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學一直是研究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視角，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佔據重要地位。海權與陸權及其二者的關係構成了地緣政治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這其中馬漢的“海權論”、麥金德的“陸權論”和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論”最具代表性.。他們的思想與二戰後美國對歐亞大陸推行的大戰略間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
冷戰結束後，隨著“心臟地帶”重要性的衰落，斯皮克曼 “邊緣地帶理論”的重要性重新被人們所認識，並滲入到美國在冷戰後對歐亞大陸推行的大戰略中。
斯皮克曼對麥金德“心臟地帶”理論的繼承與發展
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是對麥金德“心臟地帶”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麥金德的理論所揭示的是單一的海權與陸權的對抗，在他的理論中，“心臟地帶”是權力的中心，“邊緣地帶”處於從屬性的地位，海陸間的權力對抗是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之間的對抗。
斯皮克曼則認為世界上最有權力潛質的場所是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口和資源都集中在這裡，“邊緣地帶”並非在海權與陸權的對抗中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它同樣也是一個權力鬥爭發源地。
“實際上，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三次世界大戰——拿破崙戰爭、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不列顛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崙、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所領導的邊緣地區的侵略國家的。”
斯皮克曼認為歷史上“從來不曾發生過單純的陸上勢力與海上勢力的對抗”，“歷史上的陣營總是某些邊緣地區的國家和大不列顛對抗另一些邊緣地區的國家和俄國，或者是大不列顛同俄國一道對抗一個統治邊緣地區的強國。”
斯皮克曼賦予“邊緣地帶”以獨立的意義，在他看來麥金德所揭示的海權與陸權間的對抗完全是由於“邊緣地帶”的羸弱造成的。在斯皮克曼的理論中，“邊緣地帶”具有二元性，當“邊緣地帶”羸弱時，海陸間的對抗呈現出海權國家攜其“邊緣地帶”盟友同陸權國家及其“邊緣地帶”盟友之間的對抗；當“邊緣地帶”強大時，對抗的形式則是海權國家同陸權國家攜手對抗“邊緣地帶”強國。
歷史上反覆出現的權勢對抗驗證了斯皮克曼理論中“邊緣地帶”的二元性。
拿破崙戰爭是海權國家英國同“心臟地帶”強國俄國聯手對抗“邊緣地帶”強國法國。法國戰敗後“邊緣地帶”羸弱，英俄矛盾上升為19世紀後半期大國間的主要矛盾。世紀之交，“邊緣地帶”再度崛起，只是主角換成了德國，海權國家英國和“心臟地帶”強國俄國則再度聯手。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如此，只不過主要海權國家從英國變成了美國。經歷二戰的重創，“邊緣地帶”又一次羸弱，海權國家美國和“心臟地帶”強國蘇聯間的對抗就成為了戰後大國間的主要矛盾，並持續了近半個世紀。
“邊緣地帶”對美國至關重要
斯皮克曼理論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他指出“邊緣地帶”所具有的二元性，更重要的是他指出“邊緣地帶”對美國的重要意義，即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若被一個單獨的強國所控制將威脅美國的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和日本試圖聯手控制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美國面臨著被完全包圍的可能性。這種包圍一旦實現，美國“將不得不同整個歐亞大陸的聯合勢力相對抗”，其獨立和安全就無法得到保障。
這是因為“西半球實力中心能夠為一種聯合起來的歐亞潛在實力所壓倒，歐亞聯合起來的潛力擁有十倍於美洲的人口和兩杯半的土地。即使目前新世界的工業生產力幾乎與舊世界相等，但美國一旦面對聯合起來的歐亞邊緣地區，仍將會發現自己無可奈何地被一個優勢的力量所包圍。”因此，對美國來說建立和維持歐亞大陸的均勢不僅是二戰時期美國的作戰目標之一，也是戰爭勝利後的目標。
斯皮克曼雖然強調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對美國的重要意義，即這一地區一旦被單一強權所控制將使美國面臨戰略上被包圍的危險，但他並不認為歐亞大陸“邊緣地帶”的所有地區都對美國的安全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世界實力的中心有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區、歐洲的沿海地區、歐亞大陸的遠東沿海地區、以及第四個地區——也是次要的部分——印度，將來印度的勢力也可能會增長。”也就是說，對斯皮克曼而言，歐洲和遠東地區是“邊緣地帶”最重要的權勢中心，美國在二次大戰勝利後必須以建立和維持這兩個地區的均勢為首要目標。
為了維持歐亞大陸的均勢，美國必須認識到“歐洲和亞洲的勢力分佈，無論在戰時與和平時期都和它有永久的利害關係”。也就是說美國除了在戰時介入歐亞大陸，維持歐亞大陸的均勢外，在和平時期也必須自動的參與歐亞大陸的事務，承擔必要的大陸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