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全民抗疫在我國取得了階段性成效，實現了階段性和整體性成效的有機統一，受到國際社會廣泛讚譽。但也要看到，一段時期以來，由疫情引發的社會焦點時高時下，民眾對於生活恢復常態還缺乏預期；民眾社會心理健康需要有效干預疏導；疫情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的影響不可低估，對脆弱行業和社會弱勢群體兜底保險亟需落實；地域歧視現象一定程度存在且或有蔓延；建立以生活服務為核心的社區治理體系迫在眉睫，等等系列社會問題都需要解決。基此，在鞏固來之不易顯著成效的同時，做好後疫情時期的社會治理轉型的對策研究，尤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原文 ：《智慧城市助推後疫情時期城市治理轉型》
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李國慶
圖片 |網絡
01 疫情防控凸顯社區的城市治理基礎作用
01
社區是城市社會的基礎組織，是維護生活秩序的包容性和綜合性組織。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社區組織築起了疫情防控的堅強堡壘，是疫情下社會治理的中堅力量。在社區被封鎖期間，社區居民的防疫用品主要通過社區統一組織購買發放，社區穩定了居民情緒、消除居民的憂慮，抑制了居民囤貨和搶購行為。由於社區老年人眾多，藥品供給必不可少，社區組織與周邊藥店積極協商、保障老年人的生命健康。此次疫情中社區在醫療方面的作用也得以凸顯，例如疫情相關知識的宣傳、體溫檢測等。但不可否認的是，應付上級檢查的形式主義問題也時有發生，甚至引發社會熱議。因此，在後疫情實現經濟復甦和社會再生過程中，需要重新認識和調整社區的功能定位，把服務和引領社區生活秩序恢復作為中心工作，破除任何形式主義。
02 後疫情時期智慧治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02
在疫情發展初期，疫情相關信息發佈和防疫宣傳的主要途徑是通過微博、微信、新聞app等社交和新聞網絡平臺，但是由於微信有大量營銷類公眾號的存在，真假消息魚龍混雜，出現很多“土方偏方預防新冠”等虛假消息，錯誤引導群眾。生活失範狀態呼喚政府發佈權威信息以幫助公眾建立對未來的預期。社交媒體成為疫情信息主要傳播渠道，一旦沒有權威性信息發佈和正確的輿論引導，民眾關切的社會問題必將引起各種猜測。需要大力加強新聞發佈，積極穩妥、公開透明、及時有效地回應社會的關切，幫助民眾建立正確預期。新聞媒體要加強疏導公眾情緒，增強社會信心。同時，還要普及疫情防控法律知識，明確公眾防疫的法定義務和可能涉及的法律，提高公眾的防疫責任感和自覺性，為團結各方力量恢復和維護生活秩序提振信心。
智慧城市是高新技術與城市建設、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城市可持續發展形態。在人類社會步入5G的時代，智能技術是人類用來解決城市中的社會問題、管理和運營城市的新手段。
03 後疫情時期應突出“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治理重點
03
為了讓信息技術服務於城市生活，我們需要思考城市生活與高新技術之間目的與手段的辯證關係。智慧城市建設的根本動力來源於城市所面臨的生態、社會和經濟問題，是人類運用高科技手段破解城市現實問題、探索城市未來形態的實踐活動，“智慧”來自人而非高科技，必須確立人的主體地位。在此次“戰疫”過程中，我國很大一部分老年群體由於不會使用手機和網絡等原因不能及時獲取疫情最新發展情況，而老年群體正是新冠肺炎最易感染和死亡率最高的群體。在後疫情時期的智慧城市治理中，應更加關切老年人、殘疾人等脆弱群體的實際需要，建立能夠使老年人等脆弱群體可掌握的信息平臺，幫助老年人利用信息技術提高對疫情的瞭解程度，將會有利於疫情控制。
智慧城市並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建設標準，而是運用最優的高科技智能手段因地制宜地解決所在城市的環境問題與生活問題。日本的智慧城市建設可以概括為生活中心主義的問題解決型發展模式。以日本首個智慧城市“柏之葉智慧城”為例，智慧城市的開發建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深入發掘和提出所在城市現實與潛在的課題。從城市建設主體的培育入手，組建多元社團組織，共同協商，把城市面臨的能源問題、環境共生、城市安全、健康長壽、產業振興確定為智慧城市建設的五大主題。第二階段是綜合運用最新技術智能解決所在城市面臨的現實與以上五個課題。從交通通信、能源、水資源、防災減災、廢棄物處理等城市基礎設施，從學校教育、醫療看護、社會治安等城市社會服務基礎設施視角，藉助高新技術力量應對城市治理難題。第三階段是智慧管理建設階段，突出以人為本的原則。以社區為主體，搭建地方政府、地方企業、大學、居民多元主體的社會網絡，政府提供政策引導和財政支持，企業提供高新技術支持，居民參與規劃制定與實施，增強對智慧城市的實感，避免陷入技術至上乃至技術異化帶來的恐慌，最終建立起經濟可持續和生活可持續的城市發展體系。
2006年日本總務省實行u-Japan戰略，目標是在2010年建成泛在網絡社會（ubiquitous network），將以往的有線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到不分有線無線、泛在的網絡環境建設，實現全國“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人、任何事”都能夠輕鬆連接網絡的網絡通信環境。“U”不僅是“普遍的（Universal）”“用戶導向的（User-oriented）”，也是“個性的（Unique）”。為保障老年人和殘疾人都能夠上網，政府支持開發便捷的人機交互界面、社區提供信息通信知識培訓等。把高新技術引入城市建設、服務、治理的日本智慧城市理念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服務於現實中城市社會問題的破解和對未來城市形態的探索。
借鑑國外的相關經驗，在後疫情時期，應重新審視智慧城市社會治理，明確“以人為本”的治理方向，增強城市應對突發公共風險以及從風險中得以恢復的能力。在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決定性勝利之後，更加需要加強分類研判後疫情時期的社會治理風險，牢固樹立以生活秩序恢復為工作核心的服務意識，不斷建設城市公共安全服務體系，提高城市綜合風險治理能力。藉助智慧城市的智能技術手段提高非常態下的應急管理能力，完善應急管理的法律體系和財政體制，建立社會化的應急管理人才隊伍，建立跨部門、跨單位、層次更高的總體應對災害體制。建設即使遭遇突發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及其他自然災害時也能使居民安心居住、維持業務與生活平穩運轉、“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是後疫情時期社會治理轉型的重要方向。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4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觀點 | 技術的堆砌≠智慧城市
觀點 | 不一樣的日本社區治理
關注 | “聰明”的城市，為我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