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三的语文老师钟永声老师，是那个时代新场乡公认的饱学之士，据说，还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日寇恶蹄肆意践踏中国领土时，巴金先生在贵阳讲学，钟老师曾去聆听过。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中提到父亲撰写的一副对联，钟老师在批语中说，那对联中一字似不妥，建议改为什么(具体的，我忘了)，钟老师还说，我父亲是文字高手，我不一定就按他的建议改，或许他的建议本身也是不妥的。钟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师。一个老师，一个被公认为学识渊博的老师，对曾经的学生，还如此关注、信任、褒奖，那高品，太令人赞叹了！当然，其中，也可能有钟老师对我父亲的抬爱，但，我认为，钟老师的抬爱，也不是无中生有的。现在，钟老师和我父亲都已经是古人了，他们这对应是惺惺相惜的师徒，在九泉下，会兴味盎然地说起这事吗？
我有一个远房舅舅，在改革开放后贵州民族学院政教系毕业后，留院任教。有一次，他到我家，看到父亲贴在墙上的一幅字，大为赞赏之余，又叹息不已，仿佛那字里什么东西让他五脏六肺特别舒服也特别伤痛。字很草，那时的我不认识。我觉得奇怪，便怯怯地问舅舅我父亲写的是什么，舅舅心情激动地向懵懵懂懂的我说了许多。我模糊记得，好象父亲那字上说，家里穷，没好菜好酒招待亲戚朋友，请亲戚朋友谅解；人有想法，即使在困难的处境中，也别丢了学问；学问，是最能让人心安与宁静的东西。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每想到这事，心里很痛，三十多年前的父亲，生计的艰难，学问的酷爱，在他心里的纠结，太深太沉了！那时，离父亲去逝，只有两三年时间了。父亲去逝五六年后，我那理解父亲的舅舅也不幸因车祸去逝了。我哀立在舅舅的灵前时，也在想，舅舅到九泉下，会去找我父亲吗？如果会去，他们会说起那幅字吗？我相信会。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既然是知己，生时如此，逝后，也应如此。只是，九泉下应没有贫困、疾病与车祸吧，那么，他们相聚时，我父亲一定不会被贫困和疾病困绕了。
我们农村的丧事，总要写祭文。祭文，是逝者亲属悼念逝者的文章。写祭文，事迹要丰富，感情要丰沛，用语要通俗，且，一韵到底。当然，这些我是成年后才知道的。我年少时，看过、听过，却不曾写过，要我写，我也写不出来。寨子上不少人家写祭文，有请祖父写的，有请父亲写的。父亲写祭文，先要问清逝者的主要事迹，再在稿纸上打草稿，最后用毛笔行楷誊抄在宽大的白布上。外婆去逝时，父亲以女婿的名义写了一张祭文，丧事先生念时，泪流满面，几度哽咽，围挤在灵堂听的人，许多都低着头抽泣。念完的祭文被挂在棺材头部上方的横竹上，我看见不少人一边看，一边抹眼泪，一边毫不吝啬地夸说父亲写得好。父亲写了些什么，我那时蒙昧没用心去记，现在全忘了。我也被人错爱请去写祭文时，父亲已经去逝多年了。
我在谷溪小学教书时，认识了学校旁边的曹章开。他侄子是我中学同学，我便尊称他叔叔。曹叔叔喜欢文化，爱写古诗词。与曹叔叔的闲谈中，我知道了他是我父亲的学生。我父亲初中毕业后，就到大坝农中教书，上语文课和英语课，比我父亲小一二岁的曹叔叔就是那时我父亲的学生。有一次，在曹叔叔家里，曹叔叔动情地说，我父亲教他们鲁迅先生的《药》，把那情境、那故事，讲得逼真传神极了，以致课堂上即有学生忘情地站起来声色俱厉地大骂华老栓的麻木愚昧，大骂剑子手的凶残冷血，痛哭夏瑜的无望牺牲。那时，我父亲已经去逝两年多了，在泪眼迷离中，我走到曹叔叔家门外，抬头望着高远的天空，忽然想起臧克家先生的两句诗"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