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有位刺绣的奇女子，有着“针神”的美誉，她的名字叫沈云芝。慈禧七十大寿时，她和自己的丈夫余觉托人进献了《八仙上寿图》《无量寿佛图》两幅刺绣，深得慈禧的喜爱，赐给他们夫妇商勋奖励，慈禧还亲笔题写福寿两字赠予二人，从此沈云芝改名为沈寿。为了将沈寿的技艺发扬光大，慈禧命人在北京设立了绣工科专门培养绣工人才，余觉担任总办，担任总教习，一时间夫妇二人成了刺绣界家喻户晓的名人。
可惜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爆发，满清覆灭民国建立，政局的动荡也波及到了余觉夫妇，两人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天津谋求发展，勉强维持生计。恰在夫妇困顿之时，“晚清状元”著名的实业家张謇从江苏南通向他们发来了橄榄枝，邀请沈寿到南通的女子传习所担任刺绣教员。这让处于艰难的余觉夫妇看到了新的希望，1914年他们马不停蹄地跑到南通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无论是沈寿还是余觉亦或是张謇，都没有料到他们三人的情感命运会因此发生了巨大转折。
在南通，沈寿主要负责女子刺绣方面的教学工作，而余觉负责对外四处跑刺绣业务常年奔波在外，夫妻两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居所，加上后来张謇派余觉到上海开办刺绣公司，余觉又讨了房姨太太夫妇，二人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感情愈加的淡薄。暂住于女子传习所的沈寿，身体一直羸弱，经常出现腹胀的情况，疼痛难忍。对于这位技艺高超又风姿绰约的刺绣大师，张謇十分关心爱怜，充当起了刺绣女神的“护花使者”，派名医为她诊治。为了能让沈寿安心养病，张謇还让沈寿从传习搬到了自己的私人别墅“谦亭”静养，在闲暇时张謇还教沈寿学诗学字唱和诗文。
虽说张謇与沈寿年纪差了二十余岁，但每每张謇与沈寿在一起，就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和沈寿有说不完的话，对于沈寿的聪慧细腻张謇是相当欣赏的，他曾自比是三国时的曹操，沈寿是蔡文姬，在张謇看来两人是难得的知音。久而久之，张謇对沈寿产生了某种爱意，一次张謇让沈寿在风景如画的谦亭外拍了几张风景照，然后张謇在照片上题写了一首《谦亭杨柳》，里面有句言到：“要和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护鸳鸯”，对于张謇的心意，沈寿是十分清楚的，但作为一个有夫之妇，她坚守着一个女人的底线，她曾写诗回赠到：“本心自有主，不随风东西”。
在谦亭虽说能静养，但由于张謇有时也来此小住，为了避嫌，沈寿找了几个女子传习所的学生和自己一起住。可是张謇却要求沈寿将学生打发回传习所，只让她一个人居住，这下沈寿急了，又回到了传习所居住。眼见沈寿不再回谦亭居住，张謇就在传习所旁建了一所宅院，取名为“濠阳小筑”。不过这个宅院前后分两部分，沈寿住前面，张謇住后面，而张謇也时常到沈寿的寝室找其聊天。两个人毕竟都是有家室的人，时间长了难免有闲言，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沈寿又一次回到传习所居住。可张謇又在传习所和“濠阳小筑”间盖了一栋房子，建立绣织局，让沈寿当局长，这个地方既可以办公又可以居住。就这样为了沈寿的健康，张謇为其三易其所，足见张謇对沈寿心之诚。
1919年沈寿得了一场大病，张謇特派专人到上海请著名的中医师沙健庵前来为其医治，病情有所好转。在沈寿得病期间，为了完成沈寿将技艺流传后人的心愿，由沈寿口述，张謇执笔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沈寿三十多年的刺绣心得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并取名为《雪宦绣谱》，在该书的序言中，张謇不无感慨地写道：“日或一两条，或二三日而竟一条。积数月而成此谱，且复问，且加审，且易稿，如是者再三。无一字不自謇出，实无一语不自寿出也。”1921年春天，沈寿腹部肿胀病越来越严重，并由腹部升到了胸口，虽经名医多方诊治做了腹部的放水手术，可依然是无力回天。1921年6月8日，这位举世闻名的刺绣大师离开了人世，年仅48岁，临终时沈寿要求埋葬在南通。在南通的短短7年，缺少丈夫疼爱的沈寿遇到了张謇这么一个发乎情止乎礼的知己，让她原本灰白的情感世界多了些橄榄色。
然而故事还没有到此结束，沈寿的离世迅疾引发了两个男人的情感官司。悲恸的张謇在处理完沈寿的丧事后，把炮火对准了余觉，写文指责余觉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除了向沈寿要钱就是要钱没有半点夫妇情意和温存。特别是沈寿在病重期间，余觉没为沈寿花一分钱，抓过一味药，伺候过妻子一天，全是张謇和沈寿的亲属在伺候。
看到张謇指责自己，余觉也不甘示弱，挥笔写下了《余觉沈寿夫妇南通病史》一书，说张謇是“一再诬余欺妻，诬妻怨余”，纯粹就是颠倒黑白。沈寿被葬在南通一事，对于“生不能同居死不能同穴”的余觉而言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觉得这是张謇捣的鬼，伪造了沈寿的遗嘱，让他作为沈寿的丈夫在世人面前丢了大丑。这还不算，余觉认为张謇蓄意挑拨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张謇借给沈寿房子养病是想尽办法在接近妻子心存“阴谋”，并借教授沈寿学诗学文的机会，向沈寿“暗送秋波”，充当他们夫妇的第三者。此外余觉还说张謇霸占了沈寿大量私人财产，要求张謇如数退还。
为此，余觉还将张謇告上了法庭，张謇与余觉是大打口水仗，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官司在当时也颇为轰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后来由于张謇在1926年去世，失去了被告的这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余觉始终不肯原谅张謇及其后人。多年后事情发生了转机，在友人的极力撮合下，1932年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与余觉最终达成了和解，双方商定“余沈寿刺绣、金表、徽章等遗物，双方都不能单独取出，永留博物苑以垂不朽；陵墓周边立石，确定界址；余沈寿在传习所身后恤金及大生纱厂贸纱生息，原拟建女师幼稚园的资金，现由中间人取出，凑成6000元，分三期交给余觉。”至此围绕着沈寿余觉张謇三人的这场情感纠葛算是划上了一个令人哀叹的休止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