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民間信仰中，財神是掌管錢財的神靈。求利、求財本是紅塵中人應有的特性，財神應運而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財神一直都是受人類歡迎的守護神。在大陸、港澳臺、東南亞，財神都在民間受到廣泛的尊崇。
在中國歷史上，早期的先秦兩漢時期，中國本土的文化只有財富觀念，但是沒有財神，甚至到唐代，中國的財神信仰還是不發達。在唐代以前，與財神有關的器物僅僅是一棵漢代的青銅搖錢樹，這說明，儘管對財富的崇拜是人類的本性使然，財富是人類共同的需求與夢想，所以在現實世界裡被廣泛信仰，也不足為奇，但是在唐代以前，是沒有這種信仰形式的。
歷史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漢文帝寵愛佞（nìng）臣鄧通。有一位高明的相士為鄧通算命，得出的結論是鄧通命當窮困餓死。漢文帝聽到這個消息，大為惱怒，說：“能使鄧通富有的權柄在我，怎麼說他會貧困呢?”於是將鄧通家鄉附近的大小銅山都賞賜給他，賞賜給鄧通一種特殊的權力——讓鄧通可以自由鑄造錢幣。於是鄧通得以廣鑄錢幣，富甲天下。但是，漢文帝死後，漢景帝即位。鄧通失去寵幸，晚年時果然窮困而死。
這個故事記載在《史記·佞幸列傳》之中。司馬遷之所以將此事詳加描述，其實反映了當時中國對於財富的看法：財富的多寡，並不是人力之所為。這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的一貫的傳統，我們看看先秦的各種主流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一點。
從儒家的始祖孔子開始，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直接體現在先秦儒家的"義利觀”中。所謂“義”，實際上是"仁”的外在體現。把義與利聯繫起來，是儒家的創見。先秦儒家主張敦誠信義，重義而輕利。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儒家並不是反對人們追求“利”，而是主張追求"利”的過程中必須把“義”放在首要和核心的位置，並且作為分配“利"的原則。當義與利發生矛盾，不可兼得的時候，寧願舍利趨義。所以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正是受儒家義利觀的薰陶，古代的儒者大都重義輕利，不言名利，致力於開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業，而普通民眾亦紛紛效仿，最終在中國社會中形成一種樂於助人的風尚。
而道教的始祖老子，也不贊成聚斂財富。所謂“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在道教之中，對於財富的看法是：財富的積聚，是為了行善，而不是為了自己享用。道教把行善與修道成仙明確地聯繫在一起。天師道要典《想爾注》中說：“百行當修，萬善當著。”《抱朴子內篇》中說：“人慾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當立升二百善。”道教的這種著眼於現實的濟世利人的教義，貫穿於其發展的全部歷史進程。道教有“功德成神”的說法，意思是說，積功累德，是人成為神仙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廣行善舉是道教得道成仙的重要內容。一個人要想成仙，就必須積大功德。而功德正來自於"慈悲仁愛”。《感應篇圖說》中說："慈者，萬善之根本。人慾積德累功，不獨愛人，兼當愛物，物雖至微，亦系生命。”道書中載述的仙真事蹟，無論如何神異離奇，但都是以慈悲仁愛作為基礎。
在這裡，神仙成為修道成功的典範，也是人性完善的極點。道教這種精神，後來甚至發展為“苦己利人”。比如被稱為全真龍門派"中興之祖”的清代道士王常月所訂"初真十戒”，就有“當行陰德、廣濟群生”“不得貪求無厭、積財不散，當行節儉、惠恤貧窮”等內容。總之，在道教中，行善已經成為道教“成仙”的要求。由此也可見道教對於財富的觀點。
而戰國之前的另一種顯學——墨家，更是以貧困自守。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意思就是說，當時最著名的學派就是墨學和儒學。墨學的創始人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卞”，經常身著黑色的粗布衣服，行走於諸國之間，呼籲和平、抵制戰爭。歷史上對墨家的評論甚多，說法大致差不多。《莊子》說墨家：“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皇獨能任，奈天下何?”《史記》說墨家“儉而難遵”，意思是說，墨子自苦利人，精神崇高，但是理想主義太過濃厚，難於真正實行。
墨子後來身份和地位都比較高了，但是他依然保持克制的生活，史書上說他"為節用”簡直就像在修“苦行”。墨家的門徒平日裡短衣草鞋，參加勞動，專門倡導兼愛大義，以扶弱抑強為職志，即使自己吃任何苦楚，皆所不計。
所以莊子用一生勞碌奔波於大義之行的大禹來比喻墨家。墨子本人是“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長期奔走於各諸侯國之間，宣傳他的政治主張。
墨子的這些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極其深遠。如果說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影響更大的話，在中國歷史上，下層民眾之間的互愛互助，以及急公好義的俠士風範，似乎吏得益於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