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 北京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國際關係學者
近來，在各國與新冠病毒進行殊死搏鬥的關鍵時刻，我們卻聽到了一些極其不和諧的聲音。個別西方政客無端挑起“中國病毒論”、“對華索賠論”和“對華調查論”。美國甚至以世衛組織“偏袒中國”為由，決定暫停對其供款。在本應將精力放在本國抗疫和全球合作的時刻，個別西方政客卻擺出這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架勢，乍一看讓人難以理解。但仔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西方領導人發起的“戰爭隱喻”對國際關係的緊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按照定義，戰爭隱喻是指以戰爭術語，描寫各類非戰爭事件，賦予其以強烈的對抗性、緊迫性和修辭性。在本次疫情期間，各國領導人普遍採用了戰爭隱喻，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與看不見的、難以捉摸的敵人宣戰”；英國首相約翰遜告訴英國人“他們的鬥爭要求每個公民‘直接入伍’”；美國總統特朗普則把自己塑造成一位“ 戰時總統” 。這些戰爭隱喻不同程度地團結了本國民眾，提高了民眾對於隔離等防疫舉措的認同感，減少了因失業和限制自由等帶來的反抗情緒。但是，當戰爭隱喻與個別西方國家防疫不利的現實相結合，就在國內外帶來了極其負面的影響。就國際關係而言，戰爭隱喻帶來的嚴重危害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加劇國際社會的分裂和對立。戰爭隱喻使得人們在無意識中用一種“區分敵我”的戰爭思維去理解非戰鬥性的社會問題，但在誰是敵人、如何對敵問題上，隱喻缺乏清晰度。最初，西方政治領導人將“新冠病毒”設定為敵人，其團結民眾的作用是積極的。但是，隨著民眾對抗疫措施帶來的影響日益感到不滿，他們將民眾的目光引向了中國和世衛組織身上，通過將後者放在“我們”的對立面，緩解民眾對於其防疫不利的不滿情緒。原本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就這樣被人為地劃分了陣營。戰爭隱喻不僅在這些國家內部助長了排斥亞裔和少數族裔的浪潮，造成國內社會撕裂，而且導致國際社會的分裂和對立加劇，給國際抗疫合作製造了障礙。
其次，鼓動極端民族主義，樹立個別領導人“英雄”形象。在信息高速傳播的當今時代，西方民眾由於隔離而帶來的焦慮和不安情緒，容易被政客和媒體的極端民族主義言論點燃。即便沒有任何證據，西方政客批評“敵人”過失和不義的言論，在“戰爭狀態”下往往也被民眾視為是“政治正確”的。美國帶頭將疫情暴發的原因甩鍋給中國即是一例。而且，在戰爭隱喻下，對敵人的批評不僅可以贏得民眾的同情，還可以樹立自己“民族英雄”的形象。在美國的大選之年，這種英雄領導人形象則意味選票和執政。不過，極端民族主義可能會超出政治領導人的控制，這無疑會給西方國家內部以及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對抗埋下伏筆，使得各方都成為輸家。
再者，以抗疫為藉口，為己方不義之舉賦予合法性。戰爭隱喻會塑造十惡不赦的“敵人”的形象，因此己方的任何報復行為都很可能被看作合理的。即便這種行為有意或無意造成他國人員、財產和名譽損失，本國民眾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美國的反恐戰爭導致所在國無辜平民的死傷不在少數，但是在“戰勝敵人”、“贏得戰爭”的隱喻保護下，少數人作出犧牲被認為是可以原諒，甚至是無法避免的。換句話說，此時結果決定手段的合理性。在此次疫情期間，美國政府威脅暫停對世衛組織供款，鼓動世衛組織接受臺灣。這些違反國際道義之舉在戰爭隱喻的背景下，都被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背地裡卻是在實現抗疫以外的政治目的。
新冠疫情使許多西方多國面臨死亡人數上升、經濟下行加劇、社會矛盾凸顯和社會撕裂加劇的壓力。這使不少國家執政黨的形象受損，甚至未來執政面臨調整。因此，利用戰爭隱喻在國際社會尋找假想敵，有利於釋放國內壓力，轉移民眾視線。但是，戰爭隱喻的啟動很容易，但是收場可能很難。國際社會的分裂和對抗氛圍可能在疫情平息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都無法消除，對未來的國際合作增加了障礙。作為中國來說，要警惕美國政府沿著戰爭隱喻越走越遠，甚至基於莫須有的罪名，對中國企業和個人採取“長臂管轄”式非法制裁，進一步惡化中國的國際環境。（責任編輯：王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