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
我能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85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下午，那一年我35岁。
那天，原本在太原府参加乡试的我却突然收到了大哥病逝的消息。情急之下，我顾不上没有答完的考卷，便匆匆离开考场，赶回家中料理大哥的后事。
我们乔家属于商贾世家，和其他晋商一样，主要做些粮油和茶叶的生意。那年，太平军的战火烧至江南，我们家苦心经营的茶路因此被切断。面对资金链断裂的局面，大哥急火攻心，这才撒手人寰。
大哥的孩子当时还小，难以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祖上积攒下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上，所以就忍痛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决定弃文从商。
我一直把这次意外当作是命运和我开了个玩笑，可命运的神秘之处恰恰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会是什么味道。
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从执掌乔家的那天起，恐怕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们的生意不仅越做越大，甚至还做起了“汇通天下”的票号生意。所以大家有时候不叫我“乔致庸”，而是直接尊称我为“亮财主”。
要知道，别人都是富不过三代，但乔家从我这一辈算起，却整整富了六代人。到了清末，我们家族积累了数千万白银的资产，堪称巨富。但这一切在我眼里，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可以说，我见证了晋商从辉煌到最后跌落神坛的整个过程。跨越500年，晋商这段有些类似“伤仲永”的浮沉史，每每想起，都不禁令人唏嘘。
01
熟悉历史的朋友想必清楚，从三家分晋开始，我的故乡山西就因为地势偏高，山谷纵横且有险可守的优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特殊的军事地位、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地处晋南的天然盐池，我们晋商终于在1368年等来了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一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一直对退居漠北的蒙古政权十分忌惮，所以他们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在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驻兵80万，以防对手卷土重来。
但这80万人的粮食由谁去解决，就成了让朝廷头疼的一件事。于是，朝廷出台了“开中制”：他们鼓励商家贩运粮食去边关，作为回报，官方会发放食盐运销许可证给这些商人。
众所周知，食盐自古以来就由官方垄断，它是抢手货也是老百姓的必需品，所以拿到运销许可证，无疑就是拿到了发家致富的钥匙。
我们山西因为距离边关很近，而且又有天然盐池的优势，所以晋商先辈们借这次开中制的东风，顺利赚得了第一桶金。
如此一来，和同时期的商帮相比，我们可谓占尽了先机。
到了明朝中期，因为晋北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所以很多老乡不得不背井离乡“走西口”，前往塞外的归化城、土默特和察哈尔等地谋生。
后来我的爷爷乔贵发，也是因为走西口才在包头发家，奠定了我们乔家百年的商业基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最让明朝政府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悄然崛起，他们早就对中原大地丰富的物产垂涎已久，所以在1550年，蒙古铁骑越过长城，杀至北京城下，要求通贡互市，史称"庚戌之变"。
简单来讲就是，蒙古人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逼着我们和他做生意，毕竟他们除了牛羊，其余生活必需品的确十分短缺。
21年后，明朝政府终于决定通贡互市，张家口也成为最早对蒙古开埠的边塞贸易城。
哪成想，想和我们做生意的，可不止蒙古一家。
1632年5月，渐成气候的后金第三次西征蒙古察哈尔部，这一次，他们直接打到了归化城下。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皇太极率军从归化城南下，并派人向大同得胜堡和宣化张家口明朝守军送信：“蒙古人能和你们做生意，那后金为什么不能？”
刀口已经抵到脖颈，张家口守军摄于后金兵威，于是答应和对方互市。
众所周知，张家口的商人以我们晋商居多。自此，在明朝地方军政官员的许可下，我们才和清军开始了贸易往来。
其实不止是我们，包括山东，苏杭等地的商人都和清军做起了生意，这些都在《满文老档》中有着详细的记载。我之所以要提起这段往事，是不愿看到后人戳晋商的脊梁骨，污蔑我们是“卖国贼”。
那些丑化我们晋商先辈，说他们通敌叛国，为清军入关做间谍的说法，都没有任何依据。只不过是三人成虎，以讹传讹罢了。
满汉的贸易往来，只是展现了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依赖性，我们只不过是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何谈卖国之说？
时间的车轮驶入清朝，经过近200年的积累，我们晋商很快成了“四大商帮”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和潮商专注于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我们的茶路则是以晋、冀两省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到俄国境内，乃至欧洲大陆；南经河南，一路延伸至两湖以及闽赣一带。
这条茶路也成为了我们赖以谋生的“生命线”。
因为清政府和俄罗斯关系紧张，所以两国互市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但俄国人对我们的茶叶与布匹需求量又很大，所以起初我们赚了不少钱。
以我的同行大盛魁为例，他属于旅蒙晋商中的翘楚。在鼎盛时期，他们家可以用50两一锭的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路。
我们的实力日渐雄厚，发达的商品经济也直接催生了金融业的发展，比如一直为后人所提及的票号，我对此一直引以为豪。
02
1824年，原先开颜料作坊的日升昌转行创办了第一家票号。那一年，我刚满6岁。
他们的大掌柜雷履泰，号称票号业的鼻祖，当年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日升昌因为入行早，所以很快发展到全国拥有几百家分店，白银储备占当时清政府总额的80%，俨然成为了代理国库。
而我们晋商创办的票号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则主要依赖于自己独创的经营方式。
众所周知，我们做生意靠的是股份制，这在历代经商群体中，属于首创。
以我们乔家为例，我虽然是东家，但只管出钱，具体做事的是大掌柜。店铺怎么经营，底下的人员如何调动，全听掌柜的。这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为了防止我们这些东家以权谋私，我们内部还规定：家族中的少爷、姑爷、舅爷不允许参与业务管理，这叫“不用三爷”。
所以，能担大任的大掌柜就成为了我们竭尽全力招揽的对象，于是，我们就想出了用股份制分红吸引人才的办法。
简单来说，我们的员工收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固定收入和身股。
固定收入就是在包吃穿住的基础上提供薪金，工资随着工作年限逐年递增；
身股则是指掌柜和一部分伙计凭借自己的人力入股，叫做“人股”；而我作为东家，因为拥有店铺的所有权，所以占的是“银股”。
到了年底，我们就按银股和人股的固定比例进行分红。
打个比方，清朝一个知县每年的收入大概是1045两银子，而我们票号一名三厘身股的伙计年收入大概在1000两上下，两者相差无几。
在这样浓厚经商氛围的影响下，我们山西年轻一辈中的翘楚，都做生意去了。只有那些生意做不好，资质相对较差的孩子，家里大人才会让他们去读书。
所以这也导致了从顺治到嘉庆年间，我们山西考中进士的人数逐代递减。后来，一个叫刘大鹏的学者在《退想斋日记》中记载了他对我们的印象：
“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由此可见，那个年代，“学而优则商”才是我们推崇的理念。
03
就在我接手乔家生意的第5年，虽然复字号的生意越做越好，但是波诡云谲的外部环境也暗暗助推了晋商的消亡。
只不过在浪潮袭来之前，我们作为多米诺骨牌的最后几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被推倒。
1860年11月，因为清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所以沙俄趁虚而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除了割地外，俄国人还取得了直接进入我们国内做生意的特权。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不免心里一紧。要知道在此之前，俄国人只被允许在恰克图等边境贸易城做买卖。这样一来，我们的茶叶生意就收到了史无前例的影响。
条约签订后，俄国商人不仅取得了进入张家口、天津、上海、汉口等口岸的通商权，而且还相继获得了海关茶叶免税权，以及在我国境内进行水路运输贸易的特惠权。
俄国人因为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所以原本就在生产和运输效率上大大领先于我们。这下倒好，他们还在缴税上享有特权。几十年的苦苦支撑过后，我们很快就败下阵来。
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贯通，俄商赴福建买茶，经海路直运海参崴，成本大降。在此期间，我们也曾向清政府申请走海路，却被严词拒绝。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竞争不过俄国商人，是因为陆权败给了海权。但彼时正值清政府风雨飘摇之际，危墙之下，安有完卵？
眼看茶叶生意不好做，于是在1881年，我决定聘请“蔚长厚”票号的原掌柜阎维藩，担任我们大德恒票号的掌柜。
和其他人做票号是单纯为了挣钱不同，我们乔家做票号则是为了“汇通天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加上阎维藩精明强干，我们的票号业务迅速开遍全国20多个城市，成为了后起之秀。
但这些表面繁荣背后，却掩盖不住票号逐渐走向没落的趋势。
20世纪初，因为外国银行的竞争，加上南方钱庄四起，票号的生意并不好做，全国的金融业一度呈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以当年天津对上海棉纱款项为例，每年1000万两的总额，50%走外国银行，30%走其他钱庄，我们票号所占份额仅剩20%。
大概是天可怜见，1900年，命运想要拉我们一把。
那一年的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次日凌晨，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他们途径山西时，受到我们乔家的高规格接待。临走前，“大德通”太原分号的经理贾继英，还送给慈禧20万两银子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贾继英，后来成为了大清户部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这也算是慈禧还给我们乔家的一个人情。
慈禧回京后，因为念及旧情，于是将《辛丑条约》的4.5亿两战争赔款统统交给我们处理。除此之外，我们还获得京饷及协饷的汇兑权。
除了真金白银，清廷还给了我们试水现代银行的机会。
1903年，慈禧派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一家新式银行，满心希望我们晋商能积极参与，但因为看不清未来的发展趋势，大部分票号婉言谢绝。
5年后，朝廷迫于形势，不得不组建自己的现代银行，于是他们推出了《银行通行则例》，并规定今后金融从业者必须验资注册，按章运作，否则取缔经营资格。
这次他们第一个邀请的，还是我们晋商。
但不幸的是，因为当时票号龙头蔚丰厚的大掌柜毛鸿瀚墨守陈规，由20多家票号提议“成立晋省汇业银行”的建议被他断然否决。
事实证明，我们亲手葬送了自己最后一个翻身的机会。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商界的大新闻一一“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
日升昌破产后，我们乔家的“大德通”票号历经战火，一直撑到1949年，也没能逃脱关门歇业的结局。
至此，宁波商帮借现代银行业迅速崛起，我们晋商所创办的票号逐渐模糊成往事，烟消云散。
04
想想我们晋商，借明朝的“开中制”发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硬生生闯出一条“茶叶之路”，最后又靠票号称霸全国。
但最终，我们还是因为拘泥于传统形式，拒绝向对手学习，没有趁着现代银行业在我国蓬勃发展之际，及时跟上。反而是固步自封，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
这就好比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因为不注重后天的学习和教育，最终名落孙山一样。可见“终生学习、与时俱进”的理念，其实适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票号生意陨落后，受阎锡山主政山西的影响，他借助德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力发展煤炭行业，山西由此走上了重工业发展的道路。
解放后直到今天，山西的煤炭资源一直是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基础。
长时间的资源开采型经济模式，使得家乡成为了建国后人们眼中的“黑金之省”，但形式过度单一的经济结构，也一直成为了我们挣脱不掉的标签。
现如今一提起山西，“煤老板”必定是越不过的一道坎，但我想让你知道，那并不是山西的全部。
属于晋商的荣耀虽然已成往事，但除了扼腕叹息，我想年轻一辈们能做的事，其实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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