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 05-06 18:31 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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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性強、熟人作案多、心理創傷難自愈、易造成“二次傷害”……如何最大限度保護被性侵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各級檢察機關正在積極探索——
近年來，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時常被媒體曝光，刺痛著公眾的神經。今年1至3月，全國檢察機關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決定起訴4151人，同比上升2.2%。
“在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中，遭受性侵類犯罪的佔52.3%。”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曾梳理過去十年審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發現被性侵兒童中最小的只有4歲，主要年齡集中在6至10歲，呈現低齡化趨勢。不僅如此，隱蔽性強、熟人作案多、師生關係多、心理創傷難自愈、易造成“二次傷害”……這類犯罪也被許多辦理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的檢察官視為“陽光下最大的罪惡”。
“我們還能為那些受到傷害的孩子們做些什麼？”在辦案同時，辦理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的檢察官們反覆思考著，如何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權益。記者採訪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檢察官，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一條原則——“兒童利益最大化”，也許這就是答案的輪廓。
強制報告：破解性侵案的“發現難”
近日，2019年度《上海市婦女兒童權益司法保護工作白皮書》公開披露，2019年上海檢察機關共受理審查逮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20件246人，審查起訴191件211人。已宣判的性侵案件中熟人犯罪居多，鄰居、網友、其他熟人和課外輔導老師分別佔24.3%、13.5%、10.2和8.8%。
熟人作案比例高，手段也頗具誘騙性，這是多地調查都存在的現象。2017年7月，杭州市蕭山區一位“父親”抱著褲子上沾滿血漬的昏迷小女孩就診，謊稱孩子是摔傷而致。接診醫生髮現小女孩流血不止是因下體撕裂，於是立刻撥打報警電話。
經過調查，這位“父親”楊某其實是小女孩的鄰居，已經連續一年多次使用安眠藥物致小女孩昏迷後實施性侵。2018年6月8日，楊某因犯強姦罪、猥褻兒童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隱蔽性較強、隱案率高等特點。”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塗龍科表示，此類案件的及時報案率較低，客觀證據易滅失，易貽誤偵查和取證的最佳時機。
記者注意到一個細節，大多數情況下，受害小女孩甚至不知道發生過什麼。“如上述提到的案件，如果不是接診醫生報警，後果不堪設想。”杭州市蕭山區檢察院第八檢察部辦案檢察官張功說。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通常存在發現難、干預難、取證難、定罪難等現實問題。”蕭山區檢察院第八檢察部主任方芸這樣解釋說，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段越來越趨於惡劣，犯罪嫌疑人往往拒不認罪，未成年人的認知水平及自我保護能力不足，兒童證言表達不清、易受干擾。
為此，2018年6月5日，蕭山區檢察院聯合公安、衛計等部門共同出臺全國首個《關於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其中明確，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強姦、猥褻、虐待、遺棄、拐賣、暴力傷害或工傷、火災、溺水、自殺等非正常傷害、死亡情況時，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並報告人民檢察院、衛生主管部門備案記錄。
杭州市蕭山區檢察院檢察官走訪強制報告制度的落實情況，與公安機關一起座談調研推進中遇到的困難。
隨後，浙江省杭州市、江蘇省無錫市、廣東省佛山市、甘肅省嘉峪關市等多地陸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湖北率先建立省級制度，已收到學校、醫院等第一時間報告的各類涉及未成年人重大敏感案26件。
2019年底，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忠在新聞發佈會上透露，最高檢正在聯合相關部門著手建立全國層面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強制報告制度的出現，有利於形成多部門聯動機制，喚醒全社會保護未成年人的意識和觀念。”張功相信，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發現難”的局面有望破解。他說，“也許不是所有孩子都能生活在和煦的陽光下，那麼就讓我們努力成為‘小紅帽’身後默默守護的獵人吧。”
心理疏導：挽救難自愈的心理創傷
“性侵害造成的兒童心理創傷往往很難自愈。”正如北京一中院發佈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創新發展白皮書（2009-2019）》指出的那樣，受訪檢察官普遍認為，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絕大多數會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如果沒有緊急的危機干預和介入，這種症狀可能會維持數年甚至終身。
“一些未成年人遭遇性侵後，會產生抑鬱自閉、強迫暴躁、孤僻冷漠的負面情緒，可能會衍生出自暴自棄、自殘自傷的行為。”四川天府新區成都片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負責人王亮提到，辦案時遇到的未成年被害人會擔心被身邊的同學、朋友知道，“這是較常見的焦慮想法”。
實際上，也有一些被害人表現得相對平靜，並未出現激烈的負面情緒。對此，王亮認為，要根據被害人的日常表現進行綜合分析，如果任由其掩飾、深藏自己的負面情緒，缺乏及時有效的疏導治療，一旦爆發，殺傷力不可小覷。
2015年8月，一名女童在幼兒園被門衛猥褻。案件辦理過程中，女童的父母為獲得輿論支持，在網絡媒體上將女童的個人隱私曝光於眾。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陳聰聰發現後，立刻要求女童的父母停止曝光行為，做好相關保密工作。
“媒體曝光及對案件細節的描述和刻畫，給網友提供了‘對號入座’的可能性，會讓被害人遭受民眾流言和社會輿論的種種壓力，繼續沉浸在被性侵的陰影中，帶來更重的心理創傷。”陳聰聰說，儘管此後將受侵害女童轉至心理諮詢中心接受專業診斷、治療，但還是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
“如果錯過最佳疏導時期，會給孩子的一生帶來更多的傷痛。”塗龍科認為，案件發生後，應儘快對未成年被害人進行專業的心理干預，在心理諮詢師等專業人士的幫助下，預防和減輕未成年人的創傷後應激障礙。
曾多次和心理諮詢師一起對被害人進行心理疏導的王亮坦言，“首先是要脫離案發環境，對被害人進行妥善照顧，儘量穩定情緒，避免心理傷害擴大；其次是建立被害人對環境和身邊人的信任，儘快提升安全感。”王亮還關注一些更加緊迫的現實問題——目前法律上對心理傷害的認定不足，被害人特別是其監護人對心理治療的接受度較為欠缺，專注性傷害的心理諮詢師力量和專業度有待提高等，“希望社會各界提高對心理疏導的關注度，讓更多專業人士加入來幫助未成年被害人。”
四川天府新區成都片區檢察院檢察官與心理諮詢師一起給老百姓解答孩子的家庭教育問題，關注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
“我們要像防火一樣去防止女童遭受性侵害，也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去保護被侵害女童的隱私。” 王亮呼籲，對遭受性侵害女童隱私的保護應該上升到新的高度，將其作為衡量司法進步和社會文明的標尺。
“一站式”辦案：拒絕“二次傷害”
辦案之外，司法機關有責任減少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
如果讓被害人反覆敘述被侵害的細節和過程，原本可能淡忘的經歷會在記憶中得到強化，讓恢復過程更加舉步維艱。塗龍科說，目前只有檢察機關更突出強調此類案件的專業化辦理，被害人在其他不同的司法環節中還是可能被反覆詢問。
如何將被害人的受傷害程度降到最低，是檢察機關一直以來的探索。於是，“一站式”辦案取證機制應運而生，實現一次性開展案件詢問、證據提取、心理疏導等工作，最大限度避免給未成年人帶來“二次傷害”。
2017年，寧波市鄞州區檢察院成立全國首家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站，首創檢醫合作模式，將詢問場所設置在醫院。“一方面，依託專業醫療資源，確保第一時間對未成年被害人進行身體檢查及心理疏導。另一方面，保護被害人隱私，醫療綠色通道可以減輕心理傷害。”寧波市鄞州區檢察院第七檢察部主任陳祺談到自己辦理過的一個猥褻兒童案，當時通過遊戲的方式讓被害女童放下防備，最後順利完成了生物檢材，固定了關鍵證據。
不同於“檢醫合作”模式，上海市奉賢區檢察院在2015年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證場所，選擇的是“檢警合作”模式。奉賢區檢察院未檢辦案組負責人姚倩男解釋道，刑事案件辦案一線是在派出所，報案材料、詢問筆錄都是在派出所完成，因此將取證場所設置在一線派出所內，有助於案件辦理。
記者瞭解到，取證、心理疏導、身體檢查、同步錄音錄像幾乎是“一站式”取證場所的標配。姚倩男舉例說，“如果筆錄需要複核，司法機關可以回看錄音錄像，根據當時被害人的語氣、反應來進行理解。”
詢問未成年被害人時，需要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成年親屬等合適成年人到場。一般來說，家屬的陪伴能給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心理支持，但有時候也會讓未成年被害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回答問題時難以啟齒。“一站式”取證場所的建立，也解決了姚倩男多次面臨的尷尬局面——類似情況再發生，可以溝通後將法定代理人帶至隔壁的心理疏導室，讓其通過單向透視玻璃及聲音收納系統對詢問過程進行監督，大大減輕了被害人的心理壓力，促進詢問的順利完成。姚倩男透露，截至2020年4月，已有58名未成年被害人在“一站式”取證場所接受詢問。
“建議全面建立處理兒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詢問機制。”2018年兩會期間，一封來自全國人大代表劉麗的建議引起了最高檢的注意。最高檢會同公安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辦理，答覆將加快推進“一站式”詢問場所的建設，進一步推動建設設施齊全、功能齊備、信息互通、資源共享的“一站式”詢問場所。
2019年12月20日，最高檢透露，全國已建立功能較為完備的“一站式”詢問救助辦案區330餘個，將在全國部分地區試行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一站式取證”。
司法救助：給困境未成年人“缺哪補哪”
生活困難、心理創傷、失學輟學、康復困難……一些遭遇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在案件審結以後，面臨的各種困境接踵而來。為解決涉案未成年人面臨的急迫困難，2018年，最高檢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全面加強未成年人國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
司法實踐中，很多時候未成年人面臨的主要困境並非經濟困難。《意見》洞察了這一情況，並未強調以支付救助金為主要方式，而是要求堅持經濟救助和其他相應方式救助並用並重，積極推動落實經濟救助、思想疏導、心理治療、教育幫扶、身體康復、法律援助、技能培訓、社會救助等相結合的綜合救助方式。
深諳綜合救助方式精髓的許淑妍，用“缺哪補哪”來概括司法救助的方式。廣州市南沙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的許淑妍曾為一名被親生父親猥褻的13歲留守女童奔走，聯繫協調多部門進行司法救助，涉及心理、家暴、上學、經濟等多方面問題。
這名女童原本生活無著、學業難繼，經過檢察機關的溝通與協調，如今已重新復學並免除一定學雜費用；駐村社工找來了大學生為她輔導作業，許淑妍則到學校給女童送複習資料和補習；女童的母親誤解女兒誣陷父親，出現打罵等行為，女童離家出走，母女關係惡劣，許淑妍與心理諮詢師、司法社工多次上門開導疏解，目前親子關係穩定，還在持續接受心理疏導。
不難看出，一名未成年人的司法救助可能涉及多個部門協調，不只是檢察機關一家之力能夠完成的，而是一項社會化工程。“只有搭建綜合化社會支持辦案體系，推動未成年人司法救助與社會救助相銜接，才能切實突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職責。”許淑妍反覆對記者談到，檢察機關應該作為橋樑連通其他部門，藉助專業力量來共同救助，及時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提供法律、經濟、心理、家庭教育等司法援助，暢通救助渠道的“最後一公里”。
“司法救助體系也應該是社會支持一體化、全方位的。”塗龍科建議，公檢法、民政、教育、團委等部門應和社會團體積極合作，促進形成黨委領導、政府支持、各有關方面積極參與的未成年人國家司法救助工作格局和工作機制。
“黑名單”：教師入職先查性侵犯罪記錄
最高檢曾曝光過一起案例，某地一名中學生在受到任課教師的猥褻後，因害怕案發後要轉學、影響學習等原因而不敢報案，導致其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多次遭受侵害。據“女童保護”統計，2018年媒體曝光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例中有210起為熟人作案，其中師生關係案例達71起，佔比33.80%。在沒有外界干預的情況下，性侵犯罪作案者不會自動終止。
事後打擊不如先築“防火牆”鎖住源頭。教師是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的群體，也有更多機會去接觸未成年人，對此，檢察機關決定將有侵害未成年人前科的人員擋在門外，從源頭上防止性侵害的發生。
最高檢發佈的《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提出，探索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等。2019年5月30日，廣州市檢察院上線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被一些網友戲稱為“防狼黑名單”，因為它收錄了廣州市近三年性侵類犯罪已決案件的信息，並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的員工入職程序建立了入職查詢制度，對有性侵違法犯罪前科的人員一律“拉黑”，不得錄用。
廣州市檢察院檢察官正在查詢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
該信息庫上線運行三百餘天，帶來了什麼變化？“特定崗位入職審查的準確性有所提升，同時通過加強類案研判，及時發現社會管理漏洞。”廣州市檢察院第七檢察部負責人王銀梅表示，該信息庫除了收錄被告人信息之外，還記錄了案發時間、地點、被害人年齡、與被告人的關係等相關信息，檢察機關可以使用信息庫對類案進行及時分析研判，準確把握案件的特點和規律。“我們發現了學校監控巡查、外來人員進出管理等方面漏洞，已聯合教育、行政部門聯合督促相關學校整改。”
記者瞭解到，截至2020年4月30日，該信息庫收錄強姦罪、猥褻兒童罪等性侵類犯罪共計743條，共對約2.3萬名廣州教職員工進行篩査，包含新入職員工及已在崗老員工，暫未發現有相關犯罪前科人員。據廣州市檢察院透露，該院即將上線一款智慧未檢平臺，專設“信息庫查詢”專區，用人單位可以在線提交申請材料，有效提升查詢效率。下一步，爭取今年對廣州全市所有教職員工實現查詢全覆蓋。
目前，上海、重慶、貴州、四川等省級檢察院先後牽頭公安、教育等部門建立了省級層面的入職查詢制度。截至2020年4月，上海有關部門對近27萬名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從業人員進行篩查，對26名具有性侵犯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不予錄用或予以清退。
塗龍科對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的推廣表示十分期待，同時還建議進一步擴大查詢範圍，引入專業風險評估，試行對再犯風險高、符合條件的罪犯進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開。
目前，“一站式”辦案取證機制、強制報告制度、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建設已被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吸收，最高檢正在聯合相關部門著手建立全國層面的制度機制。
（檢察日報 文字：胡玉菡 圖片：萬軍 王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