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鱖魚是四大河鮮之一，其美味歷來為食家所推崇。無論是清蒸、還是紅燒，其味道之鮮美，令人食之久久難忘。而歷代寫鱖魚之美的詩句，以張志和的《漁歌子》為最。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漁歌子。張志和《漁歌子》
張志和字子同，祖籍金華，才華出眾，十六歲及第，先後任翰林待詔、錄事參軍和南浦縣尉，因母親與妻子相繼故去，又厭倦官場，遂棄官隱居於湖州西塞山漁隱，自稱煙波釣徒。
鱖魚吹起桃花浪。雪盡小橋梅總放。層樓一任愁人上。萬里長安回首望。山四向。澄江日色如春釀。 宋晁衝之《漁家傲•浦口潮來沙尾漲》
隱居西塞山的張志和，自號“煙波釣徒”，每日釣魚、飲酒、賦詩，並寫下了這首流傳千古的《漁歌子》。
這首詩，並沒有直接寫出鱖魚的色、香、味，卻仍被推崇為“鱖魚之美“第一詩，其原因就是以景色入味，超脫了凡俗口舌之美。
但無論如何，鱖魚之美是得到人們公認的。鱖魚又稱桂花魚，肉肥少刺，既是美味，還可滋補，早在春秋時期就有食用鱖魚的文字記載。
而在鱖魚所有的烹飪方法當中，有一種非常獨特的做法，受到了無數食客的歡迎，這就是聞名天下的徽州“臭鱖魚”，而這道美味的產生，背後卻是徽商的百年浮沉。
“臭鱖魚”的出現，純屬意外
如果從“臭鱖魚”這道菜的淵源為看，它的產生和許多美食一樣，屬於“意外事件”。
在清朝嘉慶年間，正值清朝繁盛的時期，上承康乾之治，國力富庶，鱖魚也成為上游社會和富庶之家餐桌上的美味。
鱖魚肉質最為細嫩之時當屬春季，其肉雪白如蒜瓣、鮮美無比，然而，鱖魚最為肥美的卻要數入冬前。山寒水瘦的冬季，萬物蕭瑟，為了度過嚴寒，鱖魚大量進食，體內儲存了豐厚的脂肪，故有人偏愛食“冬鱖魚“，取其脂膏肥美之意。
此時的鱖魚，以長江中段所產為最，每到冬季，銅陵、貴池和大通一帶的魚販，便沿江收購鱖魚，運到徽州屯溪一帶售賣。
由銅陵到徽州，有400多里的路程，而且要翻山越嶺，以當時的速度，大概需要七天左右的時間，那時候沒有增氧裝置，鱖魚“死亡率”極高。用常規方法運送，鮮活的鱖魚十不存一，連成本都掙不回來，聰明的魚販們想了一個辦法。
他們將鱖魚在裝桶時，用江水將細鹽化開，淋在鱖魚上，一層鱖魚淋一層鹽水。在運送途中，每日翻動，讓魚不至於變質。
用食鹽對魚類、肉類保鮮的作法，早在商周時代就已經被人們廣泛採用了，但用這種方法保存鮮嫩的鱖魚還是第一次嘗試。
第一個這樣嘗試的魚販一定很沮喪，儘管他一路上小心翼翼地“伺候”，到達屯溪之後，發現那十幾桶鱖魚全部都臭了！這可怎麼食用？那些前來買鱖魚的人掃興而去。
可是花高價買來的鱖魚，總不能全扔了吧？這個魚販發現，儘管鱖魚散發出臭味，卻魚鰓鮮紅、魚鱗完整，只是表面有一股臭味。無奈之下，這魚販自行將魚烹來吃了！
沒想到，這一試，卻試出了一道絕世美食。那臭鱖魚用熱溼略煎，投入姜、蒜、蔥等調料烹熟，不但異味全無，入口更是鮮美無比，那股淡淡的臭味和鹹香，引得人食指大動，在當地傳開之後，立刻成為一道人人愛吃的美食。那小販的十幾桶鱖魚賣得精光。
臭鱖魚的問世，讓鱖魚供不應求，魚販們固然賺得眉開眼笑，當地也多了一道傳世美食，如今去黃山旅遊，除了美景之外，臭鱖魚是一定要吃的。
那麼問題來了，從銅陵一帶到徽州，山高水長、道路難行，這些魚販為什麼不辭辛苦地把鱖魚販運到400多里外的徽州呢？
其根本原因就因為徽州是徽商的“大本營”， 徽商興於明、盛於清，在中國的經濟、政治和商業史上，佔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其極盛之時，用“富甲天下”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很顯然，與徽州相比，經濟比較落後的銅陵、貴池一帶，鱖魚這樣的“珍貴水產”，是很難賣出高價的，所以這些魚販才千方百計地把鱖魚販運到徽州。在當時，一斤鱖魚可換數十斤米，足夠四口之家數天的口糧，除去成本，獲利豐厚。
徽商的興起，是佔了鹽政的便宜
從地貌和自然條件來看，徽州沒有任何優越條件。在地形上，徽州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說法，境內以山地居多，無法實施大規模農業種植，在以農耕為本位的漫長封建社會中，徽州並不起眼。
然而，徽州卻有著他處所沒有的優越的區位優勢，徽州境內、河網密佈，船運可達長江沿岸諸埠，向東可至南京、向西可到武漢，由此可以輻射全國，可謂交通要津。
貧瘠的自然條件加上優越的交通區位優勢，徽州人很自然地走上了經商的道路，他們以家族、同鄉的助力，外出打拼。徽州當地就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的說法，可見“徽商”的起源，充滿著艱辛與奮鬥的氣息。
都說商人重利輕離別，這一點在徽州表現地尤為突出，男人在外打拼，女人在家侍候公婆、照顧祖屋，故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說法。就是說嫁給徽州商人，這一輩子在一起的時間只有三年半。
徽商這麼“拼”，是他們成功的前提之一。但僅靠一個“拼”字，並不能說明徽商為什麼興盛，能吃苦、敢打拼的人多了，為什麼只有徽商發達了？
在封建王朝統治的年代，糧食是立國之本，所以任何一個朝代，都實行的是“糧本位”的基本國策，而倒賣獲利、四處奔走、狡猾多智的商人，則被視為“逐利亂農“的，在”重農抑商“的政策下，地位一直不高。
甚至在明朝，商人地位與優伶等同，連穿靴子的資格都沒有。受歷史認知所限，封建王朝始終沒有認識到商人在搞活國家經濟、促進商品流通中的重大作用，即使是秦、唐等盛世，商人也只是農業經濟的點綴而已。
而到了宋之後，商人的地位得到了顯著提升，宋朝能夠有冠絕諸朝的經濟實力，重視商貿流通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商貿的流通又極大的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
所以，宋的繁榮商貿之功大焉，而明時則禁海抑商，清則閉關鎖國，最終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商品經濟社會，是落後於西方的因素之一。
在這種抑商的環境之下，徽商能夠發達，實際上是佔了鹽政的便宜。自古以來，食鹽就是實行國家專賣制度，尋常百姓根本無法染指。最早因鹽政而興旺的並不是徽商，而是晉商。
明朝立國之時，將蒙元驅趕到了塞外，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殘存的元朝依然有著極強的軍事實力，明太祖朱元璋乃設九邊。這九個軍事要地中的四個設置在山西，明在此駐軍達數十萬。
如此之多的軍隊，軍糧的供應成為了大問題。以明朝此時的經濟實力，其運力很難解決糧草的持續供應。擁有龐大商隊的晉商，依靠其龐大的財力四處遊說，終於拿下了這個美差。
經歷過元朝百年盤剝、剛剛建國的明朝可沒有錢給這些晉商，遂實行“開中法”，用鹽來支付費用。根據糧草的數量，朝廷給晉商簽發“鹽引”。一張鹽引可換鹽300斤，能賺９兩白銀。在邊關駐軍龐大的糧草需求之下，晉商賺錢盆滿缽滿。
然而，“聰明”的晉商很快就有了新“玩法”。千里迢迢運糧，再轉回來運鹽，時日漫長、來回輾轉，於是晉商把糧食運至邊關後，將拿到的鹽引直接轉賣。這樣就催生了大量的二道販子。二道販子的主力，就是徽商。
徽商拿著朝廷的鹽引，去兩淮鹽場提鹽，最後發展成直接賣鹽引，這其中上下其手的機會太多了，結果鹽引制度變成了名存實亡的政策。而到了明孝宗時期，乾脆直接發賣鹽引，讓徽商更加興旺。
到了萬曆年間，這種管理方式暴露出一個大問題：鹽引失控。拿到鹽引的人，屁股一拍不見了，朝廷找誰收稅去？收不上鹽稅，這食鹽專賣還有什麼意義？於是在1617年，朝廷開始推行鹽引“綱法”。
“綱法”即把有鹽引的徽商登記在冊，一箇舊鹽引，配九個新鹽引。朝廷收稅只找這些登記在冊的。因為每年鹽引的總數是固定的，所以也不怕鹽稅收不上來。
這下徽商可高興了，按照這個“配引”，僅兩淮鹽場一年就可賺1260萬兩白銀。以當時的物價，一兩白銀可買大米100斤兩，足夠一個四口之家一個月的口糧。而明朝一品大員一年的薪水還不到200兩白銀。
由於綱法的出現，再加上鹽政衙門大多設在揚州，與毗鄰的徽商就有了更多的便利，徽商逐步“吞食”晉商的份額，到了明末實行“開中制”以後，晉商最終退出了這個行業。
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到了清代，揚州成為了紙醉金迷的繁華都市，鹽商是其中最為富庶的群體，揚州之興，利益於鹽商的經營之道，而鹽商的主力就是徽商。
徽州的鹽商到底有多富有呢？康熙、乾隆六次下江南，負責招待他們的，就是徽州鹽商。當然，請皇帝吃飯雖然花錢多，可是賺得更多，在政治上獲得的好處就更多了，其中的道道一想便知。
所以，如果我們從一個更長的時間尺度來看，徽商的興起，實際上與國家政策息息相關的，全國各地商人，論辛苦經營、論頭腦智慧、論經商手段，誰也不比誰差，每個商幫都有傑出人才，但最終能夠勝出的卻是徽商，只能說他們在恰當的時候抓住了機會而已。
徽商對教育的重視冠於諸商
如果單純從手腕來比較，徽商未必能排第一位。但是要論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徽商居次，沒有哪個商幫敢稱第一。
徽商重視教育是有著深厚的政治原因的。明太祖起兵於淮右，以應天府為都城，其開國功臣大多數為徽人。這些功臣集團“反哺”故鄉，導致徽州文風極盛。
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貝瓊《秋思》
明代詩人貝瓊稱“城中高髻半淮人”，“ 高髻”代指讀書人、作官的人。從歷史上來看，安徽的建立時間並不長。在明朝時，安徽一地屬於南直隸，到了清朝後，朝廷改南直隸為江南省。
江南省是清朝的大國糧倉，一省賦稅佔到了全國的三分之一，故有“江南熟、天下足”之說。
江南省除了糧食多之外，讀書更為厲害，自清朝開科取士以來，江南一省的進士，佔了全國近半的份額，時人稱“天下英才、半數盡出江南”。徽州僅休寧一縣，就出了19個狀元。
江南省有如此之多的讀書人進入朝中做官，鄉土情重，很容易形成了利益共同體。江南省遠離北京權力中心，且經濟繁榮、文風昌盛、官員眾多，很自然地導致了朝廷的忌諱。順治十八年，江南省被拆分為“江南左、右布政使司”。
江南右布政使司取江寧府、蘇州府首字，即為江蘇省；東南左布政使司取安慶府、徽州府首字，即為安徽省。拆分之後的安徽，依然文風昌盛，安徽籍貫的人才層出不窮，績溪胡氏便是其中之鼎尖，而今天的毛坦廠更是“威震“全國。
徽商走的雖然是行商之路，卻始終沒有將經商看成終生之業，而是信奉“學而優則仕“的文人信條，白日經商，夜晚落墨，苦讀不輟，所以徽州既是長袖善舞的商賈之鄉，又是文采風流科甲頻中的“程朱闕里”、“東南鄒魯”。
“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見識，自明朝始，徽州人在經商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還大力投資教育，興辦私塾、營建書院、廣建義學，四處重金延請名師來執教，讓當地文風昌於一時，很多徽商都是綜合素質極高的文人。
據何炳棣先生的統計，從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產生了519名進士，在全國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而江蘇省、浙江省的進士，一甲亦多有徽州子弟。這個成績足以讓全國為之側目。
那些外出經商的徽州子弟，幼時都接觸過最基礎的教育，這在封建時代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要知道建國前我們還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
文化素質普遍較高的徽州人，在經商過程中，在進退取捨、聯合縱橫、審時運籌上就有了勝人一籌的優勢，這也是徽商興盛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給徽商一個定位，他們更象是“儒商“”士商“的綜合體。
吃苦耐勞加上重視教育，讓徽商得以在明清異軍突起。那麼，徽州就形成了兩條線，一條是廟堂之上執掌國家權柄，一條在市井之間行走經商，這兩條線，很容易因為利益而重合，紅頂商人胡雪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說得更直接一些，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官商一體、互為援手，朝堂之上，有如此之多的徽州子弟，徽商怎麼可能不興盛？
雄厚的經濟實力帶來了超強的消費能力，所以銅陵一帶的魚販把鱖魚販運到徽商的“中心“屯溪一帶賺取高價，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至於臭鱖魚這道美味的出現，則屬於“意外之得”了。
手工業與現代工業的競爭，導致徽商逐漸沒落
說到徽商，無法繞開胡雪巖。徽商的沒落，可以從胡雪巖的浮沉看出端倪。
徽商在政治、經濟上都對中國社會產生的較大的影響，但歸根結底，還是由於他們的經商之道。而一個商業模式，必然要有實物支撐。
徽商之興，源於鹽政，徽商沒落，亦因鹽政。清朝晚期對於鹽業的政策轉變，是導致徽商沒落的原因之一，但是這並不是根本原因。
徽商的經營物品，多以糧、油、棉、絲、茶為大宗，其實就是老百姓的吃穿之事，有著龐大的市場需求基數，當然能夠興盛了。此外，徽州的筆、墨、紙、硯等，也是重要的販賣貨物。
在農耕文明時代，生產效率低下，這些貨物賺錢很正常。但是這些貨物的生產，是完全依賴於手工作坊的，無論它的規模有多大，也無法改變它效率低下、嚴重依賴人力的特點。
而在遙遠的西方，當瓦特看到水壺中噴出的蒸汽時，一場深刻的工業革命就此拉開了帷幕，現代化的工業顯示出了可怕生產能力，小農經濟下的手工作坊如何去跟機器抗衡？
大量便宜的商品開始傾銷，將清朝的小農經濟摧殘得千瘡百孔，閉關鎖國、不思進取的惡果終於來臨，晉商、徽商的沒落，並不是經營之道、經商思維、商業模式有問題，而是這個世界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改變。
在這個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下，晉商徽商沒落的同時，民族資產階級開始興起，洋務運動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帷幕，一個更加宏大的時代來臨了！
那麼，徽商真的沒落了嗎？徽州真的就此掩埋在歷史的塵沙當中了嗎？非也！徽商的氣質、徽商的思維、徽商的文脈商道，已經變成了華夏文明的一分子，依然散發著奪目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