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今年最慘的是經濟，現在覺得也許是水災，但最後發現很可能是中國人的愛心。
過去十年我們有多興奮，那麼2020年我們就有多失落。
2008年，時任民政部救災司司長的王振耀稱，汶川地震“把中國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然而，隨著洪災的肆虐，驚悚的消息傳來：
眾多公益機構突然發現——籌不到錢了！籌不到錢了！籌不到錢了！
公眾參與籌款的熱情寥寥，慈善表現幾乎是“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就是今天線上舉行的2020年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上，全國眾多與會公益機構必須直面的現狀和急需解決的問題。
6月12日，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發起公開募捐，募集“賑濟家庭箱”及其他救援物資。一個月時間，僅籌得13萬餘元，與60萬元的目標金額相去甚遠；壹基金“馳援南方洪災”籌款，目標200.5萬元，過了十多天，看下進度……也是一個大寫的慘。
這兩家還是知名度頗高的公益頭部機構，一些地方性的、中小型公益組織針對洪災的籌款，結果更是慘淡。
雨雨雨，急急急！
2020年命運多舛，新冠疫情未了，暴雨洪災兇猛。
6月以來，中央氣象臺連續30多天發佈暴雨預警，創下近十年來連發天數的新紀錄。
洪水席捲貴州、四川、廣西、湖北等27個省區市，截至7月12日，造成3789萬人次受災，141人死亡失蹤，2.8萬間房屋倒塌，直接經濟損失822.3億元。
進入7月後，水位不斷突破歷史各時間段的記錄。一次和1998年相當的水災似乎就在眼前。
有志願者形容救災工作“前所未有”地艱難——此次洪水受災面積廣，持續時間長，社會動員力度卻遠遠不夠。
為什麼公眾捐款不積極了？是中國人不願意愛、不再相信愛了嗎？
別急著下結論，事情可能並不像你想象的那樣。
01
“傍大款”的弊端大爆發
籌款斷崖式下跌，有公益機構籌款人歸咎於“媒體報道不給力”，要麼對洪災報道失聲缺位或不專業；要麼將災難“娛樂化”，什麼撒網撈魚、澡盆泛舟、街頭看海，生生把水災“玩壞”；要麼把災難報道政績化，都已經是政績了，哪還需要民眾操心？
媒體報道的並不少，但就中國公益的自身特點來看，這次的真相有點殘酷。因為，連串的黑天鵝牢牢戳中了中國公益的命門。
如果說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是當頭一棒，那麼對中國公益就是一記“隔山打牛”。
首先，國內不少企業扛不住了。
長久以來，企業是中國慈善捐贈的絕對主力。
中國每年的社會捐贈，企業通常佔到6-7成，個人佔到2成左右。公益機構對企業捐款的過度依賴，被形象地稱為“傍大款”。
而在發達國家和地區，慈善捐贈更多是個人捐贈主導模式。以美國為例，個人捐贈在民間慈善中佔比一般在80%左右，和中國正好反過來。
今年一季度中國GDP增速-6.8%，創歷史新低，二季度艱難轉正，但預估也僅為2%左右，這背後是中國企業滿滿的眼淚——停工停產、裁員降薪、訂單驟減。
地主家也沒有餘糧啊，企業生存都成問題，哪來錢做慈善？
其次，前期的疫情捐贈“透支”了未來。
中國公益模式特點是大災有大愛。幾乎每一次重大災害的發生，都會激發全民性的捐贈熱潮。可以說，救災慈善塑造了中國當代慈善制度的基礎架構。
只是疫情緊急關頭，社會動員的太猛，誰也沒想到洪水緊隨其後，連官方都力有不逮，何況是企業和民眾。
抗疫捐贈，中國企業、個人真的很夠意思。大量錢款、物資從四面八方湧入疫區，極大彌補了政府投入的不足。
截至4月23日，全國各級慈善組織、紅十字會共接受社會捐款419.94億元，物資10.94億件，捐贈款物（含物資折價）相當於各級財政抗疫總投入資金的近1/3。
包括騰訊在內的一大批企業身先士卒。武漢封城後，騰訊基金會設立了3億元戰疫基金，第一時間為前線搶購捐贈物資，兩週後又將這筆基金升級為15億元，在物資支援、技術支持、人員關懷、科學研究等領域提供了一攬子救援和保障計劃。
但過往經驗表明，大災激發的捐贈熱潮往往會“透支”未來。
2008年汶川地震後就出現過這種情況——當年社會捐贈總量1070億元，到2009年，急劇下降到542億元，幾乎打了個對摺。
第三，經濟衰退時期，社會捐贈額下降是一般規律。
上半年，企業停工停產裁員減薪，不少人收入縮水甚至中斷。
愛心有餘，財力不足，減少公益捐贈支出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種情況並非中國獨有。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一項調查發現，過去64年裡，經濟增長期間，美國慈善捐贈總額平均增加了4.7%，而在經濟衰退時期，儘管有更多人需要幫助，但平均捐贈實際上減少了0.5%。
一個極端的例子是2008年金融危機，當年捐贈總額下降了7.2%，2009年又下降了8%。
疫情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衝擊較2008年金融危機不遑多讓。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鄧國勝預計，疫情對我國公益行業帶來的消極影響已經開始，明年、後年籌款可能會更難，部分公益機構的日子會比較難過。
慈善捐贈隨經濟週期波動起伏，中國公益如何打破這個魔咒？
02
告別“全能政府”，中國人還沒立起來
疫情是催化劑，它大大加速了中國社會治理問題的集中暴露，甚至引發行業洗牌，這也包括公益。
短短二十年，中國社會組織數量從接近於零，到超過80萬，基金會7000有餘。這麼多的公益組織僅靠企業顯然無法維繫，競爭是遲早的。
只是2020年的黑天鵝把這一天大大提前了。
很快，中國的公益組織如果想要活下去，能夠在面對經濟週期的起伏時多一份定力，必須做到儘可能的依靠人民。
一句話，看誰能破解中國社會慈善動員水平低的難題。
有多低？
2018年，中國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當年中國人均捐款額終於超過了100元。但這相當於美國1/90，甚至遠遠落後於中美人均GDP之比。
引用一個不太讓人開心的統計：2017年，英國慈善援助基金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國民的助人意願指數為14%，在全球139個主要國家中排138名，倒數第二。
這個調查考察三個指標，即在過去一個月中是否幫助過陌生人，是否捐過錢，是否做過志願者，然後計算出一國被調查有過這種行為的比例，中國這項調查的有效樣本是4373。
從慈善業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個人捐贈比企業捐贈具有更大的穩定性。依賴企業捐贈的慈善機構往往面臨更大的風險與波動。
一個例證是，香港金融風暴後，主要依賴個人捐贈的香港樂施會、宣明會等慈善機構每年的捐贈數額穩步增長，而不少依賴企業、政府資助的慈善機構卻出現了財政危機。
當然，這也同時意味著未來的巨大空間。
2015年以來，中國社會慈善捐贈中，個人捐贈金額及其佔比持續攀升，普通民眾參與慈善的意願和力度不斷增強。
近兩年隨著“互聯網+公益”的興起，中國個人慈善捐贈滲透率有所提高，但依然沒有超過10%，而歐美國家一般在50%左右。
慈善是一種源自民間的社會機制，作為政府職能的補充，在抗險救災、教育扶貧、醫療健康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社會中存在著一個金山，還沒有被開發，那就是平民慈善。它是一塊沉睡的處女地，沒有平民慈善，慈善事業做不大。
這番話是現任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的王振耀2007年說的，僅過了一年便得到充分印證。
2008年，汶川地震之年，中國接收社會各界捐贈款物1070億元，當時創下了中國慈善捐贈金額的紀錄，也開啟了中國慈善事業的“公益元年”。
其中，國內個人捐款約458億元，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超過企業，改變了國內個人捐贈佔比徘徊在20%左右的格局。
一元、兩元、幾十元、幾百元的小額捐款，匯成百億善款的“洪流”，這就是社會的力量，民眾的力量。
無論政府也好，公益機構也好，都應該相信並善待這股聚沙成塔的力量。
03
中國公益轉型的機會
如果說2008年汶川地震，我們靠的是巨大的災難喚醒的愛心爆發，那麼後疫情時代，我們只能靠技術創新引領中國人跨越現代慈善缺失的鴻溝。
公益機構如何提升個人捐贈的比重？藉助互聯網的力量是不二之法。
在今天舉行的2020年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上，騰訊基金會發起人兼榮譽理事長陳一丹認為，新冠疫情來勢兇猛，是名副其實的一場“大考”。互聯網公益交出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答卷”，顯示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籌款能力。
截至6月11日，通過騰訊公益平臺，累計近1300萬人次為抗擊疫情捐款，共計超過6.06億元。
中國互聯網公益在2015年開始收穫，從這一年開始，中國個人捐贈規模開始不斷擴大。
在互聯網的推動下，中國慈善事業正朝著平民化、年輕化、常態化的方向發展，“隨手捐”已成為不少人的習慣，只要有公益之心，動動手指即可。
2015年9月9日，騰訊發起了中國互聯網史上第一個公益節日——99公益日，五年時間，成為全國覆蓋範圍最廣、參與人數最多的移動互聯公益行動。
作為2017年99公益日的預熱活動，“小朋友畫廊”一元購畫創造了歷史：36幅畫，上線一天，吸引超過580萬人次參與，完成1500萬元的籌款目標；2019年4800萬人次通過騰訊公益平臺捐出17.83億元，加上騰訊基金會和其他企業的配捐，共募得善款24.9億元。
“互聯網+公益”竟產生了如此強烈的“化學反應”，這是絕大多數人都始料未及的。
示範效應帶動下，包括阿里巴巴、京東、美團在內的多家企業紛紛發力互聯網公益，形成合力，極大改變了我國公益慈善的傳統運作方式。
位於陝西省有兩個貧困縣，一個縣的慈善協會會長幹了13年，靠收舊報紙，共賣得19萬元，另一個縣的慈善協會在網上為一個環保項目籌款，一個月就籌到30萬元。
一個月抵13年還不止，這就是互聯網的力量。
目前為止，民政部共指定了20家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相較於全國14億人口，20家平臺在數量上看似不多，卻以“槓桿撬動地球”之勢，極大釋放了中國民間的慈善熱情。
民政部副部長王愛文在2020年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上透露，近3年來，中國通過互聯網募集的善款每年增長率都在20%以上，2019年募集金額更是超過54億元，比上年增長68%，全國共有108.76億人次點擊、關注和參與互聯網慈善。
其中，騰訊公益平臺憑一己之力“頂起半邊天”，募集到所有20家平臺籌款總額過半數之多。自2007年運營以來，騰訊公益平臺累計籌款超過87.9億元，將近3.46億人次獻出愛心，已經是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公益籌款平臺。
互聯網還幫助解決了另一個“痛點”。
國內的公益活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把錢物捐出去的一瞬間，彷彿就與這個公益項目失聯了，錢款去了哪，物資到了誰手上，很難有反饋。這極大挫傷了公眾參與慈善的積極性。
通過互聯網捐贈，哪怕2分錢，區塊鏈技術的運用也會讓每一筆善款變得透明可追溯，大大提升了公益項目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中國的互聯網與公益慈善正日益深度融合，除了傳統的捐錢捐物，行走捐、閱讀捐、積分捐、消費捐等創新方式不斷迭代，使得80後、90後成為互聯網募捐的主流，形成了鮮活的“中國樣本”。
04
唯有相信，唯有前進
中國的慈善，自古以來官方成色明顯。
只是到了現代，中國政府職能才開始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
在政府包辦一切的時代，民間社會組織是沒有存在空間的。但“全能”政府，看起來什麼都管，往往顧此失彼。
體現到公益慈善領域，中國政府很強大，一直是搶險救災和應急管理的絕對主體。不可否認，這體現了巨大的優勢。但政府再強大，在某些方面依然無法完全替代民間的公益或志願組織所能發揮的作用。
此次疫情中，以科技企業為代表的互聯網公益發揮的效用遠遠超越籌款捐物，在抗擊疫情、維護社會運轉等方面，展現出了較傳統慈善組織更高的效率與靈活性。
但我們很遺憾地看到，疫情初期，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公開指定有官方背景的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等五家機構引發出的巨大爭議。
這種“倒退”，固然與疫情的特殊性、複雜性有關，但背後反映的一個深層次問題是：政府對政社聯動的不夠堅定。
幸好，後來我們又看到，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及時調整了這一政策，對民間公益力量授權放權。這說明，政府已經認識到政府和社會組織可以從專業層面各司其職，發揮作用。
承認政府的侷限性，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民間社會組織才有發揮其價值的空間。
我們最怕的就是中國人不再相信。
只要信任在，愛就能匯聚成河。
2020年，或許就是中國公益組織真正的涅槃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