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珍，1905年2月13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白兔潭九子洲。祖辈务农兼经营小商业，其父李廷山知书达理，曾教过几年私塾，其母是一个贤惠勤劳、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
李家珍从小性情活泼，天资聪明，记忆力过人。儿时在私塾念书，人称读课文能过目成诵，其聪颖超过他的三位兄长，因而父母对他特别疼爱，决心把他培养成才。每天放学回家，父亲就让他在屋里读书写字。母亲经常教导他：“你应该下苦功夫，发奋读书，有学问，日后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才能为国为民出力，才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
李家珍读了3年私塾，1918年考入白兔潭高小，离开父母住校，他“谨守规程，勤俭自主”，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榜首。1920年6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中学(即今长沙一中)。在学校，他衣履只求整洁，饮食只求充饥，惟独对时间非常珍惜，从不虚度时光。
1924年夏，李家珍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班，学习中外文和社会科学。他异常兴奋地对同学们说：“求学得所，夙愿已偿，将来为国除妖，登民筵席，必当其任。”就是怀着“为国除妖”的壮志，他开始了大学生活。
为增长知识和才干，李家珍专心致力于学业，“对学术精究不懈”，很少离校外出游乐，但对于爱国运动和进步群众团体的社会工作，他“每次必踊跃参加”，被同学称为“出类拔萃之君子”。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侵入我大沽口，并炮击驻守大沽口的冯玉祥部国民军，遭到冯部官兵的坚决还击，日舰被赶出大沽口。16日，日本帝国主义纠集英、美、法、意、荷、比、西七国公使对我国提出所谓最后通牒，无理要求国民军退出大沽口。大沽口事件和帝国主义国家提出的所谓“最后通牒”，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北大学生会组织了10余个讲演队，走上街头，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威胁中国的无耻野蛮行径。
18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组织领导下，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左派)、北京工学等团体组织召开国民大会，并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请愿和游行示威开始。李家珍为了发动更多的同学参加这一重大政治活动，以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投降，这天一清早便到各宿舍动员和邀集同学一起前往天安门参加大会。
会后，游行示威活动开始。各校学生2000多人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李家珍在队伍中与大家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境”等口号，并高唱《国民革命歌》。下午1时20分左右，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当时人山人海，请愿队伍排列于执政府门前。段祺瑞政府，拒绝学生代表进府，正当学生代表在执政府门前与当局交涉之际，段祺瑞的卫队突然向请愿学生开枪。霎时间，执政府门前，喋血通衢，陈尸府门，死47人，伤200余人。李家珍右腿根部大动脉中弹，流血不止，当即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后来他被送往内城医院，但终因流血过多，于下午5时牺牲，时年21岁。
三一八惨案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执委会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段祺瑞是“卖国凶犯”，号召全国民众起来打倒段祺瑞，雪最后通牒之耻。
北京学联决定，为死难烈士戴黑纱一周，并下半旗志哀。23日，北京各团体、学校1万余人，在北大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悬挂着大幅挽联：“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当时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的陈毅同志主持了大会。第二天，北大为李家珍、张仲超、黄克仁三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4月4日，旅京湖南同学在湖南公馆，为湖南籍在三一八惨案中殉难的杨德群、李家珍、谭季缄、彭廷圭、唐耀昆、黄克仁6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湖南旅京学生同乡会还组织了“李君家珍烈士治丧处”，追悼、安葬和处理一切善后事宜。李家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圆明园“三一八”烈士公墓中。北大师生为了永久纪念三位死难烈士，1929年5月17日在北大三院修建了“三一八烈士纪念碑”，上书三位烈士的英名及事迹。1982年3月18日将纪念碑迁到燕园(北大现址)，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以教育后来学子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
鲁迅先生当年的杂文《纪念刘和珍君》，写的也是关于“三一八”惨案中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刘和珍”女青年，遇害时年纪仅22岁，“李家珍”当时也仅21岁。“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鲁迅先生当时所指的应该也包含了“三一八”惨案中所有的“牺牲者”，我们今天之乐哉悠哉的日子是不应该忘记这些“虽殒而身不恤”的中国青年的！
亲戚或余悲，
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