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羅蘭（1866－1944）是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巨匠，一位畢生追求和平與光明的人文主義者，中國讀者最熟悉的外國作家之一。他十分關注東方文明，尤其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正在經歷的鉅變。對留學法國的中國青年格外熱情和關心，從1920年開始交往，有信必復，撥冗晤面，激勵和引導他們的志向，具體指點寫作和翻譯，慷慨地滿足緊急的經濟求援，前後持續了二十年，直至二戰才中斷。可是，這段美好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因為歷史風雲變幻，一直鮮見記載，隨著時間推移，幾近被人遺忘。
《九人：羅曼羅蘭與中國留學生》一書作者劉志俠久居法國，近年踏遍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法國國家檔案館、巴黎杜塞文學圖書館等地方，尋找年代久遠的日記、書信、照片、印刷品等珍貴文獻，梳理辨真，條分縷析，還原了羅曼·羅蘭與盛成、敬隱漁、梁宗岱、李又然、閻宗臨、汪德耀、傅雷、高長虹、張昊九位中國青年的交往細節，敘述了他們之間互動的影響，將這個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史僅見的佳話，長留在這本不厭求真的著作裡。
《九人：羅曼羅蘭與中國留學生》 劉志俠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99讀書人
文 | 劉志俠
（以下內容為《九人：羅曼羅蘭與中國留學生》前言）
“瑞士，沃州，維爾勒夫鎮，奧爾加別墅，羅曼·羅蘭先生”（M RomainRolland, Villa Olga, Villeneuve, Vaud, Suisse），這是中國留學生寫信給羅曼·羅蘭使用的地址。本書將打開這些近一個世紀前寄到萊蒙湖畔奧爾加別墅的書簡，從羅曼·羅蘭的日記中找出相關的記載，探查信前和信後的來龍去脈，這一切，只為喚醒一段因為時代風雲被人遺忘多年的美好歷史。
在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初，啟蒙工作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文學方面，引進多如繁星的外國作家，其中不少是當代名家。但是沒有一位能像羅曼·羅蘭那樣，生前身後在中國得到那麼崇高的地位，受到文藝界和讀者的尊敬與熱愛。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19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品迅速被譯介到世界各地，包括遠東的日本和印度，可是中國缺乏法文譯者，在差不多十年時間內，他在中國寂寂無聞。直到1924年6月，才出現一位青年譯者敬隱漁，從上海給他寫信，回信在8月到達，敬隱漁譯為中文，次年一月在《小說月報》第十六卷第一號發表。
此信的出現是中國新文學史的一件大事，第一次有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在世作家寫信給中國青年作者，對中國精神懷有深厚的興趣並給予高度評價，對素昧生平的敬隱漁表現出一種超乎尋常的關愛。雖然還沒有幾個人讀過他的作品，萬千讀者卻一下子被他征服。
1926年1月起，《小說月報》連續三個月刊登了敬隱漁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開頭部分。這部小說宣揚的人道主義和英雄主義，像一股強勁的清新空氣，吹進尚未完全走出革命風暴的混沌中國，終生奮鬥不懈的主人公及其作者成了好幾代中國青年的偶像。從這一年開始，羅曼·羅蘭的誕辰成了中國文壇的盛事：1926年，1936年，1946年，中間還經歷了1944年逝世紀念和1954年逝世十年祭，每次都有刊物出版專號，著名作家紛紛為文。羅曼·羅蘭成為中國人最熟悉的外國作家，他的人格及作品在中國的影響深遠而長久。
1925年敬隱漁前往法國留學，羅曼·羅蘭不僅兌現許下的諾言，給予各方面指導和慷慨的金錢資助，而且努力把他引進法國文壇。他們的友好來往很快流傳開來，首先在中國留學生當中，繼而傳回中國，一些青年人追隨他的步履，寫信給羅曼·羅蘭。
本來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佳話，值得史家大書特書。但是羅曼·羅蘭做了好事從不張揚，日記裡也不備忘，而中國留學生由於時代原因，沒有留下多少相關的回憶文字，因此外人對其中細節無從知曉，不清楚多少人通信，不知道名字，更不要說書信內容了。勉強為文談論，只能重複流傳已久的少量事實，或者墜入向壁虛造的陷阱。
這樣的死結，很多人都知道可以通過發掘文獻來解開。剛好羅曼·羅蘭是一位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作家，數十年如一日堅持寫日記，細心保存所有筆記、來往信件、書籍和印刷品，鉅細無遺，點滴不漏。去世前已經開始親手整理自己的日記，又把一些文件結成專題檔案。他在1944年去世，留下一個龐大的文獻庫。想知道這段歷史的真相，只須到裡面尋找答案。
然而歷史沒有一條道路是筆直的。羅曼·羅蘭去世前不久，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去世後不到一年，中國開始內戰，接著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文學領域也不例外，外國作家不再被重視。羅曼·羅蘭憑著過去的蘇聯之友名聲，僥倖逃過，作品得以繼續再版重印。但到了最後，評論界開始責難他的“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出版社停止重印，在這種情況下，誰都沒有心思去重提這段文壇佳話，更不要說去法國尋根究底了。
中國人不做，法國人呢？他們做，但情況比想象的複雜。大師1944年去世，沒有子嗣，根據法國法律，唯一繼承人是他的夫人瑪麗·羅蘭（Marie Rolland，1895—1985）。瑪麗原姓屈維利埃（Cuvillier），一位斯大林時代的俄羅斯文學愛好者，父親是俄國軍官，母親是當家庭教師的法國人。她因為從莫斯科寫詩給大師而認識，而瞭解，最後在 1934年結成夫妻，成為大師的秘書和得力助手。大師去世後，她按照遺願，忠心耿耿保管全部檔案。除了在1950年代把整理好的日記送給國家圖書館，書信、手稿等全部留在身邊。她以性格硬朗、心直口快出名，凡事親力親為。由於文獻數量龐大，內容複雜，必須請人協助，但個人財力有限，多數工作依靠年輕的自願者，流動性很大。她不拒絕向研究者打開檔案，但文獻未經整理，以一人之力從中搜索，不啻海底撈針。加上資料存放在個人住宅，空間有限，令查閱困難重重。這一切，限制了整理的進度。儘管如此，經過四十年從未間斷的努力，她獨自一人或與其他學者合作整理的日記和書信集超過三十種，其中二十七種以《羅曼·羅蘭叢刊》（Cahiers Romain Rolland）為總名，由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刊行。
在這些文集中，與中國留學生的通信只出現過一次。1966年，為了紀念羅曼·羅蘭百歲誕辰，瑪麗·羅蘭從他一生所寫的浩海般書函中挑選了二百零八封信，編成叢刊第十七集，取名《一張完美的臉孔》（Un beau visage à tous sens）。其中選入1924年 7 月第一次寫給敬隱漁的回信，然而抄錄時出錯，把 Kin Yn Yu 寫成 Kin Yu Yu，由此可知，瑪麗·羅蘭身邊沒有中文助手。當時的中法教育和文化交流處於低潮，漢語不是大學的熱門外語，只有三數間設立課程，畢業生都被外交部捷足先登。自費的中國留學生從香港和臺灣來，人數很少，法國人要找一個熟悉中國文化和漢語的青年人十分困難。因此，羅曼·羅蘭夫人遲遲未能動手整理中國留學生的書信。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大型文獻的整理工作有緩急之分，無法全面鋪開，與羅曼·羅蘭通信的歷史人物很多，他們是優先處理的對象。
物換星移，轉眼到了1977年，瑪麗·羅蘭進入八十二歲耄耋之年，文叢已出版至第二十六集。就在此時，從遙遠的東方傳來一條消息，中國改革開放，有人開始研究羅曼·羅蘭對魯迅作品的評價。傳遞消息者是巴黎大學第八校漢語教授魯阿夫人（Michelle Loi，1926—2002），她是魯迅研究專家，正在領導一個小組，打算翻譯及出版魯迅全集的法文版，為此多次往返中法之間，與中國的魯迅研究者很熟絡。這一年，有一篇文章引起她的注意，標題是《談〈阿 Q正傳〉的法文譯本》，刊載在1977年6月出版的《南開大學學報》，介紹了敬隱漁法譯《阿Q正傳》和他轉達的羅曼·羅蘭對這本書的評語，魯阿夫人研究魯迅，卻對敬隱漁的名字及其翻譯一無所知，回法後告訴羅曼·羅蘭夫人和《歐洲》月刊編輯部，他們都很感興趣，於是寫信聯繫文章的作者。
作者戈寶權（1913—2000）是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者，他是一位有名的俄文翻譯家，後期轉向外國文學研究。當時的文學界剛度過一個非常時期，仍然沿著多年的老路而行。魯迅研究是一條不會迷失的大路，很多人都借用來進行研究。戈寶權比其他人起步得更早，從1976年起便參加魯迅全集的註釋工作，然後由此發展為研究魯迅作品在世界傳播及影響的專家。由於有過註釋經驗，特別重視蒐集第一手資料，介紹《阿Q正傳》法文譯本的文章就包含前所未知的新資料。魯阿夫人很快便把文章介紹到法國，在《歐洲》月刊1982年1月號發表了長文《羅曼·羅蘭與中國人羅曼·羅蘭與魯迅》（Roman Rolland et les Chinois Roman Rolland et Luxun）。通過魯阿夫人，戈寶權認識了瑪麗·羅蘭，一條嶄新的大道在他面前打開了，以後可以通過她們獲得珍貴的法國文獻。當時，他仍然以魯迅為核心，目標侷限於敬隱漁，沒有旁及其他中國留學生。
就在這時候，1981年11月，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另一位學者羅大岡（1909－1998），接到法國政府的官方邀請，前來訪問及講學。他到巴黎要見的第一位法國人就是瑪麗·羅蘭，並非因為他本人是中國研究羅曼·羅蘭的權威，生命中活力最旺盛的二三十年時間全花在這件工作上，而是他急於把一本舊書送還給瑪麗·羅蘭。這本書題名《戰鬥十五年》（Quinze ans de combats），1935年出版時僅印七十一冊，其中十冊為非賣品。1950年代末，羅大岡需要這本書作參考，遍尋不獲，最後找到瑪麗·羅蘭，借到她手中僅存的一冊。用後歸還，至1960 年代初再次借閱，還未來得及寄還，便遇到歷史大風浪，於是這本書便羈留在羅大岡家裡，東躲西藏了十多年。現在物歸原主，兩人都心情激動，開始了一場長談。
羅大岡把預備好的問題提出來，瑪麗·羅蘭逐一作了回答，到了最後，她突然提出一個建議，請羅大岡整理中國留學生的書信，寫一篇導言，結成集子，編入文叢出版。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但是羅大岡的反應卻是“我對於這個建議不感興趣”（羅大岡《三訪羅曼·羅蘭夫人》）。這句話和他說過的話自相矛盾，“我向羅蘭夫人提出的另一問題是羅曼·羅蘭關於中國的言論，以及他寫給中國人的信。我希望能在‘羅曼·羅蘭檔案’中，蒐集這方面的材料”。要尋找答案，還須認識羅大岡的個性和回顧他的過去。
他在《巧遇艾呂雅》一文中說過，“我從小膽怯，不敢去驚動有名人物，生怕碰釘子或遭冷遇。我在里昂居住時，當時羅曼·羅蘭住在日內瓦附近，我坐長途汽車去他家一個半小時可以到達，可是我從來沒有去拜訪羅曼·羅蘭”。楊哲、宋敏在《羅大岡傳》提到另一件同類的事，1938年，他獲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題目是《論白居易詩歌的雙重靈感》（La Double inspiration du poète Po Kiu-yi）。詩人保爾·福爾（Paul Fort,1872－1960）看到，在激賞之餘，邀請他見面。他卻怯於福爾的文名，因為這是一位在1912年獲得報刊加冕的“詩人王子”（Prince des poètes），他最終沒有接受邀請，只是託人把自己的法文詩帶給他作為感謝。這種不願與名人見面的情意結，令他不容易認同中國留學生主動靠近羅曼·羅蘭的舉動，所以他只想看羅曼·羅蘭本人寫的信，對中國留學生的信不感興趣。不過，這種單向選擇是不可能的事情，後來的事實顯示他改變了看法，十分重視和關心中國留學生和羅曼·羅蘭的交往。
出於禮貌，他當場沒有直接推辭，婉轉回答等看到信件再決定。不料瑪麗·羅蘭說已經準備妥當，就等他來開始工作。儘管訪問日程很緊密，羅大岡也只好同意過一個星期回頭再來。到了約好日子，信件遠未如他所想那樣準備好，拿出來的文件夾有十多本，可是每本只夾著兩封或兩三封“中國人來信”，他最感興趣的敬隱漁信件，不見蹤影。據他計算，總數至多二十來封，不足以編輯成集。信件如此分散，可見尚未真正整理過。在這些信中，羅大岡只認出梁宗岱一個人的名字。在他之前，魯阿夫人也看過一些文件夾，在《歐洲》月刊的文章中提及其他兩位中國留學生的名字：閻宗臨和盛成，又特別說明，尚未發現傅雷的信件。
羅大岡的來訪和與戈寶權的通信，促使瑪麗·羅蘭開始整理中國留學生資料。羅大岡離開巴黎不到三個星期，便接到她寄來兩份文件，都與敬隱漁有關。一份是羅曼·羅蘭寫給《歐洲》月刊外國文學編輯巴澤爾杰特的信，推薦敬隱漁翻譯的《阿Q正傳》；另一份是里昂中法大學協會會長（相當於校董會主席）雷賓（Jean Lepine，1876－1967）1929年12月30日致羅曼·羅蘭信，關於敬隱漁病情經過。同樣的文件也寄給了戈寶權，他們兩人在《人民日報》先後發表文章談到這些信件。
自此之後，羅大岡忙於其他寫作，再沒有文章論及中國留學生的書信，這個工作由戈寶權繼續下去。他和法國方面的合作進行得很順利，到了1986年，他在《羅曼·羅蘭和中國》（載《法國研究》，1986年第 6期）中說，最近數年收到瑪麗·羅蘭寄來敬隱漁三十七封信，另外還有傅雷的七封信。從文章的標題，可以知道他的研究工作已經從魯迅擴大到羅曼·羅蘭，對中國留學生書信的研究不再限於敬隱漁。他根據中國方面的文獻，認為“在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同羅曼·羅蘭有過交往的，還有盛成、徐仲年、梁宗岱、閻宗臨、汪德耀、傅雷等人”，跟著這條線索走下去，距離揭開這頁新文學歷史的真面目不遠了。
有了法國文獻這支生力軍支持，戈寶權在1991年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談有關敬隱漁翻譯〈阿Q正傳〉的新史料》，引述了十多封敬隱漁致羅曼·羅蘭信，首次披露了很多新細節，給人一個感覺，其他留學生的信件已經呼之欲出。然而，戈寶權卻在這篇文章之後停筆了，因為他的健康在1992年突然轉壞，再也不能寫作，真是天意弄人。戈寶權讀大學時曾選修法文，1935年起作為天津《大公報》的記者駐蘇聯三年，轉行俄文。當他接到這批法國資料時，只能請科學院研究法國文學的同事代為翻譯。這個做法可以解決一時難題，畢竟不能隨心所欲，既拖慢了進度，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擴大。他在2000年去世，手中的法國文獻下落不明。
法國方面也發生類似的變化，而且來得更早。首先是瑪麗·羅蘭在1985年去世，由於沒有繼承人，所有文獻歸國家所有。根據傳統，分散存放到不同的圖書館。進入1990年代，魯阿夫人退休，放棄了畢生從事的推廣魯迅作品的工作，代以文學寫作，生前最後兩部作品都是歷史小說，與中國無關。她在北京《魯迅研究》月刊發表的最後兩篇研究文章，一篇是 1994年的《關於敬隱漁名字的來源》，據一些知情人所說，她當時熱衷研究家族系譜學，如是事實，很可能影響了這篇姓名考證文章；另一篇是1996年致編輯部的長信，發表時冠題《促進魯迅研究，傳播魯迅道德的真理》，附有四封來自羅曼·羅蘭檔案的信件，都不是新發現，很早便寄給戈寶權，部分已有中譯。魯阿夫人在2002年去世。
這些變化令羅曼·羅蘭和中國留學生的交往研究再次陷入低潮，後來者只能繼續在殘缺不全的資料中打轉。死水一潭的局面到了2015年才出現突破，張英倫撰寫的《敬隱漁傳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他早年在中國科學院外文研究所工作，除了翻譯文學作品，還寫過多部法國作家傳記，很早就知道敬隱漁的名字。遠在1982年，戈寶權收到第一批法國資料時，其中雷賓致羅曼·羅蘭的信便是請他翻譯。當他把譯文送去時，戈寶權建議他寫一部敬隱漁的傳記。1988年赴法工作前，他向羅大岡辭行，羅大岡叮囑他把敬隱漁納入調研計劃，因為他的生平還是個空白。張英倫沒有忘記兩位前輩的期望，在2015年以豐富的原始文獻，周密的條分縷析，寫成一部翔實的敬隱漁傳，解決了一批困擾學術界多年的未解之謎，把敬隱漁研究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在這個過程中，他根據戈寶權的文章及其他線索，不僅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手稿部找到了敬隱漁的書信，而且讀到了其他留學生的完整檔案。
幾乎同一時期，盧嵐與筆者開始籌備撰寫梁宗岱的青年時代生平。盧嵐在大學唸書期間師從梁宗岱，曾經在他的書房裡讀過他珍藏的五封羅曼·羅蘭來信。這些文獻後來沒能逃脫歷史邪惡的烈火。因此，尋找梁宗岱在法國寫給羅曼·羅蘭的信件成為一個重要目標。最先只找到他的日記四段相關記載，寫進書稿交給出版社。但不久就追蹤到信件的收藏地點，由於整理工作未完成，沒有正式的目錄，只有瞭解內情者才知道如何向手稿部提出查閱申請。
就這樣，《青年梁宗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年秋出版後，筆者在手稿部流連了好幾個月，不僅找到冀望多年的梁宗岱信件，還看到了其他中國留學生的信件及羅曼·羅蘭日記的記載。這時出現一個想法：二十世紀連綿不斷的災難，差點掩埋了這段美好的文學歷史，目前的和平時期是一個難得機會，應該好好掌握，重拾瑪麗·羅蘭二十多年前開始的計劃，把羅曼·羅蘭和中國留學的友好往來帶回光明中，永遠留在人間。
這件工作持續了三年多時間。手稿部無論信件或日記，都不準拍攝和複印，只能閱讀和抄錄。在這件繁重的工作完成後，又從其他來源，繼續收集到一些信件，讓整套文獻更加完整。隨後的時間用來反覆核校，翻譯。由於這是歷史，儘量要求字字有據。譯文除特別註明外，均按原件自譯。信件的日期和地點，按中式習慣移至署名之後。少量引文內的註解，以方括號表示。與此同時，還要探查信件所述事情的來龍去脈，尋找他證和背景資料，所得成果就是這本書。
現在收入書中的中國留學生致羅曼·羅蘭信函總共一百二十六封，電報兩封，羅曼·羅蘭回信十一封，和日記二十七段。通信者九人，時間從 1920 年勤工儉學運動開始，延續到 1940 年德軍入侵法國前夕中斷。羅曼·羅蘭對所有人都表現出相同的友善態度和關心，根據不同情況給予不同的指點和具體幫助，其中五人曾與他會面。所有這些中國年輕人，後來都在自己的專業中各有所成。
寫信者在書中的排列順序按第一封信的寫作日期，章節標題所附外文姓名是他們在信件中的署名，全部九人：
盛成， Cheng Tcheng，通信時期：1920 － 1931
——致羅曼·羅蘭信（32），電報（1）；羅曼·羅蘭覆信（7），日記（4）；瑞士團體活動會面（1）
敬隱漁， Jean-Baptiste Kin Yn Yu，通信時期：1924 － 1930
——致羅曼·羅蘭信（44）；羅曼·羅蘭覆信（1），日記（8）；其他信件（10）；奧爾加別墅會面（2）
梁宗岱， Liang Tsong-Taï，通信時期：1929 － 1930
——致羅曼·羅蘭信（7）；羅曼·羅蘭日記（4），奧爾加別墅會面（2）
李家齊（李又然）， Li Tsia Tsi，通信時期：1929 － 1937
——致羅曼·羅蘭信（7）；羅曼·羅蘭日記（1）
閻宗臨， Yian Tsong Lin，通信時期：1929
——致羅曼·羅蘭信（3）；羅曼·羅蘭日記（2）；奧爾加別墅會面，與曾勉同行（1）
汪德耀， Ouang Te Yio，通信時期：1929 － 1931
——致羅曼·羅蘭信（20），電報（1）；羅曼·羅蘭日記（5）；其他信件（4），奧爾加別墅會面，第二次與岡碧葉小姐同行（2）
傅怒安（傅雷）， Fu Nou An，通信時期：1934 － 1936
——致羅曼·羅蘭信（7）；羅曼·羅蘭覆信（2），瑪麗·羅蘭覆信（1），日記（3）
長虹（高長虹）， Tchang Hung， ChangHung，通信時期：1936
——致羅曼·羅蘭信（3）
張昊， Chang Hao，通信時期：1937 － 1940
——致羅曼·羅蘭信（2）；羅曼·羅蘭覆信（1）
書中引用的手稿資料，版權屬於收藏持有者所有。如須轉引，務請註明出處。
這本書的內容大部分為首次發表，希望能夠從一個新的角度，為這個重要的新文學史課題，提供一個新的研究基礎，填補這段不應再存在的歷史空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劉志俠 識於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