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就地理距离而言，称得上近邻。可要从心理距离来说，日本恐怕离我们比欧洲还要遥远。中国人看日本，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感和不安感。当看到日本广告牌上醒目的汉字时，中国人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可每当涉及到九一八、靖国神社这样敏感字样时，心情又立马变得复杂起来。
这真是奇特的双边关系：虽一衣带水，却又心隔万里；虽物质往来频繁，却少有精神交流，所谓的政冷经热一直持续了十余年。双方一边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一边早就做好了战争准备。
中日早晚必有一战，或因介入台海局势、或因东海油气资源、或因钓鱼岛归属，总之这两个近邻之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长期师从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曾经因为中国的强大迷茫了2000年，现在，终于轮到中国开始困惑了。朋友？敌人？抑或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良性竞争者？只有系统的把2000年来的交往历史做个梳理，就会真相大白了。
一、漫长交往的开始——华风东渐时代
中日之间的直接交往大致在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之后，且很长一段时间都以朝鲜为交往中介。史书中称汉光武帝在建元二年，即公元57年赐“汉倭奴国王”金印给前来朝贡的倭奴国使节，这可以看作双方的第一次外交关系，而1784年该金印在九州的出土无疑也印证了史实。
其实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先进技术（如制铁）及文化就通过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此前尚在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日本社会进一步分化。中国的铁器和水田稻耕农业造就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早期国家——邪马台国。邪马台国先后三次遣使来洛阳朝贡曹魏政权，而曹魏也回派了使节。曹魏还赐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金印，甚至还派带方太守调停过邪马台与狗奴国的战争。
南北朝时期也就是日本在著名的五王时代，日本先后朝贡13次，并领受南朝政权的官位。政治上的交好以及北方频繁战乱，使得不少中国人流落日本，成为日本人所说的“归化民”。
实际上，这些归化民往往具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反倒是他们在开化落后的日本。他们既改善了日本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又加快了日本文明的进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文化也占据了主导：移民中的知识分子进入政权中枢，汉字得到普及，儒学风靡日本，作为一个尚未成熟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的先进文明充满了仰慕，双方维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二、日益紧密的往来——以华为师时代
公元6世纪末，中国由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重现大一统，经过200年整合的中华文明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而半岛的新罗模仿中国改革，国力逐渐强盛起来。日本则迎来了圣德太子摄政时期。这些国际形势触动日本高层最终决定师事中国，引入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试图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来挽救日本的危机。
圣德太子改革仅限于行政及思想领域，未触及根本，所以作用有限，但至少达成两项成果：一、通过制宪修史，皇权思想深入人心；二、重开中日邦交，派遣留学生入隋，培养改革人才，为后来的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石。
大化改新基本可以视作隋唐制度的翻版，即在经济上建立班田制及租庸调制，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日本借此一举跃入封建社会。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也随之展开：一批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被派到中国，唐朝使节也多次赴日。遣唐使事实上成为了日唐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媒介，正是通过对唐朝先进文化的全面引入，日本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体制，充实了本国文化，这一时期因为文化上浓厚的盛唐烙印而被日本史家称为“唐风时代”。唐风时代无疑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年代，并留下不少佳话，如李白哭晁衡，鉴真东渡等。随着以安史之乱为契机的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日本于894年停派了遣唐使。
直到宋朝结束动乱，恢复大一统局面后，日本才重新对中国开放。日宋交流掀起了中日关系史上的高潮。首先，更为开放务实的武士阶层执掌日本权柄，放宽了以往的限制，民间贸易得到认可。以往的官方主导模式改为官民并用。其次，由于日本工商业的勃兴，对于中国物产的需求相对降低，改而急需大量货币。日本原本铜资源有限，且铸币品质低劣，于是乎干脆停止铸币，积极发展对宋贸易以获取宋朝的铜钱，以满足国内流通之需。
隋唐两宋时期的中日邦交堪称两国关系史上的顶峰：政治上的互信互助和经济上的互利互惠。但在文化上，中国仍然是日本的老师。中国的茶道和禅宗正是此时传入日本，成为武士阶层的修炼手段。建筑、医学、书画、印刷等技艺也备受日本人青睐。此外，这一时期双边关系至少呈现出两个新特点：第一，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隋朝时就在国书中一改过去请封、朝贡的谦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而日本国名亦源于此。再次访隋时更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然而，这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文化上日本仍然是中国的附庸，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所谓的“国风时代”。第二，中国政权大国倾向的收缩。隋唐作为新兴的大国，扩张意识较强烈，但宋朝国力弱小，而奉行的文治主义使得宋朝不复唐朝的霸气，转而以一种更为平等而灵活的方针处理对外关系，宋代的中日关系由此保持了平等态势。
三、从对立到对抗——兵戎相见时代
元代是中华文明的一次大断层，更是中日关系的一大转折点。到了1271年元朝建立时，整个东亚地区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南宋和孤悬海外的日本还保持着独立。从1268年开始，蒙古先后3次遣使赴日要求建交，实际上是在勒令朝贡。执掌实权的武士政权并不买账，甚至还斩杀元使。1274年，平定了高丽义军的忽必烈派出远征军征日，1281年灭宋后再次动员14万大军攻日，居然两次横遭台风而败北。依靠两次“神风”庇佑，日本维护了民族独立。
一百年后中国建立明朝，光复了中华文明，中日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一直对中国富饶虎视眈眈的日本第一次向师傅“亮剑”，倭寇走上历史舞台。倭寇是由职业海盗、走私商人和日本九州诸侯参与的跨境海盗集团作案。长期袭扰我国东南沿海，实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使得明朝首辅们在百忙的政治斗争中派出了一代名将戚继光，于1566年平息倭乱。
相比抗倭战争的规模，30年后的万历朝鲜战争应该是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交手，与后来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如出一辙，日本首先向弱小的朝鲜下手。一代名将李如松率领辽东铁骑将明朝最先进的火器用在了日本侵略者身上，给了日本一个惨痛的教训。
清朝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中日贸易额攀升，交通的便利使得文化交流规模空前。然而，日本在深层心理上却和清人产生了隔膜。在日本看来，中华文明已经葬送在满人手中，清朝非中华文明正统。类似的情绪并非日本独有，朝鲜也常以小中华自居，认为清朝是蛮夷。随着西方势力的进入和中华朝贡体系的瓦解，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的道路，双边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鸦片战争对于日本犹如当头棒喝，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叩关，日本识趣地选择了开国，并推翻了幕府统治，一个新生的日本赫然屹立于东洋列岛。打破了旧秩序，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不久，年少轻狂的日本转而以一种异样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质疑，轻视，最后变成反感。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的出炉，宣告师生情谊的破裂。在明治日本的国际视野中，先是台湾，再是朝鲜，最后，日本终于向昔日恩师举起了武器。
甲午一战，大清帝国被东洋小国打得割地赔款。马关春帆楼谈判桌前，白发苍苍的李鸿章与年富力强的伊藤博文似乎正是当时中日两国的真实写照。李鸿章一度因为洋务运动被伊藤视为偶像和榜样，但现在不过是个可怜兮兮，行将就木的老朽。此后，中日沿袭千年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中国被日本远远甩到背后，尽管心理上很不平衡，但失败摆在眼前，何况还是被学生打败。日本给中国带来的心理冲击比任何欧美国家都来得强烈。中国人在愤愤之余，也开始对日本另眼相看：试问，此等小小岛国一经变法就将泱泱中华击败，如果中国变法成功，必能求存光大于世界民族之林。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中国丧失了机遇，几年后，日本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华，俨然以列强圈内人自居。而日俄战争中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使得中国开始对日本顶礼膜拜起来。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
不管是清朝、民国还是新中国，近代中国兴衰荣辱的背后似乎都闪现着日本的影子。巴黎和会上山东省被割让给日本，使得中国反日情绪高涨。而孙中山晚年提出的“联俄联共”主张更令日本深感不安，只好资助吴佩孚、张作霖等北洋军阀，并阻碍国民党的北伐。1926年的济南惨案不但惊醒了国人，更把蒋介石推到了英美一边。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野性难驯，与日本冲突日渐尖锐，日本只好自导自演了“皇姑屯事件”，结果又导致张学良改旗易帜，倒向南京政府。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就有流失之虞。九一八事变使得日本军部势力空前高涨，最终引发了1936年二二六兵变，军部控制了日本政局，并将整个国家带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强悍好战的军人政权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日子，同时也为日后双边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四、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如果说中美关系对双方乃至世界和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中日关系对两国十几亿人民乃至东亚、东南亚人民来说都是最敏感的。这些都不是喊几句中日友好就可以化解的。每年的九一八纪念日、八月十五抗战胜利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都是一根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考验着如履薄冰的中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