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家中的节俭之风一直盛行。每当我们在浪费粮食，剩饭的时候，母亲就对我们说：不要浪费粮食，不要剩饭，掉地上的都捡起来吃了。还说，你爸爸那个时候，掉地上的饭，被脚踩了，都会捡起来吃。
后来，在家族聚会的时候，也经常听亲人们提起父亲捡脚踩的饭吃，亲人们讲述的时候，会开玩笑似得笑一笑，我们年轻一代也会跟着笑。
听到大舅讲述过去的故事，终于明白，一粒粒的白米饭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舅复述：
一、外婆化分成地主
1950年，父亲当上了农会的土改委员、治安委员，跟着解放军的郭参谋、王团长一起开会、打牌，多次代表列平乡参加县级会议，父亲当上了干部，为公家干事，母亲承担着家里农活，算是过上了安宁的日子。
1951年土改，按土地划分成份、定阶级。由于外公家里四兄弟只剩下外公一人，大外公、四外公的田地全算在了外公的头上。
而且，先前受鲁二佬（外公的结拜兄弟）唆使，报了绑架妻女之仇，合伙把肖二佬（村寨称肖三姑的上门郎，仗着肖三姑后家，胀脾气不做好事，当年他指使土匪绑架外婆和小姨）杀害，于是外公成为命案中的从犯，肖三姑一直告状……
此类缘故，外公家被定为地主。当得此消息后，外公接受不了接踵而至的打击和压力，当天（1951年三月的一天）在自家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
于是，父亲家成了下中农，父亲的职位莫名其妙地没了，接下来外婆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批斗，这一斗就是20年，父母亲过着忍辱负重的日子，原本父亲开朗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变得沉默寡言。
1971年，我高中毕业了，按政策，我回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我毕业后的几年里，公社来村选拔干部、招工。村里的初中生、甚至高小生都先后被选上，走出了农门。母亲为了给我寻找出路，没少巴结别人，每逢家里杀年猪时，把猪身上最好东西留着，送给别人，可就是轮不到我。
我也知道，我外婆的成份一直在影响着我，母亲哭着说：“只怪你生错命，外婆是地主，认命吧！”。不爱多说话的父亲说：“儿子，看来你招工招干没希望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吃皇粮的命，好好地学做阳春（种地），有机会跟我学木匠去。” 农活样样学，重的、脏的样样干 ，在农村劳动的岁月里，母亲常提醒我，有空要看看书，不要把学的几个字都忘了，我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时不时地看看书。
二、吃不饱饭的日子
1958年，全国正掀起了“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办起了大食堂，把家里粮食全交公了。食堂里，高桌子、矮板凳、连吃饭用的都是红筷子，八个人一桌，大米饭，有猪肉，像现在办喜事的场面，跟着大人喊“人民公社万岁，人民大食堂万岁！”，这场面很受人喜欢。
可是好景不长，不到半个月，米吃光了，猪杀完了，接下来，按人定量，十六两一斤的，大人每餐只有四两，小孩子每餐贰两，几天下来，饿得我眼睛直冒金花。
父亲调到柏杨机械厂做事，母亲随生产大军上山烧炭，大炼钢铁，大开荒，白天开荒，天黑回来，刚吃过晚饭，随着哨声又去上山烧炭，半岁的妹妹一天到晚在母亲的怀里不到五个小时。
当时只有我和奶奶留守在家里。一天清早，奶奶把我叫醒，对我说：“听说昨天在砂子岭又饿死了几个人，你娘和你妹在外不晓得怎么样了？肯定也饿得不成样子了，我炒了一碗水酸菜，你跟向二姐（远房姑姑的女儿）送到左石湖去，你娘在那里做工夫，路上要小心，不要抓着吃了，回来了奶奶给你做粑粑哟。”
当时我只有五岁多，背上一个小背笼，跟着向二姐去左石湖，我走前面，向二姐走在我后面，走了一段，我发现向二姐正抓我背笼里的菜吃，我非常生气，但我不敢讲，只是拼命地向前走。
从家到左石湖，一上一下两条高坡，有六七里路，好不容易走到那里，但母亲先天晚上被调到巴茅溪修水库去了，我没见到母亲和妹妹，失望地往回走，回到家里时，那碗酸菜早已被向二姐抓吃完了，婆非常生气，还跟她恶吵了一架。
第二年又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偶尔有水源的，都是端着簸箕去收。生产队一百多号人，共收粮食不足两千斤。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饿死在田边地角的人，数不胜数。
父母亲为了我们填饱肚子，在屋前屋后的岩石间分季节种上蔬菜：瓜类、萝卜、白菜、青菜等，有时还在野外挖一些野菜等，与食堂端来的少量稀饭一起拌好，供我们吃饱。
但到了第二年不允许搞这样的小自由，不准在家种菜了，没办法，母亲在山里扯野菜、挖葛根等，山上只要能吃的东西，都会找回家里和糠起做成糠粑。
我常常模仿母亲，到山里扯野菜回家，母亲总是不放心我，叫我不要在山里乱窜，说山里有蛇。有一次，我看见同学在吃像红薯一样的东西，一问才知道是螃蟹蔸，于是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山上挖，我挖了很多，在火里一烧，吃起来真香，我吃了三四个，肚子吃得鼓鼓的，高兴地告诉母亲，这可把母亲急坏了，说：“那东西不能吃，不消化，上面李姑公就是吃了那个死了的”，在我肚子上摸来摸去。
第二天清早，果然我的肚子痛得厉害，解不出大便，痛得我直叫，母亲把我抱在她的膝盖上，用银针瓢，一点一点给我挖，挖了老半天，我才感觉好受一点，结果屁股都流血了，这天我没上学，母亲从山上回家看了我几次才放心。
从那以后，母亲知道我饿了会乱吃东西，于是每次吃饭时，她总把她的饭先攒一块给我和妹妹吃，但我知道，母亲比我还饿，每天还要起早贪黑，下地劳动，还要给妹妹喂奶，我怎么也不肯吃母亲给我分的饭。
但有一次，我和母亲、奶奶一起吃饭，我的饭只有贰两，稀稀的，看上去跟妈妈的硬饭一样多，“你把你的稀饭留我一半，你吃我一半硬饭。”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忙着给妹妹喂饭，并叫我快吃，吃了好上学去。
于是，我用筷子在母亲碗里一划，迅速吃了起来，但我一不小心把两碗饭全吃光了。等母亲给妹妹喂完后，转过身准备吃饭时才发现，饭被我吃光了，母亲端起一碗青菜吃起来，眼里渗出了眼泪，而我虽然吃一顿饱饭，但又害怕又内疚。
有一次过节，母亲把节省下来的米拿出来，叫我煮，当时在火坑边有两个鼎罐，我顺手端起一个鼎罐架在三脚上，饭煮好后，准备吃饭，母亲才发现，原来我是用猪食鼎罐煮的饭，饭又臭又酸。母亲又拿出一点米，重新煮，饭煮好后，母亲给奶奶和我各盛了一碗刚煮好的饭，母亲自已盛的却是又臭又酸的猪食鼎罐煮的饭。
有一年春天，母亲去队里剪红薯滕，大伙提议每人吃一红薯娘，大家从土里扯出红薯娘在衣服上擦了擦，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母亲选了一个大大的，塞进了衣袋里，别人问母亲为什么不吃，母亲说：“这怎么能吃，等回家洗了再吃。” 后来母亲带回来分给了我和奶奶吃了。第二天我与几个小伙伴来到地里偷红薯娘，也想给母亲吃一个，不料被人发现，扣了母亲五分二的工分。
有一次，队里要男人们去泽家背石灰，母亲报名也去了，因为母亲惦记着在泽家做工的父亲和嫁在泽家甲洞的小姑，主要担心他们吃不饱。
晚上，母亲准备了一些菜粑粑和两个大南瓜。天还没亮，母亲就先动身了，到了甲洞，母亲叫醒小姑，看到瘦得皮包骨的小姑，母亲把两个南瓜和一些粑粑留给了小姑。小姑含着泪说：“这是什么年月，你自身难保，还顾着我。”
后来母亲时不时地去给小姑一些吃的，事过几十年，我的大表哥一直将母亲送他们葛粑粑的事念念不忘，他说：“没有舅娘的帮助，也许我们早已饿死了”。
当时的父亲在泽家机械厂做事，有一天把平时节省下来米背到家里，让我们足足吃了一餐饱饭，后来厂里几次要父亲回厂去，但父亲丢不下我们，再没有回厂。
父母亲每天起早贪黑上山挖葛根，冬天里，脚和手都裂了一道道口子，经常渗出血来，把草鞋都染红了，没有药，他们用椿树汁和棉花塞在口子上。父母亲就这样拖着我们艰辛渡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