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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全民抗疫在我国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实现了阶段性和整体性成效的有机统一,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但也要看到,一段时期以来,由疫情引发的社会焦点时高时下,民众对于生活恢复常态还缺乏预期;民众社会心理健康需要有效干预疏导;疫情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对脆弱行业和社会弱势群体兜底保险亟需落实;地域歧视现象一定程度存在且或有蔓延;建立以生活服务为核心的社区治理体系迫在眉睫,等等系列社会问题都需要解决。基此,在巩固来之不易显著成效的同时,做好后疫情时期的社会治理转型的对策研究,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文 :《智慧城市助推后疫情时期城市治理转型》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李国庆

图片 |网络

01 疫情防控凸显社区的城市治理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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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础组织,是维护生活秩序的包容性和综合性组织。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社区组织筑起了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是疫情下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在社区被封锁期间,社区居民的防疫用品主要通过社区统一组织购买发放,社区稳定了居民情绪、消除居民的忧虑,抑制了居民囤货和抢购行为。由于社区老年人众多,药品供给必不可少,社区组织与周边药店积极协商、保障老年人的生命健康。此次疫情中社区在医疗方面的作用也得以凸显,例如疫情相关知识的宣传、体温检测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应付上级检查的形式主义问题也时有发生,甚至引发社会热议。因此,在后疫情实现经济复苏和社会再生过程中,需要重新认识和调整社区的功能定位,把服务和引领社区生活秩序恢复作为中心工作,破除任何形式主义。

02 后疫情时期智慧治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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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发展初期,疫情相关信息发布和防疫宣传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微博、微信、新闻app等社交和新闻网络平台,但是由于微信有大量营销类公众号的存在,真假消息鱼龙混杂,出现很多“土方偏方预防新冠”等虚假消息,错误引导群众。生活失范状态呼唤政府发布权威信息以帮助公众建立对未来的预期。社交媒体成为疫情信息主要传播渠道,一旦没有权威性信息发布和正确的舆论引导,民众关切的社会问题必将引起各种猜测。需要大力加强新闻发布,积极稳妥、公开透明、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的关切,帮助民众建立正确预期。新闻媒体要加强疏导公众情绪,增强社会信心。同时,还要普及疫情防控法律知识,明确公众防疫的法定义务和可能涉及的法律,提高公众的防疫责任感和自觉性,为团结各方力量恢复和维护生活秩序提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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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高新技术与城市建设、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形态。在人类社会步入5G的时代,智能技术是人类用来解决城市中的社会问题、管理和运营城市的新手段。

03 后疫情时期应突出“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治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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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信息技术服务于城市生活,我们需要思考城市生活与高新技术之间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城市所面临的生态、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人类运用高科技手段破解城市现实问题、探索城市未来形态的实践活动,“智慧”来自人而非高科技,必须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在此次“战疫”过程中,我国很大一部分老年群体由于不会使用手机和网络等原因不能及时获取疫情最新发展情况,而老年群体正是新冠肺炎最易感染和死亡率最高的群体。在后疫情时期的智慧城市治理中,应更加关切老年人、残疾人等脆弱群体的实际需要,建立能够使老年人等脆弱群体可掌握的信息平台,帮助老年人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对疫情的了解程度,将会有利于疫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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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建设标准,而是运用最优的高科技智能手段因地制宜地解决所在城市的环境问题与生活问题。日本的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概括为生活中心主义的问题解决型发展模式。以日本首个智慧城市“柏之叶智慧城”为例,智慧城市的开发建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深入发掘和提出所在城市现实与潜在的课题。从城市建设主体的培育入手,组建多元社团组织,共同协商,把城市面临的能源问题、环境共生、城市安全、健康长寿、产业振兴确定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五大主题。第二阶段是综合运用最新技术智能解决所在城市面临的现实与以上五个课题。从交通通信、能源、水资源、防灾减灾、废弃物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从学校教育、医疗看护、社会治安等城市社会服务基础设施视角,借助高新技术力量应对城市治理难题。第三阶段是智慧管理建设阶段,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社区为主体,搭建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大学、居民多元主体的社会网络,政府提供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企业提供高新技术支持,居民参与规划制定与实施,增强对智慧城市的实感,避免陷入技术至上乃至技术异化带来的恐慌,最终建立起经济可持续和生活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体系。

2006年日本总务省实行u-Japan战略,目标是在2010年建成泛在网络社会(ubiquitous network),将以往的有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到不分有线无线、泛在的网络环境建设,实现全国“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事”都能够轻松连接网络的网络通信环境。“U”不仅是“普遍的(Universal)”“用户导向的(User-oriented)”,也是“个性的(Unique)”。为保障老年人和残疾人都能够上网,政府支持开发便捷的人机交互界面、社区提供信息通信知识培训等。把高新技术引入城市建设、服务、治理的日本智慧城市理念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服务于现实中城市社会问题的破解和对未来城市形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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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在后疫情时期,应重新审视智慧城市社会治理,明确“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向,增强城市应对突发公共风险以及从风险中得以恢复的能力。在取得了疫情防控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更加需要加强分类研判后疫情时期的社会治理风险,牢固树立以生活秩序恢复为工作核心的服务意识,不断建设城市公共安全服务体系,提高城市综合风险治理能力。借助智慧城市的智能技术手段提高非常态下的应急管理能力,完善应急管理的法律体系和财政体制,建立社会化的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建立跨部门、跨单位、层次更高的总体应对灾害体制。建设即使遭遇突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及其他自然灾害时也能使居民安心居住、维持业务与生活平稳运转、“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是后疫情时期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方向。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4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观点 | 技术的堆砌≠智慧城市

观点 | 不一样的日本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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