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之後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裡，湖北、湖南、江蘇、上海、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佈脫離清政府獨立。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2月12日清宣統皇帝溥儀發佈退位詔書，宣告中國2133年的帝制歷史至此終結。自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之前，中國處於“中華民國”時代。
這一場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它的影響不僅是政權更迭，還深深觸及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辛亥革命廢除帝制之後，實施了剪辮髮、除陋習、易服飾的政策，民國政府頒佈的法令規定“政府官員不論職位高低，都穿同樣的制服”，從而廢除了“召名分，辨等威”的傳統服制。如果說在兩千年帝制時代，女性在著裝方面最大的敵人是服制，服制規定了什麼身份等級的人應當穿什麼材質、什麼顏色的衣服，那麼辛亥革命以後，女性著裝最大的挑戰就變成了時尚。
民國學生裝
服裝一下子有了太多的可能性，反倒讓人無所適從。1912年3月20日的《申報》載文道，時人著裝“中國人外國裝”，“妓女效女學生，女學生似妓女”，平民穿官服，官僚穿民服，總之沒有了上下規矩，一時間亂作一團，包括號稱是國際大都市的上海在內，幾乎全部中國女性都在尋找既能適合自己的身份，又能彰顯中國文化的服裝樣式。
旗裝的退守與轉型
1911年辛亥革命後，作為清代文化的遺留物，旗裝在民間受到冷落。漢族人自然是不會再以穿著旗裝為榮，而旗女們也一下子收斂很多。但是，由於很快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推崇“德先生”和“賽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與科學），所以在新舊交替之際，整體的社會風氣表現出了對服飾比較強的寬容性，旗裝在民國並沒有被立即廢除、禁止，只是退守到了滿族貴族家庭的內部，在社會上不再是著裝演進的主流。
受到整體社會風潮的影響，曾經是中國貴族女性主流服飾的旗裝也擺脫了以奢為美、以繁為貴的審美束縛，變得更加主張簡約、自然。從這一時期
清遜帝溥儀的“末代皇后”郭布羅•婉容的全身像照片可以看到，婉容身穿的旗裝整體輪廓仍然延續著清末的寬身造型，但樣式已經較晚清時期大為簡化，顏色素了，袖子窄了，那些繁縟的鑲花邊幾乎都看不到了。而且，滿族貴族女性的標誌性裝束——旗頭“大拉翅”和旗鞋“花盆底”也不見了。 郭布羅•婉容的全身像
同時在民間，民國成立之後仍然有部分旗女穿著旗裝，式樣與清末並無太大變化，只是也將旗頭“大拉翅”省略掉了，只將頭髮在頭頂綰成一個髻，簪插少許珠釵和絹花，彷彿又回到了入關以前的簡樸的滿族髮髻。脫離了朝廷服制的種種規定和管束，也不用承載各種政治意義，旗裝又變回了單純的滿族女性傳統服裝的樣子。
西風東漸
清末鴉片戰爭以後簽訂了《南京條約》，“五口通商”開放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沿海城市作為通商口岸。其中廣州是老牌的對外貿易港口，廈門、福州、寧波三地因為地理位置的限制商貿並不發達，只有新開的上海，地處江浙富庶地區，扼守長江口，既接近大宗出口商品絲綢、茶葉的產地，又是中國國內南北海運的中間站，在開放通商以後，原本在廣州的英美商人、買辦紛紛轉往上海開設洋行。張燾《津門雜記》說：“原廣東通商最早，得洋氣之先，類多效泰西所為。”但上海開埠後，至1853年，就已經超越了廣州，成為了遠東國際貿易與時尚的中心，“一衣一服，莫不矜奇鬥巧，日出新裁 ”，北京、南京等地“婦女衣服，好時髦者，每追蹤於上海樣式”（胡撲安《中華全國風俗志》）
面對紛至沓來的“洋人”，上海經歷了“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後繼則效”（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錄》）的心理反應過程，西方的時裝如同他們的技術一樣，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有了很大的市場。據記載，當年西方商船抵達上海後，“至於衣服，則來自舶來，一箱甫起，經人知道，遂爭相購制，未及三日，儼然衣之出矣”（姜水居士《海上風俗大觀》）。辛亥革命之後，服制暫缺，中國女性的服飾受到了西方影響，在面料、形式、色彩、圖案等方面有了很明顯的變化。
民國上海灘
在上海等通商開放城市，女性的服裝除了使用本土的傳統面料之外，像天鵝絨、印花布、羽紗、機織花邊等進口的服飾材料也得到了廣泛應用，極大的豐富了面料的選擇。而且由機器製造的洋綢、洋緞、洋錦等價格比國產絲綢低廉，它們充斥中國市場以後，連帶著使得女性對服裝的態度也變得更加隨性、因為製作一身衣服不用再花費巨資，不用將精工細作的衣衫傳承給後輩，“做一件，傳三代”的觀念日漸行之不通。
在色彩方面，清代女性服飾的顏色以紅綠兩色為時尚，辛亥革命後，婦女多傾向於選擇鳶（茶褐）、紫、灰青等素雅的顏色。裙子方面亦是。清代的裙制自喻黑紅兩色，“今則以衣裙同色為美，似有歐風”（李寓一《近二十五年來中國南北各大都會之裝飾》）。不僅如此，鑲邊甚至鞋、帽的顏色也開始講究與衣服本色的統一與協調，不再一味以飽和度高、對比強烈的色彩為美。
至於服飾式樣，“衣式於民元及三四年間，極尚瘦小，腰身臂膀以毫無褶紋為美”（權柏華《近二十五年來各大都會男女服飾的變遷》）。為了展示身材曲線，便服流行束身、窄袖，這種對“合身”的追求，也來自於西洋服飾風格的影響。同時服裝的式樣也在簡化，晚晴時那些一味繁複的鑲滾花邊、層層套袖都不再得見。
誰說女子不如男
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是沒有所謂“男女平等”觀念的。實際上到18世紀末以前，歐美國家也是同樣沒有“女權”觀念的、甚至在17世紀提出現代“人權”概念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女權也還沒有被包括在人權概念之中。直到1791年，法國大革命的婦女領袖奧蘭普•德古熱發表了《女權宣言》，才標誌著女性為自身謀求與男性同等權力的“女性主義運動”的開端。這種訴求在19世紀逐漸演變為有組織的社會運動，並在19世紀末形成了第一次浪潮，要求給予女性公民權、政治權利，強調女性與男性在智力和能力上都是沒有差別的。
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就接觸到了西方女性主義的思潮，所以比較而言，中國社會在現代婦女解放、性別平權的道路上起步並不算晚。先是維新派梁啟超提出：“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女不學始……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在梁啟超的協助下，中國第一所女學堂於1897年創辦，從此女學逐漸興盛。
梁啟超
清末民初，不僅在國內各地開辦了女學堂，而且在1874年至1895年間自費赴美留學的四十五名中國學生中，至少有三名是女性。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曾於1901年隻身前往印度看望父親，並自稱為“第一個到過唐僧西天取經之地的中國女性”。康同璧1903年赴美留學，《紐約郵報》曾引述過她的一段話：“等我念完書，我將回國喚醒祖國的婦女，我特別關心婦女參政權，望能喚起中國婦女實現其權利。”後來對中國影響甚遠的“宋氏三姐妹”，也分別在1904年至1917年間赴美國衛斯理女子學院學習。
在那個特定的時期，中國女性的解放不僅體現在以知識武裝頭腦上，也體現在以男式長衫武裝身體上。長衫最初是廣東一帶對男子長袍的稱呼，辛亥革命前夕，許多積極參與革命團體的青年女性都喜愛像男子一樣穿長衫。
周亞衛在《光復會見聞雜憶》中回憶1907年秋瑾的裝束：“當時身穿一件玄青色胡綢長袍（和男人一樣的長袍），頭梳辮子，加上玄青辮穗，放腳，穿黑緞靴。那年她三十二歲。光復會的年輕會員們都稱呼她為‘秋先生’。”可見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確實有女子為求與男子平等的權力而穿男子之長衫的風氣。而且這種風氣並沒有隨著革命的勝利而結束，反而愈演愈烈。
秋瑾
1920年《民國日報》刊登文章《女子長衫的好處》，列舉出了四大特點：便利（上下只需一件）、衛生（冬暖夏涼）、美觀（比上衣下裙好看）、省錢（節省布料）。北京的報紙也說：“現在的女子剪髮了，足也放了，連衣服也多穿長袍了。我們咋一見時，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將來的男女裝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這種男性化的長袍腰身寬鬆，身長至腳踝，袖長至手腕，因為實在近似男裝，當時也只有“時髦”的女性勇於嘗試。況且女穿男袍的風氣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受到的批評也不少，到北伐勝利後，穿男子長衫的女性就比較少見了。
直到現在，英語中還有將旗袍譯為“Cheongsam”的，即廣東話“長衫”的音譯，也算是民國初年女子穿長衫風潮遺留的印記。
後記
受到女性主義運動的影響，民國初年在中國女性的身體、服裝上，還發生了兩種影響深遠的變化。一是民國後頒佈了《放足令》，漢族女性“三寸金蓮”的時代宣告終結。女子放足以後，不僅有了出行、運動的基礎，也有了穿絲襪、高跟鞋，將腳光明正大露出來的可能。二是政府倡導“天乳運動”，反對傳統女性的束胸，提倡使用西式的胸罩。
早先徐柯在《蓴飛館詞序》即雲：“今之少婦，有緊身馬甲，嚴扣其胸，逼乳不聳，妨發育，礙呼吸，其甚弊於西婦之束腰。”天乳所反對的，就是嚴束嚴壓的內衣，即所謂小馬甲。倡導“天乳運動”，既避免了束胸對女性身體的傷害，也使自由生長的胸部能夠適應挺胸、束腰、提臀的西方女性審美，將身體的曲線美顯露出來，為民國風格旗袍的流行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