有“见富贵而争先，见掠夺而恐后”—动物的一面。以“宗法”而论：亲情有厚薄，关系有亲疏，为长上者资以服众的才德势位有高下；以“封建”而论：土地有肥瘠，疆域有大小，人民有众寡，基础本来就已难平。天时不定，地利不均，人力的欲望与智愚勤惰不齐，列国以至卿大夫（其实可说是所有人）之间随着生产的发达，贫富强弱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大到礼法制约不来，既定的秩序便不能维持，大侵小、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种种乱象就越来越多了！
《礼记·礼运》篇视为比乱世好得多的“小康”之治，也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本来也是出于自然而保障于法律、视之为当然的“私”；那个时代，又远远未想到由长期血的教训而培育成功的“民主宪政”这个迄今为止最好的想法和办法，又怎能防范、制裁、消弭由另一部分人性而来的、更强烈、更原始的贪求与争夺呢？
到了生存竞争更惨烈的战国时期，儒学自然被视为迂阔，不过有志于仁义根本者仍然诵习不绝，特别是齐鲁之间，继承曾子、子思一系的孟子，以善学孔子为任，声誉最隆，宣扬最切。
荀子:稷下学宫最有名的"校长"
后来，生于赵而卒于楚的荀子反对孟子而另倡性恶、隆礼，特尊仲弓，法家的韩非、李斯，都出其门下。不过荀子仍然宗奉孔子，年寿既长，教化亦广，其影响经秦而入汉，群经传授，渊源都可溯源于荀子。
暴秦焚书禁学，备受迫害的儒生，就在陈涉起事时，带着祭孔的礼器往归，表示拥戴他为文化与人心的正统所归。孔子八世孙孔鲋就任陈涉的博士，并且同死。刘邦破项羽，唯有鲁地因项羽曾被楚怀王封为鲁公，所以弦歌不辍而坚守，到确知羽死，鲁人才归降。
汉兴，干戈未息，用叔孙通制朝仪，参与的儒生渐渐抬头，不过跟着的文景之世，重黄老虚静无为，与世休息，所以儒者未见大用。跟着是汉武亲政，尊崇儒术，风气于是大改—这时《论语》也就渐有定本了。
汉高祖祀鲁
谁编《论语》？什么时候？确实已无从考定，更不必臆度；总之是孔子某些得意门生的一传再传弟子。他们怀念师教，经过多次收集、讨论，把公认可信可传的宝贵事迹与教训记录下来，化各人心中的个别回忆为天下后世的宝典，这已经是孔子卒后好多年的事了。
《论语》的话题，主要是“天”（天道与命运）、“人”（人性与人生）、“政”（政经与伦理）、“教”（教育与学习）四类。特别是“仁”（人类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核心）、“礼”（人际交往规范准则）理念的阐扬，“君子”（由“有位治民者”而“有德服众者”）、“小人”（由“平凡卑微者”而“道德低下者”）的分别等等，着意最多。形式上，有孔子话语的单独记录（包括自述和评说古今人物），孔子与门人或者时贤的问答，入门弟子对先师的怀念、评述，以及彼此间的讨论。
最普及而有政教权威的是南宋朱熹《集注》本。这位理学大儒，四十八岁时，萃尽精力，集前人心得，撰《论语集注》十卷，与《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章句集注》。元仁宗时，诏复科举，出题考试即以此为准。明清沿之，七百年来成为士人必读、官民共遵，视作礼教规范。到学风甚至政风改变，自然也受到质疑、修正甚至批判了。
孔子杏坛讲学图
宋明理学重哲思而轻训诂，疏失之处，赖清人缜密的考据补之正之。晚清刘宝楠、恭冕父子先后勉力逾三十年，成《论语正义》，融会汉宋，旁采子史，集清儒之大成，补《集注》之不足，至今仍推为典范之作，不过那时国家民族以至文化危机，又甚于孔子之时了！
晚清政昏世乱，列强交侵，为了救亡图存，学风又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以至孔子都备受抨击，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间乃达巅峰。
其后“孔子学院”遍设世界，虽然重在教习语文，未涉哲理，但至少不再在文化上长城自毁。学风既随政风趋于温和而稍复正常，重刊或新著有关孔子《论语》之作，也纷纷出现。以中国大陆地区而论，得力于传统训诂而出之以简要者，如杨伯峻《译注》；博采西人近现代哲理而间出己见者，如李泽厚之《今读》、李作乾（金纲）之《鼓吹》；以至许多其他有关书刊篇章，都对学术与人心有所裨益。
几十年来，孔子与《论语》平稳地受到近乎冷漠的认识与尊重，其间尊孔知儒的少数学人始终不懈地努力教研，以承先启后。当然，主要的希望与前途，还是看整体的华人自己了！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
现代华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特别是欧风美雨的冲击。西洋文化汇合自“希伯来一神信仰”与“希腊爱智罗马法律精神”，精分析、崇功利、尚商战、贵科研，与中国传统大异其趣。西人一向对《论语》以至整体东方学术，兴趣和了解都很贫弱肤浅。
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思想初有交流。十七、十八世纪，启蒙学者伏尔泰等崇理性而疏宗教，于是推介儒学，不免热情有余而了解不足，兴趣并不持久。大哲康德、黑格尔等更对儒学不知其长而只轻其短。晚清嘉庆、道光间，新教马礼逊东来，精力萃于译经传道，未遑了解儒学真相。
并且中国衰败病弱已显，跟着一败再败，挟工业革命所得的军事、经济优势，几乎就要沦中国为非洲之续，以供其宰割瓜分，连绝大多数传教士在内的西人，都充满种族偏见与文化优越感，谈不上对中华文化有什么了解和尊重了！其间只有马礼逊后继者理雅各（J. Legge）用助手而译《四书》《五经》，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但终极目标仍在传教。至于非基督教国家，意识形态既异，其评估儒学《论语》、孔子等等，又自不同。
孔子学院全球分布图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与中国政治局势一改再改，美国首当其冲而资源最足，培养人材、广搜典籍，研究《论语》以至整体汉学的成绩，较之欧陆，又渐有积薪之势了。
中国人对世界文化，固然最好不可无知；对本土传统学术思想的得失优劣，更应先有自知之明，然后他山之石，可以为助。否则随人轻重，彼云亦云，甚至是非颠倒，那就可叹可悲，而不只是可哂可笑了。
（摘自《论语》导读，作者陈耀南，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