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拿著糧票爭先恐後排隊買糧食的人群
糧食問題是一切問題的基礎，正因如此，人們把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和統一全國財經工作、三大改造一起，並稱為新中國財經戰線的“三大戰役”。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花費了極大的力氣來解決糧食問題，逐漸恢復了戰亂以來遭受到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力。但到1953年，糧食嚴重緊張的情況還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內，國家共收入糧食547億斤，支出587億斤，赤字40億斤。由於1953年小麥受災，預計減產70億斤，加上廣大農民因災產生有糧惜售思想，糧食供銷形勢相當嚴峻。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對此評價道：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真有點難以為繼。
造成糧食緊缺的緣由頗為複雜，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工業建設使城鎮人口急劇增長。1953年，全國城鎮人口比1952年增加663萬，比1949年增加2061萬人。這些新增城鎮人口中，除一部分自然繁殖外，大部分是從農村轉化而來的。農民轉變成為工人後，就需要增加新的商品糧供應。
農民消費糧食的增長速度加快。新中國成立後，農民的生活逐步改善，糧食消費量也迅速增長。據統計，1952年農村人均糧食消費比1949年淨增70斤，累計起來就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國家收購不到足夠的糧食。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糧食商業領域一直是自由市場和計劃市場並存。糧食經營活動的有利可圖使得私商（甚至有一部分農民）大量販運糧食，加上不少農民有存糧防災、囤糧惜售等行為，嚴重影響了國營糧食公司和供銷合作社的糧食收購，糧食部門的購銷逆差急劇擴大。
自然災害的影響。1953年，全國出現了較大面積的災荒。河南、皖北、蘇北等產糧地區都出現了嚴重的霜災，糧食較上一年度有很大減產。
出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解決嚴重的糧食緊缺問題，已成為黨和政府的當務之急。早在1953年上半年糧食供銷矛盾進一步加劇的時候，毛澤東就要求陳雲負責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注：1954年9月，政務院被國務院取代）財政經濟委員會拿出具體辦法。7月下旬，因病正在外地休假的陳雲急忙趕回北京，參加後期的全國財經會議，著手解決此事。
根據多方討論情況，經過反覆比較、權衡利弊後，陳雲提出了“在農村徵購、在城市配售”的方案（即後來的“統購統銷”制度）。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採納了陳雲的建議。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根據《決議》規定，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包括計劃收購、計劃供應、市場管理和中央統一管理四個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
（一）在農村向餘糧戶實行糧食計劃收購（簡稱統購）的政策；
（二）對城市人民和農村缺糧人民，實行糧食計劃供應（簡稱統銷）的政策，亦即是實行適量的糧食定量配售的政策；
（三）實行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對私營糧食工商業進行嚴格管制，並嚴禁私商自由經營糧食的政策；
（四）實行在中央統一管理之下，由中央與地方分工負責的糧食管理政策。
1954年9月，陳雲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關於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問題的報告
會後，毛澤東又對這個《決議》進行了修改。當天，他又以中共中央名義將《決議》下發到地方執行。11月19日，政務院第一百九十四次政務會議又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和《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辦法》。
以毛澤東批發的《決議》和政務院通過的這兩個文件為標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正式出臺。從1953年12月初開始，一場轟轟烈烈的糧食統購統銷運動在除西藏、臺灣外的全國城鄉拉開了序幕。
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治動員和宣傳教育工作必須及時跟進。1953年12月，陳雲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致各地電報，要求一定要開好縣的幹部會議和鄉的黨內外各種會議，“絕不要性急圖快，簡單從事。”
統購統銷政策實行的頭一年，全國共有1000多萬幹部投入到徵糧的工作中去。在開好各級會議的同時，各地幹部還通過在群眾中開訴苦會、辯論會、座談會等方式加深對這一政策的宣傳瞭解。
此外，還有一些地方通過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深入宣傳。比如，四川省文化事業局製作了政策宣傳幻燈片，出動了82個電影放映隊，走村串戶進行放映。該局還組織大批文藝工作者，深入田家地頭，用各種文藝形式向農民宣傳統購統銷政策。通過這種宣傳教育，加之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威望，這項政策較快地為廣大農民所接受。
當然，任何一項政策的實施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統購統銷政策也是如此。由於缺少經驗，一些幹部在工作中有急躁情緒，在統購過程中，有農民產生了一定的緊張心理，也出現了一些偏激事件。
針對這些問題，黨中央一直在不斷調整和完善這項政策。1955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全國範圍內採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的措施。1956年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原本分散、龐大的一億幾千萬戶個體農民組建成幾十萬個合作社，統購對象開始以社為單位。這就為後來加快糧食收購制度、簡化購銷手段、推行合同預購等帶來了便利。
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解決糧食緊缺問題、保證物價平穩、加快工業化發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作用，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毛澤東在1955年指出的那樣，這一政策有五項好處，“第一，對貧農有利。貧農缺糧，保證他們餓不死。第二，對災民有利。不統購統銷的話就要餓死人。第三，對發展經濟作物有利，種棉花、甘蔗、菸葉可買到糧食。第四，對城市裡人有利，保證工業化的實現。第五，可以,拿些豆子出扣換回機器。”
如何看待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從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實行的那天起，圍繞著這項政策的利弊之爭就沒有中斷過。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項政策呢？
首先，實施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解決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緊張問題唯一正確的選擇。
從客觀實際上看，解決糧食緊缺問題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大量進口，這顯然不現實。二是實現糧食的持續增產，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尚未完成集體化的小農經濟無法在短期內實現這一目標。前兩種途徑都不可行，只能採用第三種辦法，也就是調節糧食流通方式。
從理論來源上看，歷史上，蘇聯曾根據國情需要兩次對糧食實行政策管制，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特殊時期的糧食緊缺問題。這種戰時統制經濟理論模式的成功經驗給中共領導人提供了理論依據。
從歷史經驗上看，中共歷史上有對重要生活資料進行統購統銷的成功做法。1944年3月，陳雲出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時，就會同其他領導同志先後在邊區開展過棉花統購、食鹽統銷工作，取得了既定的效果。
其次，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儘管是針對糧食緊缺問題出臺的一項經濟措施，但由於它的醞釀和出臺是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前後，就使它超越了經濟問題的範疇，成為新中國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們賣餘糧後，把錢存入信用合作社
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毛澤東很自然地把實行糧食徵購和互助合作看作兩條重要途徑。他在1953年10月2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結論講話時就明確指出：“我國經濟的主體是國營經濟，它有兩個翅膀即兩翼，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糧食徵購（對農民的改造）。”
在稍後召開的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又把此項政策與總路線的實施聯繫在一起，“總路線，概括的一句話就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次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於社會主義也是很大的推動。”
1953年10月16日發佈的《決議》明確將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過渡時期總路線中的重要性提了出來：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建設的軌道之內，引導農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必須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它是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再者，儘管中共領導人並無從實施統購統銷政策中剝削農民的意願，但不能否認的是，該政策確實為新中國工業化進程積累了資金。
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開展工業項目建設，資金來源只能依靠農業。這一點，中共領導人已有共識。國家採取對農產品定價的方式，以極低的成本將原本分散的農產品資源的支配權集中起來，再以低價向城市居民和工業企業進行統銷，用來維持工人工資和工業建設所需原料，最後又通過工業利稅的形式上繳，如此一來，便可集中起國家工業化建設的資金。
陳雲與毛澤東、劉少奇
不過，儘管出發點是善意的，但這一政策也存在一些爭議，例如可能影響到農民利益等問題。對此，陳雲曾指出：“徵購要採取公道的價格。”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也明確提出：“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並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
對農業為工業化進程所作的貢獻，中共中央在1985年發出的第1號文件中曾予以明確肯定：“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曾經起過保證供給、支持建設的積極作用。”
“糧食是穩定市場、保證建設的最重要的物資。”只有保障好糧食供應，才能保證人民生活，維持物價穩定，繼而開展現代化建設。從這個角度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提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可以說是抓住瞭解決問題的“大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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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人民網、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中國新聞週刊”“文史博覽”
作者：曾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責編：小林
網編：宋瑩
監製：方丹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