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娜拉如今甘愿回家做玩偶了吗?

出走的娜拉如今甘愿回家做玩偶了吗?

3月20日是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诞辰纪念日。他的经典剧作《玩偶之家》享誉全球。作品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从爱护丈夫、依赖丈夫,到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的自我觉醒尖锐地提出了男权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妇女解放等问题。

出走的娜拉如今甘愿回家做玩偶了吗?

娜拉是个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对当时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这部名剧不仅在其问世之时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在时过境迁的当今社会中,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引人深思的玩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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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时下一些好逸恶劳、向往衣食无忧的寄生虫生活的女性甘愿沦为有钱人手中的玩偶,成为钱色交易的牺牲品。拜金女马诺在电视征婚节目中大颜不惭地说出自己的择偶观“宁可坐在宝马车中哭泣,也不坐在自行车上微笑”;当讲师把情感讲座的主题定为“如何能嫁给百万富翁”时,报名听课者顿时使讲堂爆棚;在一场场富豪操办的征婚选秀中,一个个浓妆艳抹的应征者搔首弄姿地竞相登场;在婚恋机构中,提出“名车豪宅”择偶要求的征婚启事屡见不鲜......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对此口不择言地评价说:“女性的堕落导致国家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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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如此偏激的言论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此番言论是时代的产物。它不可能产生于同仇敌忾、全民皆兵的战争年代;也不可能产生于妇女解放,走出家门撑起半边天的建国初期;而在生活条件日益优越,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当今社会,为什么“小三”、“二奶”之流反而屡见不鲜了呢?这与近些年的家庭教育、舆论传播和社会影响有着紧密关系。

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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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为什么会涌现出王二小、刘胡兰等小英雄?他们本是幼小得还需人照顾的孩子,却勇敢地担当起重如泰山的责任。这是因为他们长期耳濡目染身边的亲人、长辈和八路军的身体力行。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投身革命、奋勇抗争,国家才能得救,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再看看当今社会一些家长的育儿观念。“别人家孩子有的,我的孩子也必须有;别人家孩子能享受到的,我的孩子也应该享受”。于是,不少家长想方设法在物质上极力满足孩子,甚至有的家长不惜以自身“穷一代”去养“富二代”。

在这种物质欲望不断膨胀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从小就觉得自己想要什么就该得到什么。一旦有一天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很容易走上歧途。要么以偷抢之类的不法手段获利,要么则花费心思地傍大款、嫁富翁,以求不劳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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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之家》最初被引进中国是在五四时期。娜拉的毅然出走,对于处于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影响很大,娜拉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

在《玩偶之家》的影响下 ,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称为娜拉剧。这批剧目是成功的追求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思想象征和载体,对于青年人追求独立自主、男女平等给予了大力的引导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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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文艺舞台上涌现出《刘巧儿》等一大批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艺作品。它们宣扬婚姻自由,倡导青年人摒弃嫌贫爱富、嫁夫随夫的旧思想,追求志同道合、互敬互爱的婚姻生活,对当时的青年人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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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今天的文娱节目。拜金女马诺在婚恋节目《非诚勿扰》中大肆宣扬说“宁可坐在宝马车中哭泣,也不坐在自行车上微笑”,电视台不仅全文播出,而且为了提高收视率,各省台还争相邀请其作为节目嘉宾频频出镜。一时间,其竟然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人物”。直到广电总局责令相关节目整改,才算结束了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如果孩子们长期在当今的上述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成长,难免会养成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习性,那么将来甘愿成为权贵的玩偶则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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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中,如何向孩子倡导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是值得全社会深思的问题。每一个老师、家长和社会成员都有义务以身体力行为孩子们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榜样,让孩子们认识到永远不要沦为命运的玩偶。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唯此,充满活力的新生代才能成长为祖国未来建设的生力军,共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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