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前后，日本的自杀者数每年保持在3万人左右，尤其是2003年，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3万4000人，日本也因此成为了先进国中年自杀人数最高的国家。籍此，日本自杀者数的高企不下一直以来还成为了国际上的热议话题。此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思维观念的改变等原因，日本自杀率开始逐年减少，至2019年，全年自杀人数降至2万165人，与十多年前相比，减少了三分之一。
进入2020年，据警察厅的统计速报值显示，上半年自杀者数依然呈负增长，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左右。不过，好日子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从7月份开始，日本的自杀人数再次呈上升趋势，当月自杀人数达就到了1840人，八月升至1889人，九月虽略有减少，但也达到了1828人，连续三个月超过1800人的自杀者数，已经完全超过了去年同期的数字。而整个10月份，日本全国的自杀者数又攀新高，上升至2153人，此一数字终于震惊了日本朝野，一时间引起了世论的大哗……
日本街头，针对在疫情中失去打工机会的学生，日本共产党提出的伙食费补贴计划
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是因为与去年同期相比，日本10月份的自杀者数居然暴增了39.9%，而这个数字也成为了自2018年以来日本单月自杀者数的最高纪录。通算今年1～10月份的自杀数据，自杀者数已达1万7219人，其中男性为1万1541人，占比67%，女性为5678人，占比33%；如果从年龄比、性别比来看，中老年人自杀者数依然呈减少趋势，反之，10～19岁、20～29岁和30～39岁的各年代男女自杀者数却均开始呈上升趋势。以8月份为例，未满40岁的男性自杀者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1.4%，同年代的女性自杀者数更可怕，居然上升了76.6%。
这些数据完全与日本政府近期发布的令和2年版《自杀对策白书》的统计数字相符。《自杀对策白书》的统计表明：在15～39岁的死亡者中，死因为自杀的人占比最高；《自杀对策白书》同时还指出：这也是在发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才出现的事态。对此，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社会各界采取措施，以防止、阻止从高中生开始增多的自杀事件发生。
一直以来，日本的自杀者大部分都以中高年男性为主，原因大体上都是因为失业或者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导致失去收入拟或收入减少，致使他们无法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而无颜见“家中父老”。老年人则大都是因为独居的孤独、生活的穷困，以及无法料理自己的生活等原因而选择自杀。不过进入今年以来，调查统计却发现拥有大好年华的年轻男女的自杀者数开始呈不断上升趋势。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即将担负起日本未来的年轻层和已是社会中坚层的自杀者数急剧增加了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韶华女性选择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日本舆论认为，随着新冠疫情的长期化，不仅仅是新冠确诊者不断增多，受全国经济不断恶化的影响，自杀者数也在不断增多，之所以年轻男女，甚至是高中生近几个月来自杀者数也越来越多，主要也是受疫情影响：学生不能到校上课，公司职员不能正常上班，只能采取网上上课，在宅通过网络工作等，慢慢的就使得人产生孤独感，随着这样的日子越来越长，孤独感日增，尤其是日本独居的年轻人又多，渐渐感到前途渺茫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日本自古又有着淡漠生死、宽容自杀者的传统，于是，为了寻求解脱，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年轻人也就自然而然的增多了。
设置在日本车站内的镜子，据说对于想要卧轨的自杀者有一定的心理防范效果（图｜维基百科）
至于年轻女性自杀者的增加，舆论同样把它归结为疫情的原因，她们之中同样有很多人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回归家庭后，则开始照顾因疫情在宅办公的丈夫和孩子，操持增加的繁重家务等。同时，她们还失去了和同僚、友人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这一切使得他们的压抑感无限增大……而新冠疫情长期化还带来了另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家庭暴力”行为的增多，这让受害女性更加不堪重负，选择自杀解脱的人自然也就增多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因为失业使得自杀者增加的情形存在。我们先来看一些疫情下日本年轻人窘状的具体例子。日本的许多社会福利虽然非常好，可是这些表象下面也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残酷现实。日本AERE杂志报道的那些失去工作的日本年轻人现状，就实在让人唏嘘。这家杂志曾采访了一位在新宿流浪的日本年轻人，他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记者采访他时，他已经流浪了近2周左右。 原本他是东京郊外的一家电力公司的派遣社员，8月份身体出现类似新冠的症状，于是，周围人因怕被传染对他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故意疏远、刻意无视成为了家常便饭。在这种日本社会常见的“いじめ”（欺凌）氛围下，无奈的他只好选择了辞职，当然也就再无资格住在公司宿舍，不得已成为了流浪者。而不愿求人帮助又是日本人的人生信条，也因此，在接受采访时，这位“新浪人”已经连续3天没有进食，仅仅靠着清水来维持生命……
日本街头
10月下旬，在东京池袋公园，这家杂志记者又采访了一名流浪的男性。据这位男性自述，他出身九州，之前在长野县的一家工厂工作，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工厂经营恶化，无奈，这家工厂只得选择裁员以求渡过难关，很不幸，他自己成为了裁员名单当中的一人。为了寻求工作，他来到了东京，一边生活在可以提供住宿的最便宜的网吧里，一边开始寻找工作。10月中旬，尚未能找到工作的他已无钱支付网吧费用，只好睡在公园，成为了“浪人”中的一员，而手中的钱也只剩100日元（约6元人民币）。现在他能够依靠的，只有一家做慈善活动的NPO法人机构，会偶尔在公园派发一些生活用品等。据这家NPO的工作人员介绍，上述这类人在近几个月越来越多，他们生活的困苦程度也都大体相似，最后走投无路时，选择告别人生也就只能是他们无奈的选择了。
这还只是普通人受于疫情影响而导致的悲惨个例，即使是名人、明星等，在疫情中自杀的也大有人在：5月23日，出演日本《二层公寓》（日文名《テラスハウス》）的22岁女优（女演员）木村花，自杀身亡；7月18日，年仅30岁的日本著名演员三浦春马也选择了自杀；9月20日，日本老牌演员藤木孝，在东京的家中自杀；9月14日，与藤木孝一起出演过电影的36岁女星芦名星，在新宿的家中自杀；9月27日，日本电视剧女王竹内结子，竟然也选择了自杀了结生命……
日本寺院门口的布告栏的禅语，大意是鼓励在最前方与新冠病毒战斗的人们，不要逃避痛苦艰难的事情
如果说普通人，哪怕是年轻人因疫情导致工作、生活陷于困窘而流浪街头，甚至选择自杀尚能理解的话，但上述的这些日本艺人，他们大都有着光鲜亮丽的外表，有着殷实的财富，这些也都是让普通人十分羡慕的标签，但最近发生的这些自杀事件，却不得不让人深思，他（她）们为何也都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呢？
艺人、名人从来都是走到哪儿都受人追捧的一个群体，而受制于疫情，他（她）们不仅不能在万众瞩目中展示自己了，而如女明星们每天窝在家里，甚至无需化妆，只是穿着睡衣就可以度过每一天。这种失去了光鲜、光环，时时被簇拥着的生活之现实，让她们比一般人更难适应，最后在孤立、孤独中陷于脆弱，走向自杀就成为了一些艺人选择的解脱方式。尤其是被誉为广告女王的一线女星竹内结子的自杀，鉴于她对日本国民的影响，在她自杀后的第二天，甚至日本内阁加藤官方长官都专门在定例记者吹风会上，针对竹内结子的自杀发表了看法：一般来说，著名艺人自杀，因他（她）们的行为更具模仿性，因此，影响更大，也更容易引起连锁反应，需要引起重视云云。话虽如此说，但正如一些日本媒体提出的疑问：从各种分析数据来看，表面上确实是上述这些原因导致了年轻人和女性，以至艺人的自杀，但，难道就没有更深层的根源性的社会、文化原因存在吗？
答案很明确，当然是有的。概括来讲，日本20～40岁人的自杀原因，主要是他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活得太痛苦，尤其是在疫情长期化的当下。这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里面包含着社会整体的问题，比如无处不在的规矩、责任，收入差距、贫困、就职难以及人际关系等等多个方面。以就职活动为例，一般的大学毕业生如果连续几次就职活动失败，很多人就会陷于自卑之中难以自拔。日本有句老话叫“一次脱轨，就很难矫正过来了”。那么，几次“就活”不果，心灵脆弱者精神就濒于崩溃状态了，这时一些人就会选择“死”来作为人生的解脱。即使如愿找到一份工作，按日本人的说法，那你在会社里也就是一粒“新米”。“新米”嘛！自然要经受打磨，而所谓的打磨不外是自己拼命工作的同时还要承受“先辈”的欺侮，如此，精神脆弱者在过劳和“欺凌文化”的双重折磨中难以忍受就也会走向自我毁灭。尤其是在疫情长期化的今天，就职环境更加恶劣，工作环境同样令人堪忧，无处不在的危机感、孤独感、恐惧感，都因疫情而无处倾述，“憋”的一些心理脆弱的人就只剩下走向自杀这一条路了。
疫情期间，一些老铺相继出现了“闭店告示”
从上述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普通人也罢，明星也好，在疫情生活中“痛苦”二字无不贯穿始终，就颇似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描述的那样：“……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的自杀对策担当教授的调查也显示：在自杀者中，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原因，就是觉得活得痛苦，怎么努力换来的也只是更加绝望，而这些又无处去倾述，最后只能走向自杀的结局。年轻女性同然，那位自杀对策担当教授说：以年轻女性层为中心，整体性的孤立问题不断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她们同样存在着缺少“可以倾述的对象”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疫情长期化时期就显得尤为突出，正是这样根深蒂固的复杂的各种社会原因才导致了自杀者下决心选择告别人生。
此外，如果从文化根源上挖掘，日本人还是一个有着“自杀情结”的民族。“生如夏花之绚丽，死若秋叶之静美”，泰戈尔的这句名诗，在日本之所以被广泛流传，无外乎是它应和了日本人的幽玄情绪和悲情情结。而“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更是日本人妇幼皆知的古训，盖因樱花是日本文化的图腾，日本人的骨子里认为樱花是其生命最重要的象征。
“宁愿短暂，只要灿烂”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早已不单是指樱花，而是寓意了人生。
关于日本人的生死观常见的一句禅语：生死事大，无常迅速
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无奈以及通过樱花开谢对人的生命之感悟，千百年来，已使得日本人“忧伤成疾”，对死亡怀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对自杀也抱有一种异常宽容的心态，这在日本文化人的自杀现象中表现得颇为突出——
出生于1909年的太宰治，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他的经历就是自杀未遂、结婚、与父母家庭断绝关系、文学创作，然后又是自杀未遂、殉情未成、离婚、再婚，最后终于在39岁时与情人一起殉情自杀成功。他的经典的两句话是最具冲击力的，一句是“对不起，我出生了”，另一句是“仅仅一句‘再见’就是人生”。就是这样一位不负责任的人，后世的日本人对他的尊崇和宽容却是无以复加的。
川端康成，他的自杀被日本人誉为“美的升华”。这位1968年就成为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豪，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集人生一切成功与快乐的大成者，但川端康成却如流星一逝，给世间留下了无穷余味。不过，从其平时最喜欢的一休大师的一句“佛界易入，魔界难入”，他所认为的“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以及他最持同感的芥川龙之介在遗书中写的“所谓自然的美，是在我‘临终的眼’里映现出来的”等有关川端康成的资料来看，川端康成应是难以等待要在“临终的眼”里才能看到真正的自然之美而主动跳入魔界，以求早些看到这临死的自然瞬间之美，才于1972年选择了口含煤气管自杀的。
而1970年11月25日占领了日本自卫队驻某地总监室，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后选择了剖腹自杀的三岛由纪夫，则可算是把“自杀美学”演绎的最轰轰烈烈而又武士般的悲壮了。
上述三位大作家的自杀可以算作代表，当然，20世纪自杀的日本文人还有多多，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混到了穷途末路非死不可的地步，相反，却大都是在正值大展才华达事业顶峰时选择自杀的，以此成就了日本的“自杀美学”。记得前些年流行的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中，男女主人公服药同归于尽，也被描绘成是一种神圣而永恒的行为，被津津乐道为“自杀美”的杰作。
三岛由纪夫（左一）与川端康成（中），两人均是日本“自杀美学”的代表人物（图｜维基百科）
今时的日本人自杀，虽然有着其历史、文化的根源存在，但理由却已与过去武士、文化人等所追求的“自杀美学”大相径庭，由于工作、家庭、社会等理由而对前途无望活不下去的，占了绝大多数。自杀者增多，自杀理由流于常理化，颇觉日本人终于有一点从“自杀美学”的圣坛上溜达下来的感觉了。由此，个人认为，更多的如年轻人的自杀，从表象上看，他（她）们就是觉得活的痛苦，活不下去了，那就不如死了算了，正是这种“一了百了”的在日本年轻人中常见的颓废、不求上进的心态才造成了他们自杀数据的上升，这与“自杀美学”已经实在是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是日本传统的对自杀者的宽容文化和日本人淡漠生死的人生观在潜移默化的起着一些作用。
不过，倒是还有一种说法存在：说日本年轻人之所以自杀者多是因为日本人没有宗教信仰（其实日本多宗教，正是因为多，日本人东信一点西信一点，结果慢慢就不知道自己到底信仰什么了），这貌似也有些道理，因为有了宗教信仰就有了精神寄托，而有精神寄托的人内心自然强大，当然不会轻言生死了。这则又是“多宗教”惹的祸了。
万景路专栏丨日景寻路
万景路|旅日作者|著有《你不知道的日本》等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疫情中的自杀现实让“自杀美学”不再美》，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