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年份缘何在学者眼中如此重要？
一个朝代的命运在时代洪流中因何起伏？
一群忠臣良将一心为国为何仍无法匡扶国事？
让我们一起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下审视1587年背后，明朝的兴衰沉浮……
一、黄仁宇：蕴含生活的大历史观
易中天先生曾感慨，这本书让他觉得历史也可以是这样写法。
黄仁宇先生
的确，《万历十五年》的大历史观使人叹为观止。黄仁宇以小见大，以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这个中国历史上原本极为普通的年份，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
“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万历十五年》豆瓣评价
用张居正、申时行讲政治，用海瑞讲经济，用戚继光讲军事，用李贽讲思想界……
线索一气呵成，事实充分，见解透彻清晰。
对我来说，看这种带学术性质的书会有点费劲，看的很慢，会想很多，但是收获更多——因为这本书将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剖析得一清二楚。
张居正、海瑞、戚继光、万历皇帝……这些在历史课本中出现的角色，在《万历十五年》中一一出现。不论何时翻阅这本书，就是在亲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苦恼，他们的梦想，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无奈……
二、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正如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为什么像张居正这样的贤臣，最后会落得抄家的下场，他究竟错在了哪？
恐怕就像海瑞所评价的那样：“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张居正（剧照）
《明神宗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都记载了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故事。
万历四年春日，朱翊钧来到文华殿讲读，撩起身穿的龙袍问张先生，此袍何色？
张居正答曰，青色。
他立即纠正，不是青色而是紫色，因为穿久了褪色成这个样子。
可张居正却大发议论，既然容易褪色，请少做几件。
世宗皇帝的衣服不尚华靡，只取其耐穿。每穿一袍，不穿到破旧绝不更换。而先帝则不然，一件新衣服穿一次就不要了。希望皇上以皇祖为榜样，如果节约一件衣服，那么民间百姓几十人就有衣可穿；如果轻易丢弃一件衣服，那么民间就有几十人要挨冻。
朱翊钧本想借着旧衣标榜自己节俭，没想到不识抬举的张居正却教育了他一大通，而郁闷的朱翊钧也只好点头称是。
这种长期的高强度的约束与管教之下，万历皇帝日后的“报复”行为埋下的伏笔极为巧妙。
张居正（画像）
自主需求是人们自发、 自主决定自己行为的心理需求。 对长大成人的青年来说，“我的地盘我做主”是他们的强烈愿望。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需求： 向成人世界夺权， 自己做出行为选择。而能力需求是人们相信自己具有一定能力、 能完成相应任务的心理需求。 长大成人的青年们要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 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自己能力的基础上。
人的一生中逃离不开自主需求和对自我的认识。当人的自主需求过强，责任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对自己有一个清晰和准确的认知和适当的需求才能更好地成长和完善自身。
如今我们的成长环境远比朱翊钧复杂得多，不只是面对现实社会，更重要的是还有网络这个虚拟空间。思及此，认知与需求的平衡健康发展在当代及后代的成长过程中更为重要。
三、海瑞：乌托邦里的形象大使
“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
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做出断语。”
在这个古老的朝代，不管判断什么，都可以以“道德”为武器，看不惯谁，罪名找不到好办，从道德上出文章。
清官海瑞
很多都是琐碎的事，例如，张居正父亲死了，可张居正是身居要职辅佐皇帝的重要任务，他应该不应该去辞官守孝？于是，儒家的一堆大道理就又来了，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
形式高于一切、道德高于一切，道貌岸然的儒教建立起了一套完美的表面世界，同时大家在潜规则下继续尔虞我诈贪污受贿结党私营，一套儒教理论，一套潜规则，两者互不干涉的组成了这个封建王朝。
可是，偏有人看不见潜规则，天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儒教理论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比如，海瑞。
海瑞，两袖清风，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政府的廉洁形象的“形象大使”。 可是海瑞漠视潜规则，也是政府的眼中钉。
政府又要表彰他，暗地里又不希望出现这种人，对这种人，辞不得，留不得，真难办，最后政府给海瑞安排了一个没有实权的“高官”，希望让他老老实实的作“形象大使”，偏偏海瑞拧。
假装辞职——这个官位的工作很简单，可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很难完成，实在没什么能力，我辞职好了。
实则要挟政府——你们敢辞我吗？我是超级大清官，是你们的“形象大使”，你们把我辞了，舆论可对你们不利。不辞，就老老实实给我个有实权的位子。
海瑞确实配得上精明两字。
可是海瑞也只是这种小地方精明，他缺乏一种大范围上的智慧，他看不到这个王朝的症结所在。
儒教统治的王朝，表面上奉行一套理论，实际操作执行另一套方法，可是海瑞看不到这点，他单纯地希望将世界改造成像儒家表面的理论所宣传的那个乌托邦世界，他无视潜规则，也要破除别人的潜规则，让所有人尴尬，却又不能说出口。
四、明朝：道德代替法律的组织绝症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若是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待这本书。不难看得出，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
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万历皇帝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性极强，应变能力也强。
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
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黄仁宇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
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那个腐朽制度的牺牲品。大明历史步入万历年间，纵使再有“重华大孝，武穆精忠”之类的贤君良将，也难扭转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
明代万历年间所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制度。
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也就是说，以落后的道德伦理指导社会运行，势必会使民众沦为道德的囚徒，使社会背上思想的枷锁。
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明朝在万历之前已经运行了两百年，两百年里国家政治愈来愈黑暗，文官势力和皇权的对峙越来越强，皇帝和文官相互不行人。以至于明朝后期农民起义迭起。
之所以说大明王朝的颓势在万历年间已经显现，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明显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不相适应。
而想要打破这种腐朽制度造成的僵局，紧靠一己之力和个人勇气明显不够。
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非一日之败笔，非一人之罪责，而是制度积弊造成的。当社会诟病和制度缺陷益深，再想扭转时局则为时晚矣，仅凭个人意志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是沿袭旧制固步自封，还是鼎新革弊改革图强，正是明朝由盛至衰过程中未曾及时察觉、妥善权衡、有力处置的关键所在，也是后人哀之鉴之所在。
结语
《万历十五年》绝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书，记述的也绝非仅仅是1587年一年之事，甚至背后隐含的不只是对明王朝思考，更是黄仁宇先生对千百年中国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反思，从鲜活的历史人物出发，展现大历史观下的“万历十五年”。
岁月万般皆无奈，人间万物皆为师。
以世间万物为师，为自己的成长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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