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
赤脚医生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他们的特点是：
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
那个时代，国家贫穷，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所需。贫穷落后的年代，生病人也尤多，更需要赤脚医生的治病。因而，那个年代，在乡村里，赤脚医生就应运而生了。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合作医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
一是医学世家；
二是经医护专业短期培训的学员；
三是公认有一定医护能力的自学成才者。
挑选出来后，集中到县卫生学校培训一年半载，结业后回到乡村算是赤脚医生了。乡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
赤脚医生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而已。虽说是小病，但能治理能解决，也大大方便了村民群众。一是他们没空到大医院去看病，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也十分不便，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因而，村民群众十分敬重赤脚医生，都认为他们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是救命恩人。
赤脚医生的出现，解决或缓解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在广大农村地区普及爱国卫生知识、除“四害”、根除吸血虫病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乡村当赤脚医生很辛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首先，赤脚医生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拿大队一些补贴，有的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这微薄的补贴和工分，根本上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因而，他们白天还得赤着脚参加生产队劳动，夜晚还要挑灯自学医学知识。
其次，由于贫穷落后，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别的就少得可怜。
尽管难苦，但那时的赤脚医生，还是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的。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病人叫到，他们就会赴诊，就会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赤脚医生治病收费不高，只收回成本钱，因为赤脚医生都拿了生产队的补贴。有的赤脚医生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就得倒贴成本费了。
乡村的赤脚医生，医术虽不高，但服务态度特别的好。他们常背着一个印有鸡蛋般大的红十字药箱，穿着白褂，挨家串户走访群众。尤其是流感时期或流脑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大更辛苦，他们不但走家串户发药，还得讲解预防知识，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一次安稳觉。
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赤脚医生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有时甚至买上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落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这般一来，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缩进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赤脚医生身上的红十字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赤脚医生的医术虽没有大医院里的医生高明，但有时大医院里的医生治不了的病，赤脚医生反而治得了。赤脚医生治病，在乡民的眼里，确是高。但有时，也失水准。无论怎么说，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为人民群众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
原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王桂珍与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合作医疗创始人覃祥官，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两位风云人物的人生轨迹有着相似之处。
一是1968年12月20日,由长阳县革命委员会、长阳县人民武装部编印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一书,该书第六十五页中这样写道：“1961年,覃祥官开始跟着老医生徐谋书学医……”。
二是1975年1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出版的《“六·二六”光辉照乐园》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中这样写道：“1961年,在三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快30岁而又只读过3年小学的覃祥官,怀着为贫下中农去占领医疗阵地的雄心,开始学医……”
三是2006年4月,中央电视台5集系列电视专题片《赤脚医生》的解说词也多次这样描述：“1964年，覃祥官在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成为赤脚医生……”
“1965年,王桂珍在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成为赤脚医生……”
王桂珍老人
1968年第三期《红旗》杂志上, 曾刊载了一篇关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王桂珍等人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先进事迹。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此文,也就是在这篇调查报告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从此,“赤脚医生”就成为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当时,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在文章的眉头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这个批示经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还有人不顾路途遥远，自带干粮，千里迢迢从各地赶到江镇公社观摩学习，安静的江镇一下子热闹起来，王桂珍也被这种热潮渐渐推向了荣誉的巅峰。
1969年9月，从未离开过上海的王桂珍奉命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20岁生日庆典活动。1974年，王桂珍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了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这次会议之后，王桂珍的名气和影响越来越大。后来，拍摄的一部反映“赤脚医生”的电影，即以她为原型。
1978年，王桂珍到川沙县一家企业当了厂医。1987年落实政策，她通过医师考试进入镇卫生院工作。1999年退休之后,她与丈夫一起创办了浦东振兴印刷厂。由于夫妇二人都是非常实在的善良人,所以在当地人缘关系极好,为人处世更是有口皆碑,令人敬重。
1966年8月10日，由他领创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静悄悄地挂牌。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反映乐园公社创办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文中特别提到，杜家村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一位“忠心耿耿为人民”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一夜之间,覃祥官就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年轻的覃祥官
随后,覃祥官多次出国访问作报告,介绍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4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当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3年，60岁的覃祥官经原湖北省宜昌地委组织部同意,由长阳县委按副县级领导干部为他办了退休手续。如今，覃祥官和老伴在乐园乡下过着恬静、安详的田园生活。
新华社记者曾于1993年撰文在《半月谈》“内部版”上介绍覃祥官的历史功绩,并首次称他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乡村都建立了医院，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渐渐地被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取而代之了。这便是人类文明的又一进步。
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24号文件《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问题》，对“赤脚医生”明确界定为“他们同民办教师一样，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对此建议：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并明确赤脚医生补助费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是由地方财政解决的。
1985 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锐减至5%，至1989 年，继续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4.8%。“赤脚医生”也因此失去了政治与经济的依托，部分转变为个体开业者。
1985 年，卫生部宣布取消“赤脚医生”的名称，经考核合格者转为乡村医生。这一改变不仅是名称上的，而且也是实质上的。由于乡村医生被置于市场经济的格局中，他们更多地注重疾病治疗，而原来属于“赤脚医生”职责范围的计划免疫、爱国卫生、改水改厕等工作遭到严重削弱。
赤脚医生虽然没有洁白的工作服，常常两脚泥巴，一身粗布衣裳，但却有最真最纯最热的为人民服务之心。而朴素实用的治疗模式，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初级医护需要。反观当今的医疗机构，缺少的正是这种平民意识。病房越来越豪华，收费越来越天文，大而无当的医疗体系使得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早已淡出历史的“赤脚医生”又重回人们记忆也就不奇怪了。
向千千万赤脚医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