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施展（外交學院教授）
來源 | 施展世界
外交學院教授施展
前幾天我剛寫過一篇札記，討論在什麼情況下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會不保？
我在文中提出，僅就製造業而言，西方處在高端製造業，基礎是技術優勢，中國處在中低端製造業，基礎是成本優勢。
在日常狀態下，人們都從成本出發考慮問題，中國的優勢不可替代；但是非常狀態下，人們從安全出發考慮問題，西方世界可能會不惜代價來重建自己的生產體系，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就會遇到挑戰。
而防止進入非常狀態的前提是，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應該保持必要的信任。
01
西方決定不惜代價重建了嗎？
《福布斯》雜誌在4月10號發了一篇文章，文中說，日本政府已宣佈要支付22億美元支持日資企業遷出中國，其中20億美元直接貸款用來支持企業回到日本，約2億美元直接貸款支持企業遷去東南亞。
就在同一天，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表示，要為這些從中國遷回美國的企業給予100%直接報銷，包括廠房、設備、知識產權、基建、裝修等所有費用；換句話說，實際上相當於美國政府為美國企業從中國遷回美國的全部成本買單。
這一系列動作讓人感覺西方國家差不多要動真格的，真的開始不惜代價進行搬遷了。
雖然在我看來，一部分西方企業真的會在這個過程中進行搬遷，但就目前來說，還不至於對中國製造業產生實質影響，畢竟，製造業是個龐大的體系，並不是建立幾個工廠那麼簡單。
但是，日美接連的一系列動作和表態，卻能讓我們感受到西方的一種真實情緒，就是它們真的在喪失對於中國的信任。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札記中曾分析過瀰漫在中國企業界的一種真實情緒，“這些滿懷憂慮的感受和情緒是非常真實的，它們本能性地意識到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所依賴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信任。倘若這種信任坍塌，則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是會坍塌掉的。”
現在我們也都能感受到西方的這種情緒了，國內和國際上的兩種情緒有可能發生共振，會讓國內陷入更加憂慮的一種狀態。
也許有人會質疑，情緒不能當飯吃，西方就算有這情緒，也沒啥大不了，它們沒能力真地搬走的。但是我要說，重要的不是西方在這一輪當中實際能做到多少，重要的是整體的情緒和氛圍。
情緒會直接影響人們對於未來的預期，西方已經投在中國的就是沉沒成本了，它們未必能改變多少；但是西方企業未來會在中國如何佈局，會深受這種情緒的影響。
同樣，中國企業界會如何佈局，也會深受各種情緒影響的，如果預期變差，就不能指望經濟的繁榮。
02
究竟什麼是與安全相關的產業？
在西方國家喪失對中國信任的情況下，它們也不會在本國重建全套的生產體系，而只會是與安全相關的產業。
之所以不重建全套生產體系，是因為成本上實在是不划算。當年遷來中國，就是因為本國生產不划算了；而中國製造業在這二十多年來不斷地演化，發展出能夠同時兼顧效率和彈性的龐大供應鏈網絡，深刻改變了生產流程中的成本構成結構，西方國家再往回遷，就更不划算了。
所以，各種與安全無關的產業，比如服裝、玩具、汽車之類的，大概率還是在中國這邊的供應鏈下來生產。
那麼，究竟什麼是安全相關的產業呢？遺憾的是，這個問題沒有固定的答案的。它與技術相關，因為技術會改變“安全”的意涵；同時也與剛剛所說的情緒相關，因為情緒會改變人們對於“安全”的感知。
在過去，與安全相關的產業，主要是軍工類的產業，西方國家的製造業再怎麼外移，這些產業仍然在自己手裡，因為這種產業就不是從成本角度考慮的。但是在今天，很可能就不止軍工產業了。
打個比方，如果你跟人家說，“如果你嫌我的口罩不合格，那你就別用啊”，在疫情期間，從聽者的角度，很可能會把這種說法理解為，對方是在以口罩來威脅自己，口罩被“武器化”了，於是口罩就會上升為一個與安全問題相關的事情了。
因此，在3月24日的時候，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了要重建一系列產業，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與公共衛生相關的產業，要確保美國在這種產業上不依賴於其他國家。
所以，究竟西方會怎麼界定安全問題，這是個動態的事情，與對中國的信任程度之間有著重要的關聯關係。相互之間的不信任上升得越高，則安全問題的邊界就會畫得越大。它會壓低西方的經濟效率，會壓縮中國的市場空間，是個雙輸的局面。
但並不是說因為雙輸，這種可能性就不會出現。熟悉博弈論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兩個理性的人，最終選擇出來的結果卻是整體不理性的。
讓人欣慰的是，中國海關總署在4月9日剛剛發佈了公告，宣佈自4月10日零時起，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在從中國出口前必須進行檢驗檢疫，以便確保出口防疫物資的質量。這對於提升中國產品的質量形象、對於提升中外的信任關係，是一種積極的努力，真希望看到中外各方更多這樣的努力。
03
如果西方重建生產體系了，會怎樣？
如果西方真的重建生產體系了（儘管目前這還不是個大概率事件，但絕對是個不容忽視的小概率事件），可能會怎樣呢？這裡可以做一些思想實驗，簡單地沙盤一下。
如前所述，西方重建的只是與安全相關的部分產業（產業A），其他產業（產業B）的產品仍然從中國購買。中國的“產業B”雖然仍然是走向世界市場，但是中國的“產業A”同樣也會從“產業B”中有大量採購，而中國“產業A”的市場大幅萎縮（被排除在西方市場之外了，只剩本國市場），因此其對中國的“產業B”的需求也大幅下降，後者的市場規模也會萎縮。
於是，整個中國製造業都會面臨市場萎縮的問題，這會加大企業之間的競爭壓力，“藍海”越來越少，各個行業都深度進入“紅海”。企業之間會發生極度價格戰，企業利潤被極大壓低，研發的能力也隨即萎縮，中國的製造業會陷入一種低水平循環，技術進步的能力極大下降。
為了對抗經濟萎縮，政府會加大投資力度。但是這種投資拉動的效用無法消除已有的困境，畢竟拉動出的需求規模是無法與整個世界市場的規模相比的，不過這也還是能夠讓企業更多地獲得喘息。
中國人民忍受痛苦的能力是極強的，幾年後也就適應了。由於政府不斷地進行經濟拉動、刺激，雖然刺激的效率越來越低，但是畢竟整體經濟規模還在繼續擴大，所以憑藉強大的內需，中國經濟還能繼續往前跑。
由於外部對中國的隔離態度，會更加強化國內對於外部的對抗態度；並且由於中國經濟並未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迅速崩潰，所以國內還會有一波新的強烈民族主義情緒出現，歡呼“偉大的勝利”，甚至把這些痛苦審美化，讓自己深受感動。
這個過程中，西方世界形成了獨立於中國的一套平行的生產體系。西方的技術創新能力還是遠遠強於中國的，這與其強大的基礎研究能力、寬鬆的研究機制、發達的融資機制、以及對人才的強大吸引能力都直接相關，這是個系統性的能力。
圖丨蘋果公司全球供應鏈數量分佈
如果中國與西方形成兩套平行的生產體系，則很有可能技術上也就會脫鉤。中國為了穩定，會強化內部秩序，西方在技術創新上相對於中國的優勢，還會被進一步放大。
於是，在接下來的十幾、二十年當中，由於中國的龐大內需市場以及一系列積極自救的努力，中國經濟仍然會擁有強大的慣性繼續向前衝，短期內，甚至會比西方經濟的表現更好，畢竟西方是要花大成本重建一套生產體系，這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到了十幾、二十年後，西方完成了技術迭代，進入到下一代技術，而中國的技術迭代能力跟不上，中西方有了技術代差，到那會兒，中國經濟也就走不下去了。
值得提出的是，當今正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代，信息技術是這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而在信息經濟時代，最有價值的資產是數據。這就意味著，如果信任嚴重喪失，西方是一定會把與信息經濟相關的產業、與數據相關的產業，都定義為安全相關的產業的。
中國的優勢在於重化工業（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和電子產業（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產業），但這兩次工業革命的產業，都相當於是信息技術產業的基礎設施，它們的意義和演化邏輯是被信息技術產業反向定義的。
中國在信息產業上，並沒有什麼難以被替代的優勢，有些關鍵領域還大大落後於西方。如果中國和西方在信息技術產業上也技術脫鉤，那麼前面說的“十幾、二十年”這個時間週期還可能會縮短。
04
德國的啟示
剛剛的這個沙盤過程非常令人悲觀。幸好，要走到這一步，在現在還是個小概率事件，但它已經是個不可忽視的小概率，並且，如果相互的不信任關係在繼續放大，雙方的情緒繼續在毒化的話，這個概率會不斷上升，不是不可能走到那個臨界點的。
是否有突破這種可怕前景的可能性呢？前提是，世界能夠相信，中國不會把自己的供應鏈能力“武器化”。如何做到這一點呢？歷史可以給我們以啟示。
二戰之後，德國被打得一塌糊塗，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意識到，戰後的德國必須同時完成兩個艱鉅的任務，但這兩個任務又彼此矛盾。
圖丨阿登納
先說第一個任務，德國需要完成重建，否則德國的經濟一路崩潰下去，有可能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最後整個德國都被納入蘇聯的帝國圈，這對西方世界來說是非常可怕的。
再說第二個任務，德國必須要獲得鄰居的信任，否則沒法獲得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以便重建。但是，獲得鄰居信任的前提卻是德國不能重建，一旦重建了，德國變得強大，鄰居就都要嚇死了；可是德國不重建的話，它就可能會被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這樣一來，鄰居就會更加恐懼。德國就此陷入一個兩難困境。
到底該怎麼辦呢？阿登納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德國必須放棄“德國是德國人的德國”這樣一種觀念，讓德國變成“歐洲人的德國”。這樣一來，德國的復興就相當於是歐洲的復興，德國才有機會同時完成兩個任務。
但這種理念是不能空口說的，必須納入某種具體可執行、可驗證的制度框架當中，才真的能夠落實。所以，德國就拉上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推動成立了歐洲煤鋼聯營。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煤和鋼是發動戰爭最重要的兩種原材料，將其納入一個跨國的聯營委員會來統一管理，德國生產多少煤、多少鋼，對委員會其他國家都是透明的，這煤和鋼究竟會怎麼用也是透明的，別的國家一看不對勁，隨時可以叫停。
同樣，別的國家生產多少煤多少鋼，對德國也是透明的，德國發現不對勁，也可以在委員會里面隨時行使叫停權利。這樣各國彼此之間就可以相互信任了，此時德國的復興也就等於歐洲的復興了。阿登納所要追求的那兩個彼此矛盾的任務，由此可以同時實現。
圖丨歐洲煤鋼共同體1951年4月18日成立
這就相當於，德國通過一種新的超越於民族國家之上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產能力“去武器化”，才能夠重建並保有自己的生產能力，同時仍然獲得世界的信任。
到了今天，德國是歐洲人的德國，而歐洲也已經成為德國人的歐洲。德國對於歐洲的影響力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大，但是沒有任何人恐懼它，相反，有很多國家都在主張德國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德國放棄了自己的民族主義方案，才真正地兌現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讓自己成長的果實能夠真正地被收穫。
今天的經濟邏輯和阿登納時代的德國已經有著巨大區別，但是人性是恆定的，信任機制如何能夠建立起來，也是有著一些恆定的基本原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