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管錐

隨看隨想

詩文選本於古典作品的普及教化之功,不容輕忽。許多選輯本、註釋本、箋疏本,因其精當可靠,允稱經典:如程俊英之於《詩經》、餘冠英之於漢樂府、王伯祥之於《史記》、餘嘉錫之於《世說新語》、蕭滌非之於杜詩、唐圭璋之於宋詞,等等。

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視域開闊,特色鮮明,雖不是《管錐編》《談藝錄》那樣的煌煌大著,卻同樣享有盛譽。該書自序,錢先生論及選作“去取的標準”,堪稱精彩紛呈的詩論。所選詩作之前,詩人簡介文字,每作點評臧否,涉筆成趣,簡直灼見睿識的現代“詩話”,令人悅目賞心。這裡選刊關於蘇軾、秦觀各一則,可窺其一斑。(任餘)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眉山人,有《東坡集》《後集》《續集》。他一向被推為宋代最偉大的文人,在散文、詩、詞各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他批評吳道子的畫,曾經說過:“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從分散在他著作裡的詩文評看來,這兩句話也許可以現成地應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詩歌裡的理論和實踐。後面一句說“豪放”要耐人尋味,並非發酒瘋似的胡鬧亂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義,用蘇軾所能瞭解的話來說,就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術語來說,就是:自由是以規律性的認識為基礎,在藝術規律的容許之下,創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動。這正是蘇軾所一再聲明的,作文該像“行雲流水”或“泉源湧地”那樣的自在活潑,可是同時候很謹嚴的“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後,古代大約沒有人趕得上蘇軾這種“豪放”。

他在風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豐富、新鮮和貼切,而且在他的詩裡還看得到宋代講究散文的人所謂“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稱道的莎士比亞式的比喻,一連串把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面或一種狀態。這種描寫和襯托的方法彷彿是採用了舊小說裡講的“車輪戰法”,連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應接不暇,本相畢現,降伏在詩人的筆下。在中國散文家裡,蘇軾所喜歡的莊周和韓愈就都用這個手法;例如莊周的《天運》篇連用“芻狗已陳”“舟行陸、車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醜人學西施”六個比喻來說明不合時宜這一點,韓愈的《送石處士序》連用“河決下流”“駟馬駕輕車就熟路”“燭照”“數計”“龜卜”五個比喻來表示議論和識見的明快這一點。在中國詩歌裡,《詩經》每每有這種寫法,像《國風》的《柏舟》連用鏡、石、席三個形象來跟心情參照,《小雅》的《斯干》連說“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來形容建築物線條的整齊挺聳。唐代算韓愈的詩裡這類比喻最多,例如《送無本師》先有“蛟龍弄角牙”等八句四個比喻來講詩膽的潑辣,又有“蜂蟬碎錦纈”等四句四個比喻來講詩才的秀拔,或像《岣嶁山》裡“科斗拳身薤倒披”等兩句四個比喻來講字體的奇怪。但是我們試看蘇軾的《百步洪》第一首裡寫水波沖瀉的一段:“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句裡七種形象,錯綜利落,襯得《詩經》和韓愈的例子都呆板滯鈍了。其他像《石鼓歌》裡用六種形象來講“時得一二遺八九”,《讀孟郊詩》第一首裡用四種形象來講“佳處時一遭”,都是例證。詞裡像賀鑄《青玉案》的有名結句把“菸草”“風絮”“黃梅雨”三者來比“閒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謝逸的《花心動·閨情》用“風裡楊花”等九物來比好事不成。上古理論家早已著重詩歌語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這一點上,蘇軾充分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蘇軾的主要毛病是在詩裡鋪排古典成語,所以批評家嫌他“用事博”“見學矣然似絕無才”“事障”“如積薪”“窒、積、蕪”“獺祭”,而袒護他的人就贊他對“故實小說”和“街談巷語”,都能夠“入手便用,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他批評過孟浩然的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這句話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點。同時,這種批評,正像李清照對秦觀的詞的批評:“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在那種創作風氣裡古典成語的比重。

不用說,箋註家紛紛給這種詩吸引。在北宋早有趙次公等五家注的蘇詩,南宋到清又陸續添了十多家的注本,王文誥的誇大嚕囌而絕少新見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在清代中葉做了些總結工作;其他像沈欽韓的《蘇詩查注補正》和張道的《蘇亭詩話》卷五都算得規模比較大的增補。最可惜的是陸游沒有肯替蘇軾的詩集作注,這跟杜甫和李白的“樽酒細論文”沒有記錄一樣,是文學史上的大憾事。

秦觀(1049—1100)字少遊,又字太虛,高郵人,有《淮海集》。在蘇軾蘇轍兄弟倆的周圍有五位作家,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和陳師道,所謂“蘇門”。張耒和晁補之都有詩把這一“門”五口兒描寫在一起,彷彿是來了個“閤家歡”。不用說,一家人之間也往往分個親疏厚薄,陳師道就覺得蘇軾待秦觀比待自己親熱,後人還代他抱不平。這五位詩人並不模仿蘇軾的風格,而且除掉陳師道受黃庭堅的影響以外,彼此在創作上各人走各人的路。晁補之的詩最差。只有一點值得提起:宋代對李白雖然推崇,不像對杜甫那樣的效法;晁補之和同時的徐積、郭祥正也許是歐陽修、蘇軾以後僅有的向李白學習的北宋詩人。徐積甚至說杜甫比起李白來,就像“老驥”去追趕“秋鷹”“霜鶻”。

秦觀的詩內容上比較貧薄,氣魄也顯得狹小,修辭卻非常精緻;只要看李廌《師友談記》裡記載他講怎樣寫律賦的許多話,就知道他對文字的琢磨工夫多麼細密,怪不得朋友說他“智巧餖飣,只如填詞”,又說“銖兩不差,非秤子上秤來,乃算子上算來”。他的詩句“敲點勻淨”,常常落於纖巧,所以同時人說他“詩如詞”“詩似小詞”“又待入小石調”。後來金國人批評他的詩是“婦人語”“女郎詩”,其實只是這個意思,而且不一定出於什麼“南北之見”。南宋人不也說他的詩“如時女遊春,終傷婉弱”麼?“時女遊春”的詩境未必不好。藝術之宮是重樓復室、千門萬戶,決不僅僅是一大間敞廳;不過,這些屋子當然有正有偏,有高有下,決不可能都居正中,都在同一層樓上。

(選自錢鍾書《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第3版)

《中國教師報》2020年07月15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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