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熱播職場劇《安家》裡，初一“小學渣”蘇天培的媽媽終於決定賣掉他們在上海市中心鬧中取靜的高檔公寓，搬到郊區。她想讓自己的孩子轉學到一所私立中學。
儘管這是房產中介房似錦（孫儷飾）使的小計謀，天培媽卻心甘情願入套。至少她不用再每天對著學習成績不行、玩遊戲第一名的兒子咆哮，孩子也不需要再跟那些講了幾百遍還是會做錯的數學題死磕。
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你永遠無法想象父母能有多拼。那些“不配有夢想”的海淀家長，要在跑步機和通勤路上學完十幾門常青藤名校公開課；生活在北京“上東區”的順義媽媽除了要達到5000萬財富基準線，還得盤活各種資源、把規劃精確到分鐘。即便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一度是“文青”的曼哈頓媽媽也不得不為了孩子能上個好學校，費盡力氣買到一個證明身份的愛馬仕鉑金包……
狂熱至此，雞娃遍地。
所謂“雞娃”，其實就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不斷為孩子安排學習活動，給孩子打雞血的行為。每個雞娃背後，都有焦慮的父母。在他們看來，養娃不亞於一場“軍備競賽”，總要比對手多做一些，才能有更多安全感。要贏得這場競賽，只靠愛發電是不可能的，投入更多金錢才能多一分勝算。
到底要投入多少成本才能獲得不錯的回報？
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馬賽厄斯·德普克（MatthiasDoepke）和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FabrizioZilibotti）去年合著出版了《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一書，運用經濟學知識分析了美國、英國、瑞典以及日本、中國等國家的不同教育方式。
他們通過研究發現，父母的育兒風格，與社會經濟狀況有著密切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影響因素是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報。
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齊利博蒂解釋道，“當我們談論經濟學的時候，我們想說的不僅僅是錢的事兒”。正如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杜森貝里（James Duesenberry）評論貝克爾在生育率方面的研究時所說，“經濟學是關於人們如何做出選擇的學科；社會學是關於為何人們缺乏選擇的學科”。
作者之一齊利博蒂出生在意大利，他在倫敦遇到了自己的妻子——一個西班牙女人。他們的女兒諾拉出生在瑞典。此後，他們在英國、瑞士都生活過，現在定居在美國。
作為清華大學的訪問教授，齊利博蒂每年都要來中國兩趟。“我們認為父母在努力讓自己的孩子活得快樂。”他說，“但在育兒過程中，父母很難在孩子們的快樂和以後的貧富之間做平衡，這時候金錢或成功與否就會影響父母的選擇。”
01
“直升機父母”
為養娃換房恐怕已經是最簡單的事。
“我知道有這種現象，房子很小，很貴，但為了讓孩子能進理想的學校，家長還是會砸錢買下。”齊利博蒂說道。他側頭想了很久，磕磕巴巴迸出三個中文字，“學區房”。這種房產在中國極其常見，房價動輒十幾萬一平，有的甚至只能放下一張雙人床。
在中國教書時，齊利博蒂的學生對他講起過曾熱播的電視劇《虎媽貓爸》。他只看了幾集，卻也收穫不少靈感。他仍記得劇中趙薇扮演的女主角勝男。
關於“學區房”，勝男有一段經典對白：“買學區房是為了上重點學校……考上重點學校，就跟搶車位一樣。沒有車位，你的車就沒有地方停。你就會被貼單罰款，你上班會遲到，你會遭受同時的白眼。我怕茜茜將來抱怨我，為什麼不給她搶一個好的車位？”劇中，她為了讓女兒茜茜能上第一小學，賣了自家大房子、花光全家積蓄，買了9萬一平的破舊學區房。
這只是開始。學區房裡擺下的那張書桌需要永不斷電的守望者——父母。 他們時刻緊迫盯人，關注孩子的一舉一動。在美國，這樣的父母被形容為“直升機父母”。
1969年，兒童心理學家海姆·吉諾特（Haim Ginott）出版過一本暢銷的育兒指南，其中主人公列那德曾絕望哀嚎，“媽媽就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我頭頂……我也只有在打噴嚏時可以不打報告了”。
提及“直升機父母”，就不能不提到“一戰成名”的虎媽蔡美兒。她是齊利博蒂的同事，在耶魯大學法學院擔任教授。這位母親把自己傳統嚴苛的教養方式寫成了暢銷書《虎媽戰歌》。當時這本書在一定範圍內塑造了東亞父母強硬的刻板形象。
而現在，“直升機父母”在許多工業國家越來越流行。這種高參與度、高時間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密集型教養方式，不僅意味著監視與保護孩子，還意味著插手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參加的活動，甚至交友與戀愛。
根據齊利博蒂和馬賽厄斯·德普克的研究發現，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報率的國家，父母往往更寬容，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報率的國家，父母可能會更專斷，並更傾向於向孩子灌輸出人頭地的理念。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較快的社會，父母更傾向於密集型（特別是權威型）。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的經濟不平等急劇增加，隨之增加的就有“直升機父母”。
英國超級奶爸Jack Stewart在家親自教育自己的三個孩子。（東方IC圖）
經濟不平等的激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教育回報率上升導致的。齊利博蒂解釋道，隨著技術革新，可以憑藉賣力氣獲得高薪的職業越來越少，機器正在取代勞動力。當很多人去競爭原本就所剩不多的崗位，工資就會被壓得很低。
父母必須要在當下的樂趣和未來的投資之間做出選擇。齊利博蒂記得自己小時候，父母對自己的學業沒那麼重視，他們甚至很少談論關於未來的事，而現在“家長更關注他們的孩子將來能獲得什麼、能做什麼”。不過，他也認為如今時代變了。
在書中，齊利博蒂和馬賽厄斯·德普克主要探討了3種教養方式：專斷型、放任型和權威型。
專斷型教養方式是指父母要求孩子絕對服從，並且對孩子施加嚴格控制。專斷型父母也常常會使用體罰。放任型教養方式則遵循自由放任的方式，讓孩子們自主決策，鼓勵他們獨立。
這並不意味著父母完全忽視孩子的成長。
齊利博蒂特別在書中解釋，放任型父母“也關心他們的孩子並希望孩子好，但他們相信給予孩子很多自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好方法”。權威型父母的手段相對專斷型父母來說，要相對柔和折中。他們雖然也試圖影響孩子的選擇，但不是通過生硬的命令和約束，而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努力塑造孩子價值觀來達到目標。他們把結合了權威型和專斷型元素的教養方式稱為“密集型教養方式”。
在美國，直升機父母越來越多；在中國，明知不易，仍要雞娃。因為越來越多的家長意識到密集型教養方式可以顯著提升孩子的學業表現。
齊利博蒂和德普克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研究了OECD國際學生評估計劃（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的數據，並進行了問卷調查，最終得出結論：父母對子女學業的參與度會明顯影響其成績。
在一些貧富差距較小的社會，父母養娃就佛系多了。
在女兒5歲那年，齊利博蒂曾讓她跟著一位嚴格的東歐老師學鋼琴。他的瑞典朋友知道後，不贊成他把孩子逼得這麼緊。他還有一位北歐朋友是放任型教養的信徒。有幾次兩家人聚會野餐時，朋友4歲的兒子發脾氣，要求幹別的事。那位父親就立刻向眾人宣佈：“抱歉，我的兒子感到壓力。”隨即鍋碗瓢盆收一收，野餐結束。
對齊利博蒂的女兒諾拉來說，“瑞典是最好的地方，事情都很簡單，人們不太關注你的成就”。
經濟學家之外，作為父親的齊利博蒂也跳脫不出這個經濟圈。當被問到自己屬於什麼類型的父母時。他放聲大笑，“我覺得自己是權威型，不過如果你去問我女兒的話，也許她會說我是專斷型”。
“你會允許自己的女兒當個藝術家嗎？”
在齊利博蒂看來，這確實是一個很難的抉擇。作為父母，他深知如果孩子選擇當個藝術家，那就意味著要走一條異常艱辛的路，這個世上很少有人能抓住那個機會。
他的眉頭很快鬆開，慶幸自己不用做這道選擇題，“我的女兒目前並沒有表現出強烈的藝術創作欲和天賦”。諾拉現在蘇黎世瑞士聯邦理工大學念物理，“也是很難的學科”，齊利博蒂說。
02
寒門還能出貴子嗎？
教育回報率的上升加劇了經濟不平等，而教育本身也並不平等。
“沒有某個時刻能決定我一生的成敗。”齊利博蒂告訴本刊記者。他回憶起他的求學生涯，出生於工薪家庭，是家裡第一個大學生。他說：“在歐洲，大學之間並沒有太大不同，只要你通過考試，你可以進入任何一所。並不會因為高中成績不好，就被丟進一所名氣不怎麼樣的大學，你的一生就沒有其他希望。”
在其他地方，情況恐怕並非如此。
優秀的教育資源集中在屈指可數的名校之間，想要跨進它們的校門，學生不得不歷經廝殺。比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在中國，高考都被認為是“一場考試定終身”。
美國的教育體系類似中國，但不完全一樣。齊利博蒂打了個比方：“美國沒有高考這種統一大考，但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踏腳石。”想上好的中學就得先進好的小學，要升入好的小學就得先從好的幼兒園開始。這也是為什麼紐約的媽媽要經過層層面試買到上東區的房子，拎著鉑金包為孩子爭一張託兒所入場券。
想要培養出一個“優秀”的孩子，一個家庭願意傾其所有。差別只在於“所有”到底有多少？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認為，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分層是不明顯的。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孩子儘管並不擁有完全相同的機會，但差異並不大。相比之下，現在特權家庭努力讓他們的孩子在社會中站穩腳跟，並將他們隔離在學校普遍優秀的中上階層社區中，貧窮的孩子卻因為機會的減少而受損。
要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至少父母得先贏——要有錢有閒。順義父母早已實現財務自由，買得起千萬豪宅，節假日安排出國遊學，有不少寧願放棄高薪職業全職養娃。在這個被稱為“北京曼哈屯”的地界，有不少師資硬件超一流的私立學校。在美國也是如此。社區之間有著明顯的社會地位之分，學區的房產稅可以作為美國公立中小學的經費。也就是說，富人區的孩子擁有更多教學資源。
經濟上更有優勢的父母還能為高昂的密集型教養買單，為孩子安排音樂、體育、繪畫等課程。單單只是請兩三個小時的家教，費用也抵得過普通義務教育的一年學費。
時間是另一樣奢侈資源。
相比起工薪階層父母需要花更多時間自己幹家務，中上階層的家長可以請保姆，自己則有更多時間陪伴孩子。齊利博蒂提供了一組數據，在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2005年，母親和父親每週與子女一起度過的時間大約增加6小時，相當於每天增加1小時45分鐘的親子互動。
齊利博蒂在書中引入了經濟學上的一個概念“貧困陷阱”。這個概念用來描述貧困同時是一個人或社會無法擺脫的連續的糟糕狀況的原因和結果。簡而言之，貧困導致了貧困。
教育也可能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育兒差距越拉越大。
2019年4月，溫州第二外國語學校門口每週一至週五都會停著一輛房車，這是一位家長花了50多萬元購置的，以便孩子一放學就能到“家”，節省精力。（東方IC圖）
父母的收入、財富、受教育程度都會成為育兒的影響因素。同時不同背景的父母對孩子的期待也不盡相同。假如父母只期望自己的孩子成為一個最普通的藍領工人，那麼他們就會理性預期到自己在孩子身上投入的同等投資不太可能會帶來額外回報，於是索性減少對育兒的投資，或用其他方式投資。
外部環境對孩子的教養同樣重要。正如“孟母三遷”的故事，母親多次搬遷就是希望能為孩子找到一個適合學習的良好環境。
齊利博蒂把那個曼哈頓媽媽的鉑金包比作進入上流社會所要輸入的“通關密碼”。在真正到美國生活居住之前，他覺得社會階級在英國根深蒂固，“美國應該像個更開放的社會”。
事實並非如此。城市中居住隔離的情況不斷加劇，富裕家庭、高知家庭的孩子只跟有相同背景的孩子往來，這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同群效應”，即中國古語所說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貧窮家庭的孩子被關在了門外。他們無法交到中上階層的朋友。受影響的不只是交友，還有婚姻。齊利博蒂在書中這樣寫道：“來自社會較低階層的年輕男女碰到白馬王子（或公主）的機會越來越渺茫。”
“所以人們說，寒門難再出貴子？”本刊記者問。
齊利博蒂表情凝重了幾秒，“確實很難出，但我不想說這麼讓人沮喪的話”。回看自己的求學、工作經歷，他說：“人們應該繼續努力，至少有一些會成功。”
“還有一些事是政府能夠並且應該做的”，齊利博蒂說。通過資源的調度和再分配，政府至少能避免讓育兒軍備競賽壓力變得太大。
在他看來，在一個流動性很小、社會分層越來越嚴重的國家，“考試製度在原則上是為了給每個人一個機會而設計的”。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齊利博蒂說，“很多資源被投入到把比較好的孩子培養成最好的”，但更該做的是“把更多力量拿去教養那些能力偏低的人，讓他們能夠符合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應該讓教育成為這些人可以獲得的一份禮物”。
03
無法避免所有風險
亞洲父母的育兒方式在全世界來看都相當有特色，而亞洲的孩子以成績優秀，尤其是數學成績優異聞名全球。
“那些對亞洲孩子來說不足為道的壓力如果放在瑞典，那孩子們肯定就會覺得自己的父母是專斷教育。”齊利博蒂說，“孩子對父母的看法通常是基於所處社會存在的某種常態。”現有的經濟激勵機制也使得“中國父母對子女非常有進取心”，同時幫助孩子考上好大學也是中國長期以來的育兒文化。
2016年5月23日，上海，一群家長帶著孩子學習如何像紳士和淑女那樣優雅地待人接物，該課程3小時收費2800元。（東方IC圖）
不過，他注意到了鬆動的跡象。
每年來中國期間，他在報紙上以及和人們的交談中注意到大家的看法正在改變。父母願意嘗試更多新的教育形式，政府機構也在討論高考改革，試圖讓高考更開放。
齊利博蒂認為：“繼續下去會存在風險，僵化的教育系統會造成太多思想上的一致性，每個人都學一樣的東西，每個人都考同樣的試題。正在發展中的中國需要更多多樣性。”
齊利博蒂認為，目前來看，對那些還在為日常生活而奮鬥的人來說，改變還比較難。但當人們能負擔起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追求新的東西。
曾有采訪者向齊利博蒂提出一個問題：“當小家不得不面臨金錢和教育的壓力時，還如何談愛？”
在採訪中，齊利博蒂多次強調，“愛是這本書的第一個單詞，也是育兒的原因”。儘管有些父母會把自己的夢想強加給孩子，但這並非普遍情況。他覺得事情會變好，現在的父母大多願意讓孩子聽從內心的召喚，感受自己的慾望。
他沒有在書裡教父母如何成為好家長，“從廣義上來講，所有父母都知道如何當好爸爸好媽媽。”這本書，也許可以讓父母成為沒那麼焦慮的父母。
齊利博蒂表示，“之所以焦慮，通常是因為父母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有時他們會思考，也許自己做得不對，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要做的就是讓父母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他認為，這是緩解焦慮的辦法。
他唯一能給中國父母的建議就是“給孩子多一點時間，可以施加壓力，但記得放鬆一點”。
父母總是為不確定性而擔心，生怕孩子的人生與預期中有偏差。
齊利博蒂又想起小時候犯錯、摔倒的經歷，但父母並不那麼擔心，“站起來，總會有第二次機會”。父母寄希望於用一座房子、一個家庭保護自己的孩子，“無論如何，風險都是無法避免的，孩子總要找到自己的路”。
新刊預告· 文化
在武漢，紀錄城市的擺渡人 本刊記者 徐牧心/文 沈佳音/編輯
“聽到孩子說自己的媽媽前一天就出院了，攝像師便隨口問了一句“爺爺呢”，沒想到孩子就哭了起來，他說自己的爺爺已經不在了。此時他的身後是歡快的新疆舞，孩子的哭聲顯得十分微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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