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散文包括西漢散文、東漢散文，但後世主要推重西漢散文，並將其視為具有典範意義的大漢文章。以韻散的標準來分類，漢代文學可略分為三類，一是詩，一是賦，一是散文。漢賦乃是一代之文學，是有漢一代最具特色的文學體裁，在賦史上樹立了後人不可企及的高峰。但西漢散文從數量、質量、文體樣式、影響上皆度越漢賦，在漢代文學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唐代著名的古文運動所極力倡導的“古文”即西漢散文。韓愈《答劉正夫書》曰：“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柳宗元《柳宗直〈西漢文類序〉》：“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者，莫若漢之西京。”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評價賈誼、晁錯的文章說：“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西漢散文之所以對後世散文影響深遠，概括起來有如下幾點。
其一，西漢是散文文體大發展的時期。古人所謂文備於西漢，主要指的就是西漢散文。當代文學史中所討論的西漢散文主要是政論散文、歷史散文、抒情散文，著重分析這三類散文的文學性，包括形象的刻畫、細節的描寫、情節的安排、情感的抒發、個性化語言的表達等。其實這並不全面，這是以現代學術觀念的文學散文作為標準來判斷，影響了我們對西漢散文的整體認識。劉熙載在《藝概》中說：“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則司馬相如。”又說：“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詔書也。《周書·呂刑》，論者以為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然彼文至而實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曾國藩則說：“奏疏惟西漢之文冠絕古今。”的確，對西漢散文我們需要整體觀照，才能更好地體會所謂文備於西漢之說。除奏疏詔策之外，西漢的許多學術散文，成就也頗高，如劉安《淮南子》、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揚雄《法言》等。因此，西漢散文數量眾多，文體發達，名家輩出，佳作如林，這是第一大特點。
其二，西漢散文具有獨創性，這表現在諸種新文體的開拓上。賈誼《過秦論》，是談古論今、史論結合的經典作品，“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文章善於誇張和渲染，以情感和氣勢服人，總結了秦滅亡的原因是“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從而警懼西漢統治者要實行仁義之道。枚乘《七發》也可看作是一篇散文，開創了“七”之文體，後世擬之而產生眾多“七體”作品。司馬遷《史記》中的人物傳記是以人物描寫為中心的散文，而與先秦史傳散文以敘事為主不同。《史記》刻畫了眾多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劇人物形象，洋溢著濃郁的悲劇色彩，揭示了人類普遍的悲劇命運。司馬相如《喻巴蜀檄》、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是辭采激昂、道理明晰、情感充沛的移檄文章。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三篇文章，開創了“設論”的文體；圍繞主要問題，假設主客二人對話，客人提出問題，主人解釋作答。這三篇文章的寫作時代前後相接，寫作意圖和思想內容因襲相承，抒發了士人的壓力感與懷才不遇的怨憤。奏疏文是西漢散文中最具特色的文體，是從李斯《諫逐客書》發展而來的，經過賈誼《論積貯疏》《陳政事疏》、晁錯《賢良對策》《論貴粟疏》、董仲舒《天人三策》、劉向《條災異封事》《諫營昌陵疏》、匡衡《上疏言政治得失》、谷永《災異對》等發展已到了極致，在文學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對後代的奏疏文產生了重大影響。
其三，西漢散文在總體上表現出高古、渾厚、雄偉、豪邁的氣象。武帝之前的西漢散文，具有先秦散文的遺風，疏蕩而有奇氣。鄒陽《獄中上樑王書》是書信體的抒情散文；文章善於辨析事理，巧於運用辭令，通過列舉歷史故事，一方面表白自己“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悲憤，另一方面也闡述君臣之間要以誠信為主的期望，具有戰國策士的遺風。司馬遷的史傳散文自然、疏朗、明暢、尚齊，其微情妙旨見之於言外，與班固《漢書》的文章情詞俱盡、一覽無餘不同。賈誼、司馬遷的文章用詞造句，有一種特殊的樸拙氣象。司馬遷《報任安書》是一篇絕代的大文章，作於徵和二年，時任安下在獄中，司馬遷完成了《史記》。這距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已有八年餘，長歌當哭，痛定思痛。他要向世人表白：他為李陵辯護是合理的，他“誣上”“沮貳師”的罪名是不當的，他忍辱求生是發憤著書，“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文章縱橫跌宕，豪氣逼人，感慨嘯歌，大有燕趙烈士之風；憂愁幽思，則又與《離騷》對壘。武帝之後的散文受到經學思想的影響，表現出典雅、宏奧的風格。皇帝的詔書引經據典，群臣的奏章也“各以經對”。《文心雕龍·詔策》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賈誼《陳政事疏》與董仲舒《天人三策》是西漢奏疏文的雙璧。在策文的風格上兩者截然不同，賈誼的文章辭采華麗、情感激越，而董仲舒的文章徵引經典，依經立義，風格典雅、厚重。劉向、匡衡、谷永等的奏疏文更是大量引經據典，是典型的經學之文。揚雄《法言》模擬孔子《論語》而作，文體奇崛奧衍，與《論語》溫潤圓滿、明白曉暢的語言不同。
其四，西漢散文表現出一種氣勢宏大、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西漢王朝是大一統政治走向成熟的時期，是封建時代的盛世。西漢初期，士人們對漢朝的建立不僅充滿了新奇感和喜悅感，並且滿含著期待而奮發有為。因此，他們的政論散文文本量大，且氣勢恢宏、情感激烈、精神昂揚。這以賈山《至言》、賈誼《過秦論》與《陳政事疏》為代表。武帝時代，帝國的疆域無限延展，經濟富裕，軍事強盛。文人們歌頌漢家的文治武功，潤色鴻業。司馬相如《難蜀父老》頌讚漢家開通西南夷道的非常事業，“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封禪書》是為武帝接千歲之統、封禪泰山而作，歌頌西漢王朝的盛德與大一統的偉業，開篇即雲“大漢之德，逢湧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司馬遷《史記》以五十二萬字的巨麗規模，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表現的精神氣象雄偉而磅礴。西漢後期，王朝衰微而儒學興盛，士大夫又滿懷信心地追求儒家的政治理想。揚雄《劇秦美新》：“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
其五，西漢文人對現實的社會政治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積極擔當的精神。漢初文人陸賈、賈山、賈誼、晁錯等人的政論文一方面敏銳地發現社會政治中存在的弊端和缺失，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具體有效的解決方法。賈誼《陳政事疏》開篇即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痛哭、流涕、長太息，充分表現出賈誼對現實社會政治的強烈憂患意識和積極擔當精神。他所提出的制諸侯、攘匈奴、變風俗、傅太子、崇禮義德教、禮貌大臣等重要決策，除了對付匈奴一項不切實際外，其他各項莫不由後來的史實證明其正確性。董仲舒《天人三策》是針對武帝發問的大道之要、治亂之策而為文的。相較於賈誼立足於現實的經驗，董仲舒從經典的永恆性、天道的超越性上論證了漢家實行仁義禮樂德政的神聖性，強調了朝廷官員要自正，以身作則，才能正天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興廢在於己”。他針對“廉恥相亂，賢不肖混淆”的弊端，提出了創立太學的重要主張，一方面為朝廷培養賢才，另一方面又積極展開文化教育事業，為良好的政治建立文化基礎。西漢後期的散文主要是奏疏等應用文，突出地表現了文人士大夫的社會文化情懷。
（作者：劉國民，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