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老布一次講座的講稿，涉及“如何看待西藏曆史”、“如何解讀西藏宗教”、“如何認識宗教對西藏曆史的影響”三個話題。
由於講稿太長，涉及內容過多，分成上下兩篇發出。
在上一篇西藏曆史的三個基本概念（一） 裡，我們講述了大眾對西藏認知的巨大差異，比詮釋了人在西藏曆史的決定性意義！
最後總結出——西藏的歷史是一部人類的歷史，是由西藏人民書寫的，記錄西藏人民活動的歷史，絕非對某個神秘存在的臆想和描述。
人性的掙扎與訴求，貫穿西藏曆史的始終，是西藏曆史的主軸。
這一篇，將講述“如何看待西藏的宗教”、“如何認識宗教對西藏曆史的影響”兩個內容。如果您沒有看過上篇，強烈建議您先看一下上篇的邏輯源頭！
一、如何看待西藏的宗教？
首先要說清楚一個基本概念——西藏曆史上，並非只有藏傳佛教一個信仰系統。
擺在吐蕃人面前的，曾有本教、天竺佛教、漢傳佛教、伊斯蘭教、景教等多個選擇，在經過了複雜的融合改良後，才出現了藏傳佛教這一獨立分支。
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松贊乾布穿越到了現在，他可能不會認識，以紅黃白花四大教派為基礎的藏傳佛教。
因為，在他的時代藏傳佛教尚未產生，更不存在教派之說。
對於任何一個事務，我們都要用發展變化的眼光來看待。
同一個名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內涵。
對於西藏的佛教，必須要用前弘期佛教和後弘期佛教來加以區分。
與此相類似，“本”、“本教”、“雍仲本教” 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雖然都用“本”作為形容的主體，但其差別比佛本之間的差別還大。
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西藏佛教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藏傳佛教，成形於公元十世紀，就是後弘期佛教。而以松贊干布為代表的佛教前弘期，可以看後弘期佛教的準備期。
如果我們把西藏曆史的過程，比作人的一生，那吐蕃王朝便是珍貴的青蔥歲月，所以它才會不忌憚的嘗試各種宗教，並加以甄別。
經過選擇後，藏傳佛教走上了相對固定的發展之路，並最終發展出教凌駕於政之上的政教合一的政權結構。
即便佛教對西藏曆史的影響無比劇烈，但依舊並不能認為佛教左右了西藏曆史。
因為，從更宏觀的角度上說，宗教始終都是——管理工具！
工具的屬性就是
“一些人用以，對另一些人或事施加影響。”但工具本身不能決定施加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也不能自主決定對誰施加影響。
需要注意一點，對於個體、社團、國家的三個層面來說，宗教的意義和價值並不相同。
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宗教就是信仰！
在我個人看來，信仰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謀求使自己變得更好、更快樂的生活方式。
佛陀在世時，佛教其實是個方法論，並不涉及世界觀和價值觀。
但上升到人類社團的層級，宗教便不完全等同於信仰，或者不完全由信仰使然。
只要產生了僧伽集團，就必然存在管理上的層級劃分，存在如何打磨教義，使自己更有說服力，以此擴大信眾面積。
任何宗教系統最重要的資源是信眾，信眾的多寡決定，宗教集團的影響力。
這點與網紅大V們的情況極其類似，粉絲數量決定網紅的價值。
僧伽集團實際上是一個人類利益集團，即便它以宗教信仰的方式運行。
而國家作為人類社團的終極形態，其國內必然不僅存在宗教集團的利益。
如何平衡宗教與其他集團的利益，是驗證君主智商的重要考題。
能把宗教特有的凝聚力為國所用，則風生水起；反之則國破家亡。
這是個上限與下限，差距無比巨大的遊戲。
縱觀整個西藏曆史，能玩好的，不過寥寥數人；沒玩好的，倒是屢見不鮮。
西藏曆史上，政權（王權）與教權間的緊密纏繞，恰恰是透視這種邏輯關係的最佳案例。
多次出現過，教權藉助政權而興起，王權引入一個宗教體系（或另一個教派）來平衡另一個宗教體系（或教派）。
甚至松贊干布引入佛教，就是作為政治平衡的工具，而他的目標就是本教。
曾有人問我，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的本質區別？
我的答案是藏傳佛教從誕生之日起，便浸透著政治性，而漢傳佛教是有賊心，但始終未遂。
正是基於西藏的社會背景，宗教從始至終都帶有鮮明的管理工具屬性，要麼控於君主，要麼制於僧伽。
但對於西藏的普羅大眾來說，其實並沒有實質上的區別。
我們再次回到人性的問題上，僧人也是人，即便修行再高的大德，依舊首先是人。
所以，藏傳佛教和所有其他宗教一樣，首先都是人的宗教，是充滿人性的宗教。
在看待西藏宗教對歷史影響的問題上，歸根結底依舊是人性的問題，人依舊是所有問題的核心。
秦權供圖
二、如何看待西藏宗教的影響力？
西藏宗教無可匹敵的影響力，無論用什麼詞彙形容，都不算溢美。
但這種影響力的由來，卻非常值得思索。
這世界上有些東西，不適用於“好與壞”的評價體系，只有“合適與不合適”的區別，宗教和制度是最典型的兩個案例。
為什麼佛教能最終在西藏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巨木，首先是因為它適應了西藏的環境，其次是因為西藏人的選擇。
作為一個輕度地理決定論的患者，我相信地理環境，會對社會變化產生重要的影響。
西藏嚴苛的生存環境、多發的自然災害，導致古代先民對未知的存在，心中充滿畏懼。
這是西藏社會濃厚宗教氛圍的基礎，對於藏族先民來說，不存在有沒有宗教的問題，而是有幾個的問題。
回溯整個西藏的歷史脈絡會發現，先民們走完了，從原始宗教到高等級宗教的全部旅程。
早在佛教尚未產生之前，西藏就已出現了多神崇拜。
這種崇拜之繁雜，達到了一座山、一條河，甚至一塊石頭、一棵樹，都擁有相應的神靈地步。
類似岡仁波齊之類名動四野的神山，必然是佛教尚未傳入，便已被列神座。佛教不過是為了深入基層，而對其重新加持。
發源於西藏本土，基於多神崇拜的原始本教，以及之後的雍仲本教，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裡，擁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這種影響力之大，以至於即便藏傳佛教居於統治地位後，依舊不得不承認，在西藏的早期歷史中，本教的教權是難以撼動的存在。
以吐蕃為例，在早期數十代贊普中，本教始終居於國教的地位，每一位贊普都擁有特定的上師（本辛）。
而本辛的權力之大，一度影響了王權的運行。
所以在西藏的史料當中，才有所謂的“王辛同治”、“辛始置於王者之上”的記載。
甚至可以這樣說，吐蕃王室悉卜野家族的執政合法性，源於本教勢力的認可和支持。
吐蕃王室當然不甘於，本教影響力的持續膨脹。
止貢贊普時期，王室便發動了滅本運動。
這是目前西藏史料記載中，王權與教權間第一次激烈的衝突。
最終結果是滅本七年，以止貢贊普被殺，權臣篡位收場。
這個慘痛的結局，給了之後吐蕃贊普深刻的教訓。
當一種宗教影響力過大時，必須要用另一種宗教力量來施以平衡，而不是王室所代表的世俗權力赤膊上陣。
真正的政治高手要坐在蹺蹺板的中心，來調整左右兩端的高低平衡，而非成為任何一端的砝碼。
秦權供圖
當吐蕃走到松贊干布的時代，本教的影響力依舊無比巨大。
松贊干布為抵消這種巨大的影響，有意識的引入了佛教思想。
這也是之前談及的，西藏的宗教從始至終都是種
管理工具。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種工具的使用者和被使用者，有所不同。
松贊干布當然不可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他甚至不可能是個佛教徒。
以當時的社會背景分析，佛教被導入西藏，毫無疑問是為了實現權力結構的平衡。
松贊干布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埋下了種子，並篤定會發芽。
套用大仲馬的名言：“人類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這兩個詞中——等待和希望” 。
而松贊干布根本不在乎，是否能親眼看到結果。
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
大約100年後，被扶持起來的佛教勢力，終於有能力與本教抗衡，並將本教逐出了核心地區。
但之後幾代吐蕃贊普走的太遠了，導致倍加優待的佛教集團，脫離了國家的稅收和管理體系，成了吐蕃經濟體上難以承受的黑洞。
末代贊普朗達瑪再一次掀起滅佛運動，而佛教勢力以刺殺作為反擊手段，將吐蕃王朝送進墳墓之餘，自己也進入了一百餘年的“黑暗期”。
吐蕃王朝崩盤後，西藏曆史進入了眾多小政權的割據時代。
世俗權利（王權）的衰落，導致重興的佛教勢力，再次成了執政合法性的基礎。
由此，西藏曆史開始逐步走上，政教合一的道路。
此後的漫長歲月裡，再無一種信仰系統能比肩佛教。
於是，佛教對西藏曆史的最強影響週期開始了！
這種強到極致的影響，甚至不僅限於當時政治環境，而是重構了歷史的記憶。
秦權供圖
在西藏曆史中，有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書寫歷史的人幾乎都是佛教的高僧。
這些身處佛教後弘期（978年——至今）的高僧們，回溯了西藏曆史的吐蕃時代。
但由於他們特殊的身份，導致其所書寫的眾多《教法史料》，帶有強烈的傾向性。
宗教信仰幾乎成了，判斷善惡優劣的標準。
另外，在人類記錄歷史的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文史分離”現象。
這種文學創作與歷史記載漸行漸遠的過程，也是文人與史官間的專業細分過程。
但顯然西藏高僧們，未能深諳箇中滋味，依舊用一種講故事的方式來記錄歷史。
在高僧們激情四溢的渲染下，西藏史料變得熱烈而奔放，神話傳說、民間故事與史實熔於一爐，更像是修辭華麗的文學作品。
也由於高僧大德特殊的地位，導致其所書寫的歷史，影響力巨大，且不容置疑。
直到今天依舊有人堅信，這些史料中某些經不起考據的段落。
再有一點，當佛教居於絕對領袖地位後，寺院體系承載了古代西藏幾乎所有的社會功能。
一座藏傳佛教的寺院，既是學校、也是醫院、還可以是警察局和法院。
這種集合了眾多社會功能的機構，成了西藏社會的隱形管理部門。
在古代所謂“送孩子去長本事”，幾乎只有一條路——去寺裡唸經。
這種心理取向，堪稱今天考公務員的西藏版！
這就是西藏宗教的影響力，它就像一棵盤根錯節的參天大樹，沁入了西藏社會的所有細枝末節。
如此龐雜的體系，又怎能不產生深遠影響呢？
但藏傳佛教無比強大的存在，對西藏的歷史進程卻未必全是好事。
一個運行良好的社會模型，應是在各系統匹配的基礎上共同前進。
而藏傳佛教無可匹敵的強大，導致任何不符合佛教的思想，都難以立足。
於是，西藏曆史便將一種緩慢、低效的社會形態，一直保持了近千年。
回到地理決定的理論上，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西藏不是如此遙遠，沒有更多強人願意涉足，能夠保持如此的社會形態，尚未可知！”
秦權供圖
最後，我要強調一點，人是一種非常怪誕的動物，評價事物的標準永遠都漂移。
或者用一個常用概念來形容就是——雙標！
比如說，一方面我們在嗔怪“中國的歷史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歷史”，魯迅先生就曾經用非常詼諧的，用“脂粉氣與汗臭氣”來加以區隔；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非常喜歡塑造心中的神，將一些不男不女的流量明星捧得大紅大紫。
抑或，有些人既痛恨專政制度，認為自由選擇權神聖不可侵犯；卻又非常向往舊西藏的生活，將其描述為“田園牧歌”。
殊不知，任何人在生活中都必然面臨生存壓力。
這種壓力既源於自然，也源於人際關係，自然環境優越的土地，尚有生存危機存在，更何況是艱險異常的西藏高原？！
這種在同一個問題上，適用不同標準的“雙標”，幾乎所有人、所有事上都廣泛存在。
這其實就是赤裸裸的人性，由人性中最基本的劃分方式（你的和我的）導致。
而宗教恰恰是區分你我，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因此，在涉及西藏的問題上，尤其是涉及西藏宗教的問題上，達不成共識是大概率事件，達成共識反倒是稀缺資源。
但不管您是否認同，上面所講的，是我個人對西藏底層邏輯的認知，是我個人西藏知識體系的基礎。
我當然不能說，您認同就是了解了西藏曆史，事實上我自己都不敢說，瞭解西藏的歷史。
這些只是我個人的一個解讀視角，至於接受，還是不接受，都是您個人的選擇。
我覺得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讀書人，最蠢的事情就是——
“堅信某個東西說的100%正確”，不管這東西是什麼！一個有獨立思考、獨立見解個體的基本準則，是“與任何人的思想保持距離！”
這是我們讀書的終極目標——讀書是為了有獨立的見解，不是讀成兩腳書櫥！
詳解歷史細節，釐清來龍去脈，視角不同的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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