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有多乱？
据统计，春秋时代的294年，臣子弑君36位，大小国家亡国52次，征战不计其数；战国时代的254年，大小战争约有222次。
平王东迁之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周郑交质”和“桓王中箭”事件，周室的权威荡然无存。没有了“天下共主”，原来靠周王室的中央权威维系的大一统局面消失了。权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乱。没有了共同的标准和原则，没有了有效的协调机制。
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遵守的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互相大打出手。“春秋无义战”。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年代。
这个时代英雄辈出，大政治家（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大军事家（孙武、吴起、孙膑、庞涓、战国四将）、大外交家（子贡、晏婴、苏秦、张仪、公孙衍），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他们各展雄才，导演了一出出精彩纷呈的历史活剧；这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思想巨人一个又一个接连出现。儒墨道法，百家争鸣，争相著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绚烂夺目的思想井喷。他们留下的著作，被后世的国人视为永恒的经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为什么乱世会成为黄金时代呢？恰恰是因为“乱”。
在西周，虽然秩序井然、社会安定，然而过分的稳定和过于严格的礼仪约束，也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同时，小国寡民导致各国交往频率不高。除了周公，西周并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
到了春秋时代，列国竞争的环境，“礼崩乐坏”，使得春秋时代的空气远比西周时代更为自由。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使各国君主为了增强国力，对人才不得不特别尊重。因此，齐桓公重用了差点一箭射死自己的管仲，秦穆公重用须发斑白的百里奚和蹇叔，魏文侯重用“杀妻求将”的吴起，楚庄王的“绝缨之宴”饶恕了调戏妃子的大将，燕昭王直接筑起了招贤的“黄金台”……
春秋时期是中国的士人能够活得顶天立地的为数不多的时代，他们可以君王的师友身份自居，伍子胥和吕不韦甚至可以“父”的身份事君主；他们将自己所学之“道”置于权势之上，苏秦、公孙衍、乐毅动辄配五、六国相印，合则留，不合则去。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
“周既不纲，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干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
孔子周游列国，不屈服于任何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更加锋芒毕露。他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第二点，春秋之后，井田制崩溃，诸侯国的“距离”越来越近，城市大量出现，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知识交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人才可以四处流动，从贵族、士人到普通农民，人人都拥有逃亡的自由，不怕被遣返。
“国家”的概念并不清晰，用《曹刿论战》里的话说，爱国是“肉食者谋之”，是贵族的事，而普通士子“又何间焉？”伍子胥可以带领吴国灭掉自己的母国楚国；楚国的甘茂到了秦国，为秦国攻打韩国“斩首六万，遂拔宜阳”；张仪、公孙衍、范雎都是魏国人，却都为秦国立下过大功；吴起、吕不韦、商鞅都是卫国人，却都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当然，乱世多了去了，并不是连年纷争、生灵涂炭、屠刀霍霍造就了黄金时代，而是各地区之间难得的第一次没有了隔阂、思想交流的频繁才催生了那个伟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